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英语有几种说法

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记得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人们就开始向我们灌输学好英语是多么地重要。渐渐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英语已经变得不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语言工具，而英语的考试分数也变得比语文的考试分数重要了很多。看看今天的学生，似乎更是这样，像“新东方”、“疯狂英语”，还有像“华尔街英语”，他们被英语包围着，全中国似乎都陷入了对英语的狂热之中。以至于在今天说话的时候，夹杂着一些英语单词，好像变成了一种时尚。而给自己取一个英语名字，也变成了一种身份的象征。面对这一切，你可以说这是英语的普及，你也可以说这是汉语的危机。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地来看待这个现象，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陆谷孙先生，欢迎您。

我们还是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陆先生。

陆谷孙简历:

陆谷孙，祖籍浙江余姚。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陆谷孙教授最负盛名的就是词典编纂。从1976年开始，他参加了《英汉大词典》筹备和编写的全部过程，并且在1986年11月份开始担任这部词典的主编。著有《莎士比亚研究十讲》，主编《莎士比亚专辑》，另有文集《余墨集》，在国内外发表论文60余篇，还曾经多次应邀参加上海市重大经济和文化国际会议，担任主要口译。兼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副会长等。

陆谷孙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发表《幼狮》、《钱商》（合译）、《二号街的囚徒》、《鲨颚》等数十种文艺类和文评类英译汉文字200万字左右，及《明式家具》等文艺类和电影类汉译英文字10余万字。

主持人:陆教授，我读过很多介绍您的文章，好像每篇文章都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您自己一个人住在复旦大学的房子里面，好像夫人和孩子都不在国内?

陆谷孙:对，我夫人和孩子都已经加入美国籍了，我连绿卡都没拿，我觉得好像也挺好嘛。这样中西双方的文化有时候走来走去，交流一下，不是挺好吗?

主持人:但是毕竟一家人分开，难道生活在美国对您一点儿诱惑力都没有吗?

陆谷孙:美国的空气对我诱惑力很大，还有美国的那个咖啡香，这个吸引力蛮大的，但是我总记得有这么一个捷克作家，叫克里玛，他讲过:“国外的自由生活，因为我并没有参与创造，所以呢，我也并不留恋。我还是留恋着布拉格的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的所有苦难的灵魂。”有点这种思想。

主持人:您的夫人和孩子能够理解您的这种留恋吗?

陆谷孙:我想开始时不大理解，因为他们叫我申请绿卡，我不愿意，我还是愿意做杨绛讲的，像钱锺书和杨绛，他们两个都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我们也不侈谈什么爱国主义，我们更不愿意唱那个高调，听都不愿意听，但是呢，就是我们爱这里的文化，爱这里的文字，爱这里的一切，所以他们感觉到离不开，“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所以有一点这种相通之处吧。

主持人:那您这位“倔强的中国老百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呢?

陆谷孙:是1957年17岁那年，考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开始学英语。

主持人:那个时候学习英文条件好吗，怎么学啊?

陆谷孙:啊，那个跟你们现在条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条件很差，也没有外教。那时候五年制嘛，而五年里头，基本上一年半的时间都在劳动和运动。一进学校就“反右”，然后就“大跃进”、“三面红旗”啊什么的。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一直在搞运动。运动和劳动很多，整个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我记得我刚进复旦的时候，整个外文系就只有一台很古老、很笨重的钢丝录音机，听音材料也是非常单调的，叫“灵格风”，成天讲废话，叫作The record is on the gramophone（唱片在唱机上），The gramophone is on the table（唱机在桌上），The table is on the floor（桌子在地板上），就这么练，成天冲着那个练。

主持人:那像您这样学习英语，尤其是可能需要读大量英文方面的书籍，有没有被别人看作是走“白专”道路啊?

