“刘易斯拐点”真的来了

《财经》杂志特约学术编辑　李华芳

2008～2009年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元大手笔刺激经济，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防止数千万农民工的失业影响社会安定。

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会失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有一种估计认为高达6 000万。对社会失序的担忧的确加大了经济刺激计划的力度。

但事情的变化快得令人诧异。2009年年底，人们还在担心农民工失业，2010年年初突然出现了“民工荒”。前者意味着就业岗位不足，后者则表明完全相反的状况。在这个惊人的转换中，不仅不少经济学家进退失据陷于失语，政策制定者似乎也迷茫了。

富士康系列自杀事件和本田停工事件又将关于农民工的话题推向了新的高潮，“民工荒”不仅被认为是严峻现实，而且主流观点还进一步指出是因为长期的低工资导致了“民工荒”。自杀和停工的极端事件被看成是提高工资的契机，这里预设的一个前提就是不提高工资就找不到工人——恰好契合“刘易斯拐点论”的语境。

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的论述是，一个国家在发展初期大致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一个是以工业和城市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农村人多，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零的情况下还有剩余劳动力，只要工业和城市部门给一定工资就能吸收剩余劳动力。

在既定工资水平上，这种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在工资长期不动的情况下，工业和城市部门再投资扩大规模，最终会全面吸收剩余劳动力。而这个点之后不加工资就找不到工人了。

对“刘易斯拐点”的考量可能忽略了经济刺激计划提供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项目上马需要大量劳动力，短期内可能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在政府投资速度放缓之后，用工缺口可能会减少。

根据2009年第四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3个城市的就业市场供求进行的信息统计，东、中、西部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1、0.92、0.93，显示东部地区存在招工难问题，但中西部则未到招工难的水平，存在进一步吸收劳动力的空间。

除了即期因素外，劳动力存在的结构性缺口是由几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人口流动依旧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进城打工的成本提高，导致吸收剩余劳动力的速度放缓；其次是劳动力所具备的技能与工作岗位所需求的技能不匹配，导致岗位空缺；最后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20～39岁人口在2000年之后开始减少。总之，一方面是10年来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增加了工作岗位，也会增加缺口。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是青壮劳动力供给减少。这表面上与“刘易斯拐点”类似，实质却极为不同。通过人为减少劳动人口固然会使农业和农村人口减少，但这与农村人口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吸纳是两个概念。

联合国对中国人口的预测认为，15～64岁总劳动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顶峰，即劳动人口总数将下降。或许这才是中国未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最需要担心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