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文本的“征服者”

源文本的“征服者”?

人们给做翻译工作的人起过不少“恶谥”:媒婆、鹦鹉、傀儡、叛徒、杀手、“嚼饭于人”的保姆、奶妈、侍候两主的一仆、游标尺、戴着镣铐的跳舞奴婢、“教堂门口的乞丐”、反舌、舌人、象胥（通夷小吏），等等。当年，中国出版界的耆宿张元济说过:“士族儒流多鄙视别国方言为不屑，而习攻翻译，大抵闾阎寒贱，性识暗钝之人。”直到全球化的今天，翻译活动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就学术界而言，却仍在相当程度上被边缘化。像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新建翻译系——翻译系的特殊性和必要性在香港好像是无人置疑的——就经过了多时的折腾，填写过无数次“洗衣单”式的申请表，聘请专家论证再论证；直到教育部行文批准之后，还听到不少嘁嘁喳喳的反对声音；在大学里评职称，管你是不是译过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文字，管你是不是因此被外国授勋颁奖，光凭译作，休想提升。加上出版商定选题购买版权时眼睛只盯着域外的畅销书排行榜，对书情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再受到意识形态取舍标准的干预，而译者方面因为译作的出版周期长、稿酬又令人难以置信的菲薄等因素，积极性不高。内地的译界近年来虽说远看颇有些“frills and furbelows”的闹猛，但从本质上说，更多呈现出的是一种无序状态，精品或佳品难得一见，抢译、误译、劣译的例子层出不穷，有的成为街头巷议的笑谈（Mencius译作“孟修斯”；“一次性商品”译成“one time sex commodities”）；译者队伍貌似庞大，实则萎缩退化。有志于学术者宁可转向去搞翻译学理论，不管是严肃的引进还是肤浅的皮附，言必称纽马克和奈达，加上一点从东汉盛唐老和尚到晚近著名译家的散论，忙碌构建着中国特色的翻译学。《中国翻译》期刊现在发文也要求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来一个“洗心革面”，一头向着理论倾斜。可以说，翻译是理论和实践各行其是、分道扬镳最烈的领域。

说完丧气话，赶快补充一点积极的内容。

“恶谥”之外，翻译家也有美名。尽管鄙人未必完全赞赏并苟同鲁迅的译品和译论，可他把译者称为普鲁米修斯，盗火惠人，不管在当时还是眼下，我觉得比喻得恰当。我尤属意于公元4世纪参考了大量希伯来文版本、复从古希腊文译出拉丁文《大众版圣经》（Vulgate）的Saint Jerome（也是个今日称之为“塞黑”地方的老“和尚”），盖因他把翻译称作“征服”，即“‘征服’源文本”，而译者则是“征服者”。“征服”之后方谈得上翻译的“归化”，诚哉斯言。后现代衮衮诸公，即使是谈翻译，无不强调“解构”或“颠覆”源文本，女权主义更把源文本看作所谓“父权”的象征，肯定要挑战“征服”一词。所以，我在本文文题后打了个问号，表示欢迎商榷或颠覆的意思。

要“征服”源文本，对译者（特别是年轻译者）来说，首先是个态势问题，套用海德格尔的阐释论的说法，是确立译者的主体意识:如果说源文本是种“元文本”（metatext），我的译文同样也是！译者不是奴婢！其次，从技术角度讲，从质到文，巨细靡遗，要扫除源文本中的一切难点和疑点。就外译中而论，就是要求译者有彻底吃透外文从而驾驭源文本的功力。像此次竞赛命题约翰逊博士一文中的“What his mind could supply at call，or gather in one excursion”一语，准确理解“at call”（随时取来可用）和“excursion”（神游）的参赛者就屈指可数；同样，“It is not to be inferred，that of this poetical vigor Pope had only a little，because Dryden had more”一句中对英文“not...because”（参考常见英文句He did not see the movie because I told him to）句型的理解真正“到位”的（不是因为……才……）似也不多。常听译者自谦:本人汉文修养不好，却难得听到有人承认自己外文功夫尚不到家的。殊不知对源语言理解失之毫厘，翻译时再添油加醋，胡乱发挥，必然谬之千里！无论是多元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受众论，还是功能论，不知对以上种种误译，均可忍受否?

添油加醋我称之为“冗译”（overtranslation）；还有一种常见病，我称之为“泥译”（literalism），拘泥于索绪耳所谓的“能指”而罔顾“所指”（昨天修改《英汉大词典》校样，碰到一句“His determination to have my company bordered on violence”，原译甚“泥”:“他要我陪伴的决心接近于暴力”。“陪伴”、“决心”、“暴力”乃不折不扣的“能指”，从字面跳出，以“所指”为依归，改为“他非要我陪着他，差不多要动武了”，我以为才是对源语的“征服”）；当然，还有“缺损译”（undertranslation）也是毛病。但对初操翻译的青年，前两者可能更要特别提防。

理论只有指导实践时才有用，这是我的信念。西方的译论，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照Susan Bassnett的说法，还是“业余的”，“散漫的”，要到八九十年代才“成年”（come of age），那是与哲学、语言学、文学评论等的影响分不开的。其中如纽马克的源文本功能分类、奈达的换码功能和能动对等、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关注，若能被用来确立或改善对源文本“征服”的策略，那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意识和维特根斯坦的“游戏”论，特别令我心折，因为在我看来，最理想化的情形是译者决不被动接受“遵命选题”，非自己真正感兴趣且有90%“征服”把握的源文本不接不译；译时能文质兼顾，源文本中的一应组分（constituents）经换码皆能妥帖落位，使译者尽享“征服”的乐趣，而针对插科打诨的源文本，偶尔还能“游戏”一番（笔者日前曾在一篇讽刺杂文中把intellectual译作“因偷来个揪”，颇得翻译游戏之乐）。如此这般，经年累月，待到积累至数以百万字计的译作，得名成家，指日可待矣。

都说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史迄今都是外译中的“入超”，下一个高潮将是外卖版权的中译外“出超”。鉴于我们目前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允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是对中译外品种和人才两缺的事实，倒是见闻不少。可能我们的青年译者宜未雨绸缪，勤用目的语写作，迎接这一高潮的到来。

在我看来，从“通天塔”建塔失败开始，翻译始终是一种“彼岸性”的智力活动，只有较好或更好的译作，而不存在最好的译作。时势丕变，受众嬗递，“五四”时期译出的《国际歌》歌词，今天的共产党员可能不知所云，遑论美学接受。再说，再好的已有历史定论的译本，拿来和源文本一对照，总能发现错漏等“硬伤”，证明“征服”永远只是相对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次得奖的参赛译文只是在总体上略有优势，在不少细节方面，可能还需借鉴许多没有得奖的译文呢。

（原为在2006年5月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三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