陆谷孙:我是“白专”的一个典型。那个时候很不幸，而且还曾经被变相地隔离审查了五个礼拜，在“文化大革命”中。

主持人:那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够坚持接触到英语，学英语……

陆谷孙:那个是偶然，就是在我隔离审查这五个礼拜以后，把我发配去编词典了。那个时候还是“四人帮”时代，“文革”时代，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在那个“四人帮”的写作组里，他们需要看各种英美的资料，所以就叫我翻译。翻译呢，是无酬劳动。当然，后来我提了个条件，我说我翻译可以呀，你得让我看你的书、你的报。所以就趁这个机会看了大量的书报。然后替他们无偿翻译，包括尼克松来的时候，幕后做那些中翻英的文字工作，也做了很多。

主持人:那像您那个时候编词典，是怎么把自己的这种爱倾注到词典当中的呢?尤其我想在那个革命年代，或者特殊的政治环境当中，词典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非常奇怪的词。

陆谷孙:当然，当然。刚刚你讲的是《英汉大词典》，在《英汉大词典》以前，其实还有一部中型的词典，叫作《新英汉词典》，那个词典卖了一千多万册。是吧，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也没淘汰，也没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嘛，就在那里“走私”，就偷偷往里头塞东西，叫做曲线救书。然后这本词典总算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维持到“文革”以后。

主持人:即便是那么艰苦的工作环境，我们看到，陆先生还是坚守在他自己热爱的这片土地上，而且还特别倾心关注您自己的教学工作，是吧?我听说学生都特别爱听您的课。

陆谷孙:是，我38度5还上课。

主持人:那您这样拼命地工作、教书，就不担心自己的身体吗?

陆谷孙:不，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绝对的，是不容玷污的，就是我的天职，就是教书。现在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教授太多了，我不知道华东师大如何?这里有的人一下子出访开会，就缺课了。我现在还在担任院长嘛，我总归还要稍微过问一下，他今年缺了几次课?他说，哎呀，缺了五次课。补了没有?他说，叫他的博士生上的。那怎么行呢，这个就是对学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不会这样做的。所以我这点是完全把握得住自己的，就是课我一定要把它上好。我改你的作文，我一定要把你的作文改好，是吧。错的地方我一个一个毫不留情地抓出来，有的打惊叹号，有的画一个大眼睛，所以自问这个是我的天职，不容亵渎，这点觉悟有的。

主持人:我想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可能在告诉您，您不仅是一个倔强的中国同胞，同时也是一位好老师，是同学心目当中希望遇到的那种好老师。所以下面我们就请您这位好老师为我们进行今天的主题演讲《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有请。

陆谷孙:《英语挤压下的中文危机》其实是建筑在我以前一次演讲的基础上，那次演讲用了一个比较煽情的题目，叫做《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我觉得我们的中文正在受到挤压，也可能是英语挤压，或者是其他的原因。我总觉得其他还有原因，比如说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在我们年轻一代当中还有多少?不管怎么样，有一个事实:的确，汉语修养每况愈下。

最近一个比较有名的大学，有一个台湾政要来访，送了他一件墨宝，然后这个大学的某一位教授就在CCTV4上讲:我们送他的是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一首诗。那首诗是用“小隶”写的，实际上是小篆。篆书比隶书要早得多，所以“篆”和“隶”是两个概念。所以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说我们给了他一个“小隶”写的这么一件墨宝，我听了以后，就觉得很悲哀。甚至我觉得传到台湾去，会不会影响我们两地的这个文化认同啊?人家台湾人说:怎么你们大陆的教授，隶书跟篆书都分不清呢！

还有一些例子，我也说出来让大家笑笑。就说你们现在年轻人，特别是喜欢用一点古雅文字的时候，出错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出的错又是非常好笑的。有一位博士生导师，写了一部语言学的理论著作送给我，上面写了“陆谷孙教授扶正”。“扶你一把”的“扶”。有人笑了:“扶正”是过去那个有小老婆的时代，大老婆死掉了，排序最靠前的小老婆变成正房了，那叫“扶正”。他本来应该写“斧头”的“斧”，“斧正”。那么同样的，也是我的博士生，那就更可悲了。他呢，有时候从外地给我写信，信封上就写“陆谷孙教授敬启”，“敬启”两个字你只能写在信纸上面，最后写完了以后你署你自己的名，某某某敬启。这个“启”等于是“写”，“敬启”等于是respectfully yours。信封上绝对不能写“敬启”，信封上写“敬启”呢，就是说陆谷孙，this is a letter to be respectfully opened by you，你得焚香洗手，恭恭敬敬地来拆我的信，这个才叫“敬启”。所以学一点古雅的时候，要当心，要非常当心。

陆谷孙:所以我想讲的呢，主要就是说，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离不开某种物理形式。比如说我们的音乐，靠的是我们的笙笛竽箫。我们的雕塑，离不开我们的泥土金石。我们的修养，离不开琴棋书画。我们的书法，离不开文房四宝。我们的生活方式，离不开衣食住行的各种硬件和礼仪典章等等。惟有语言，是可以口口相传，心心相印的。当然，你的话说出来以后，也就变成物理的东西了。但是我总觉得除了这些有形的、物理的形态以外，语言这个东西呢，被智者赋予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力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线索，现在我们有必要留住这条精神线索。

我说留住这条精神线索，不仅仅是从技术的层面希望你们多学一点汉语的东西，我主要讲的是一种态度，对于语言要有一种敬畏、护卫、热爱的态度，尤其是对自己的母语。现在全世界有七千多种语言，平均每年大概要湮没七十种，所以联合国很着急，把每年2月21号定为“母语日”，它很希望我们的世界上，人类的语言能够保持丰富多彩，而不要开口就是英语。与此同时，语言永远处在流变当中，一个流动态的东西。语言变新，变化创新，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是它规律的一部分。那么回顾我们20世纪中国的语言文字，也经历了很多的流变，里头有不少是亮点。比如说“五四”的时候提倡白话文，使书写文字与口头文字日渐接近。“五四”的时候引进了西方的标点符号，把中国的句读时代终结了。借鉴外语，逐渐形成汉语的文法系统，所以我们现在也有了文法系统。汉字的简化和拉丁化书写，随着汉语拼音的完善，慢慢地成熟，也是个亮点。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我想用不着我多说。这种古老的汉族文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它是一种表意的、象形的、意音文字。不像英语，英语完全是表音文字——phonetic language，所以使我们本来这样古老的一种文字，逐渐进入了现代。

1949年以后推广的普通话、简体字和拼音，对普及教育当然也是功德无量，对于外国人学汉语尤其如此。但是在看到亮点的同时，我希望大家也要反思反思，就像对“五四”运动要反思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呢，已经有了历史的定论。没有刘半农发明代词，明确男“他”和女“她”的不同，那我想妇女的自主意识恐怕会延缓不少年。但是，正如“五四”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和政治方面有过激的一面一样，“五四”遵奉的是一种暴民民主，学西方嘛，学西方最早从古罗马学起，是吧。古罗马的暴民政治，然后到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雅各宾派专政。然后我们自己有个“文化大革命”，也是暴民政治，可以把老师什么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正像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有这种特点，在新文化运动方面，我觉得也有。那些大家笔下的白话新诗，除了少数精彩的以外，实在不敢恭维。如有不信，我念两段给大家听听:“张三去了，李四来了，李四去了，王五来了，王五去了，阿六终归留在这里。”这个诗好不好?还有胡适，当然是大家了，不应该在这里臧否古人，他说:“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招牌如今挂不起来了。”也是一首诗。那么有大量这种新诗，我们现在这种新的流行歌曲，很多很多，我听不懂。它根本没有逻辑，完全是所谓“梦呓式”的，就完全是独白，内心独白，梦呓，这种才是现代、后现代。那么所有这些诗歌的话，我想经过时间的淘洗，就会证明它的生命力也是有限的。很不幸，到了上世纪的60—70年代，又来了一次暴民政治——“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等于是集体的“失语症”，集体都没有声音了，失语了，只有毛主席的声音。

就语言文字领域来看，那是国家意志控制了语言，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造成了大众表达的“失语症”。所以作为反动，现在个体呢，就是要张扬，我就是要和你不一样。我就是要“痛并快乐着”这种奇崛的效果。那时候我们听什么样的话呢?“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像现在你们讲的:“我真的好爱你呀”，什么什么的。你们现在“真的”两个字用得极多极多，我看是“文化大革命”的余毒，在集体的“无意识”里面沉淀下来，由于语言的贫乏。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强调，再强调，再强调，加两个、三个“真的”、“真的”、“真的”好爱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使用语言文字方面，特别讲究张扬个性，“新新人类”的成员尤其如此。这是第一个因素，作为对“文革”的反动。

第二个因素，闭关锁国久了，一下子把国门打开以后，外部世界新鲜的东西呀，像潮水一样地涌进来，敏感的年轻人非常容易接受挑战，非常容易中和absorb（吸收）这种冲击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很快地出现了所谓的“英语热”，全民学英语。现在又来了“哈韩一族”，是吧?还有“哈日一族”。这些日子不大有了，游行以后，好像“哈日一族”慢慢少了，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电脑和手机的普及，静态的文字符号系统，变成即时的动态的超文本。这是一个从技术上来讲很重要的原因。由于这个原因，语言像在向着独白、口语、梦呓之类的心理语言靠拢。这三个因素会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今天的汉语发生巨大的激荡。所以国家语委也没办法了。它发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发了不久，马上就收回去了，晓得也行不通。

但是中国人的汉语究竟怎么样?这我都是报上看来的:什么“野蛮女友”、“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绝对”、“完美”“郁闷”、“夸张”，还滥用“进行”两个字，本来毛讲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们是，北大有个学生不是去卖肉了嘛，“将卖肉进行到底”啊——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进行到底”。“你今天穿什么心情”，怎么可能用上这样的话呢?但流行歌曲里面很多会这样:“那伤了的伤心，痛了的痛苦”，它是要表示已经，表示那个perfective aspect，“完成时”，“完成态”?19世纪有位德国语言学家讲过:“语言是有限手段的无限运用。”所以现在你们无限运用到了极点。刚刚我讲，大学生一讲什么事情，“好郁闷啊！”一讲什么事情，“你好夸张啊！”那些都成了他们的口头语了。

我今天本来要带一个东西来，因为与你们不是“零距离接触”，我带来了也没用。是我一个博士生刚刚填好的博士学位申请表。你们看看他写的汉字，你们会有什么感想?我觉得是eye sore——眼污染，好像都是myasthenia，都是“肌无力”。你知道吗，肌肉无力——“肌无力”写出来的字。那个字看着真可怕。这一切背景最令人忧虑的呢，就是对母语的一种轻率狎弄的态度，觉得无所谓，也就是一个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问题。如果我一个人用汉语，讲几句话，那没什么，又不是什么公众人物。但公众人物就要特别注意，明星啊，公众人物，像搞新闻、电视、电影的，弄得不好，人家向你学，就学去了。而语言文字呢，的确是人类最最聪明的一种发明。最重大的文明是语言和文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代人啊——我虽然也不算最老的一层，现在的学者里面，像季羡林他们当然更老——从小家里就对语言文字教育很严格。一到新年，你不能讲“死”啊、“丧”啊、“灾”啊、“祸”啊这种字，同音字也不能讲。我老祖母身边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手纸，一个口袋装压岁钱，哪一个人说了“死”这种字，她马上就拿出手纸来擦他的嘴——“消毒”，然后这一年可以太太平平过去，这就能说明那种对语言文字的崇拜。

最后有一个建议，是不是能够培养这样一种文化意识，特别是提倡在座这样学历的知识精英，识一些繁体字，读一点“竖排本”。我们不是还要两岸三地交流吗?还要文化认同吗?我们要反对文化“台独”吗?但是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却说竖排本看不来的，这说不过去吧?我有一个比较得意的学生，这几天正在看竖排本，他说，陆老师，一看竖排本，我的速度就慢了，然后我会跳行，突然会跳过去。所以，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找竖排本看，要识繁体字，尽管不用。识繁用简，做到这一点就够了。这对于我们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我觉得太重要了。

这个第二点呢，我建议你们读一点古书，或是关于文字故事的书。不一定要中文系、古籍所的教授开出一张长长的书单你来看，我觉得你读一本《唐诗三百首》、一本《古文观止》就够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背得不少，那时候家里的教育比较严格嘛，读的都是那些《朱子家训》、《曾文正公家书》之类的，还有关于对对子的书，我觉得念了是有好处的。因为中文是非常讲究对称的，特别你写挽联，写楹联，就看你对仗功夫好不好，一眼就看出来你的学问怎么样。高低、生死、来去、虚实、刚柔、动静、屈伸、乾坤、男女，是吧。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飞鸟对鸣虫。所以关于文字的书多读一点。另外，多读今天的散文，今天有几个人散文写得很好，一个叫黄仁宇，一个叫唐德刚，可能你们都听说过。他们的文字写得有趣，都把历史写得很鲜活。经济散文，比如汪丁丁；思想散文，比如朱学勤。

还有条建议就是英汉互补。现在英语，就像主持人小姐刚刚讲的，现在全民学英语，是吧。的确有人说，英语是一个帝国主义语言，所以它才那么强横霸道的。其实我觉得不是。我因为是搞英语的，所以觉得它不仅仅是由于它的政治和经济后盾力量才成为国际通行语的，而是因为它本身的特点，它是表音语言，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都是表音语言，所以它跟世界上的大多数表音语言要接轨，要换码，特别容易。不像我们中国，汉字是表意的，有的还象形，有的是意音兼顾的，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字系统。所以我们这个文字要变码、换码，要跟人家接轨是比较困难的。表音语言易于数字化，所以在电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表音语言之间换码、接轨，要比与表意方块字接轨容易得多，这是英语之所以成为国际通用语的一个优势。

英语还有个优势呢，你们知道，就是它本身的祖宗比较杂，所以它是比较丰富的。它可用的词汇据估计有40万左右，一般法语或者德语的词汇在20万左右就了不起了，所以英语可表达、用来表达的这个材料特别多，特别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过去既有北方的日耳曼民族，还有海盗侵入了英伦三岛，带来了日耳曼语系的语言，又有从南边，甚至从罗马带去的拉丁文，从Norman Conquest带去的法语，你看它是这么一个大杂烩，它的祖宗比较杂，所以生出来的混血儿大概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它有那么多的词汇。林语堂做了个统计，说英语里头会有125种骂人撒谎的话。汉语是不分词连写的表意或意音兼表的文字，体现的是非数字化的无标记的多元性。英语是分词连写的表音文字，遵循的是非此即彼的唯一性原则。汉语重的是意合，英语重的是形合。

实际上，我们汉语也在吸收欧罗巴语言的这种长处。现在我们不时会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再强调也不过分”，这句话已经很顺耳了，哪儿来的这个句型?从欧洲语言的句型弄过来的:The importance cannot be overemphasized，对不对?“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你看，中文里头哪有这么强烈的时态意识?没有的，是吧。这个都是借用。所以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在学英语的同时，好好地跟汉语比较，然后多做一点翻译。愿意的话呢，我这里王婆卖瓜，推荐自己在《中国翻译》上登过的一篇文章——英汉对照的翻译，2001年第6期的《中国翻译》有一篇叫作《飞蛾之死》的散文，Virginia Woolf写的。这样就能在英语操练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汉语。我要说的就这些，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陆先生带给我们的演讲。这边有一些网友希望和您进行一下交流。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德里的流浪汉”，因为他提的这个问题和印度其实有点关系，他可能先回应了一下您今天的演讲。他说:“您作为英语系的教授今天来唤醒我们对于母语的热爱，我觉得是件对于我们来说挺悲哀的事情。您觉得在学习母语和学习英语之间，应该怎样来做到平衡?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多大的影响?有人说，中国和印度的竞争中，中国人不擅长英语会成为中国的弱势之一。

陆谷孙:我想这个“流浪者”啊——那时候的电影是《流浪者》，印度电影——这个话呢是有点道理的。就是说，我总觉得，现在中国全民学英语，是个学英语的超级大国，对吧。但是从历史渊源来讲，中国没有印度这样，做过英国的殖民地。印度的开国元首曾经规定，英语不能作为官方语言。但是没办法，印度人依然用英语作为他们的一个社会地位的标志。印度的女孩子找新郎倌，要看你是不是懂英文。所以印度的英语——尽管印度人发英语音，有他们这个地方特有的口音，有时候很难懂。但是呢，你听多了，也听得懂，因为他们错得一致，你知道吧。就是我们叫quality、quantity，他们都很硬化地读出来，变成了/gw-/的音。If you make mistakes，make them consistently.所以应该说印度人学英语呢，有他们的长处，但是也有他们的短处。中国人的英语发音一般来说是好的。但是中国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被英语考试束缚住了，成天在题海里头打圈子。紧身衣穿着，不得解放，没有人能自由自在。比如说，就是现在，什么英文都不学，每天就是看Friends，每天就是看Desperate Housewives，完全从趣味当中去寻求，加上一点点——加上跟你的趣味追求相比是数量比较少的正规的课堂教学，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正确学习英语的方法。现在的方法不正确。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全民学英语，学出来，结果在外边的人看起来是很糟糕的。香港人老是嘲笑我们，嘲笑上海人，因为听说上海要取代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嘛，你这点英文，可以成为金融中心吗?我在《南华早报》里看到两条例子，中国上海的某一家日本料理店，日本料理英文翻作Japanese arrangement，这个《南华早报》幸灾乐祸得不得了，说:“这种英文，你看！”还有“新天地”，它说有一家商店里面的收银台啊，就翻作silver receiving counter，好像我们今天还用银子一样，是不是?这种错误很多。我觉得，中国和印度会在谁英语学得更好一点上竞争。但现在呢，我们是绝对处于下风的——除了我们在语音上面占一点优势以外。我的判断:就我对印度人的了解，就像印度人在软件方面很行一样，印度人在整个英语的交流方面是没有困难的，非常fluent，而且比较accurate。我们现在有个毛病，你们可以特别注意，就是要反对哑巴英语，练口语，讲啊，讲得似乎极流利，其实不能仔细听的，这个流利，我教英文的人仔细一听，里头是错误连篇啊——连珠炮一样的错误出来。就说明我们现在的同学不讲accuracy，老板能够糊弄，来interview的时候，听上去好像语音还可以，然后再装一下，来一些肢体语言，都是很洋派的，我也学不来。我觉得这个很悲哀的，因为你真正的英语拿出来，真货色拿出来看看，哎哟，那个里头错得不行。所以在座的诸位，你们都远道从华东师大来，如果愿意听我一句劝告的话，就是从今以后学英语，一定要注意accuracy。

提问1:陆老师，您好，我是华师大英语系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当今很多人都学英语，但现在的学生好像特别浮躁，他们学英语往往带着一种功利性，很多人好像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地做研究，讲学问。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所以我就想知道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英语这样一种文化冲击中国的情况下，中文的、汉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然而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谢谢。

陆谷孙:我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你讲的汉语地位岌岌可危是危言耸听——没有岌岌可危。你看我们的media（媒体）多数都是中文，英文才几种，所以，我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吧。就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记住母语的“美”，这种美是untranslatable（不可翻译的），你再好的翻译，都无法翻译过去的。有这种自豪感，不讲优越感吧，对自己的文化，五千年的文化有这么一个总体的态度的话——而且又是真诚的，我觉得我们汉语还是会有很美好的前途的。

你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想的:功利必然是会有的，因为语言它本身的工具性就决定了它的功利性，对不对?所以语言学家们都讲:为什么要学外语啊?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作为一种工具，第二个是为了融入使用这个语言的社会。integratively（融入动机），或者instrumentally（工具动机），两个动机。我现在给它加一个动机，叫作euphorically motivated（欣快动机）。我一年大概可以阅读40多本书吧。中国人现在每年平均看书是0.7本，日本是30本，所以我说读书已经成为一种古典的行为方式了。人们都是一回家，啪，电脑打开——电脑打开你好好看也可以，电脑也是一种工具，一种很好的工具，我也用，我也用E-mail。但是读书有另外一种味道。所有的事情全做完了，这一天的日子已经打发过去了，然后开一盏小小的灯，射下一个小小的光圈在你的书桌上，或者在你的床上，对着那个光圈看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这多有意义呀！这种行为方式，你们说在今天的新新人类里头，是不是值得提倡一下?这个环境让你心情慢慢地静下来，灯光和书本身也让你心境慢慢地静下来。所以我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你说不能静下来做学问，这“学问”两个字我也要问你一下:你指的学问是什么?现在有不同的学问，有的人是一出国，语言还没有过关，就急着奔“学问”去了，然后忙不迭地就去学什么这个语言学啊、那个语言学啊，或者这个那个文学啊、那种新的批评潮流啊、什么什么派啊，一下子就投入到那里头去了。那个东西像天书一样——那些天书的作者们自己说的:我这个天书写成以后，如果有15个人读我这个东西呢，我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了。所以我劝你们今后出国念书，不要急急忙忙就奔着某一个非常specialized（具体的）的题目去，而是先过这个语言关:首先要看你英语过不过关——我是这么看的。不要急急忙忙地选择一个什么非常专业化的题目就钻了进去，然后整个的英文就学僵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英文水平提不高的原因之一。

提问2:陆教授，您好，我是华师大英语系的本科生。刚刚您在讲座中提到联合国将每年的2月21号定为“母语日”，足见它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对母语有这份关怀。但是最近，我在一些外文的杂志上就看到，欧盟现在有25个国家，出现了一种现象，叫作lost in translation（迷失在翻译当中），它每年要花几十亿欧元，用在这个笔译、口译上面。我想，英语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语言，相信很多国家的官方人员都懂这门语言，那为什么在开会的时候，却宁愿花这么多人力物力，去翻译这么多语言，而不用一门英文呢?难道仅仅是为了一个民族尊严，为了爱护自己的母语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保证一方面要留住这个思维（精神）的线索，同时又能保证我们自己的文化可以跟其他的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撞击?谢谢。

陆谷孙:我知道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或者讲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个多样化的世界。我们要环境保护——现在很多语言就像大熊猫一样，如果你把这些语言都保存下来，就是一个物种，就是一个语种。联合国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为了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不能单一。像我们这里的驻联合国的代表，他当然也可以用英文讲，但是他还是要用中文讲，这的确有一个自己的尊严的问题，一个self-identification——自我身份定位的问题。就像我有一张什么身份证一样，我的身份证就是我的语言，这个我觉得一点不是浪费，而是人文环保应该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这种环保发生在语言文化领域，不发生在生物圈里而已。

至于你讲的这个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呢，就是这样——就是你自己总会要有你自己的选择标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都有，你说对不对?平时我只能吃米饭，不喜欢吃面包，你硬要我去改，我也改不了。这是自己的立脚点，自己要踩得很稳，而要踩稳，没有自己的文化积淀是不行的。这里头除了文字语言的问题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典章礼仪。你说我们年三十的时候，为什么爆竹大放——这个东西我是非常讨厌的，虽然我非常Chinese。这一点上我觉得外国的文化比我们要好一点，它同样也有过年，同样Thanksgiving（感恩节），吃个火鸡，非常subdued（低调）。人家过节，做这种事情，不像我们这么铺张。

中国文化里头的确也有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在拥抱、接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我们自己对自己要有个很清醒的认识，有一个自我的分辩能力——这分辩能力要建立在沉淀很深厚的基础之上。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

主持人:非常感谢陆教授今天给我们做的演讲。在您的演讲结束之前呢，我也想请问:您最后想以一些什么样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陆谷孙: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主持人:非常感谢陆先生，特别是最后的这两句话！我想从陆先生的演讲当中，大家都应该能够体会这种精神，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陆先生特别欣赏的那句话: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好，再一次感谢陆先生，也感谢我们在座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原为2005年8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