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的《论衡》

二、王充的《论衡》

写作历史三十多年，是作者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巨著。共八十五篇，二十余万字。全书广泛论述了哲学和文学理论的许多问题。现通行本脱文错简和误字很多，可供阅读的版本有:《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黄晖《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铅印本，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铅印本。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了《论衡》铅印点校本。其文学理论散见于《论衡》一书的《自纪》、《对作》、《佚文》、《艺增》、《超奇》等二十多篇中，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他所主张的“为世用”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劝善惩恶，教化人民。“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佚文》)其二是要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他说，“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佚文》)。王充主张文章应当“为世用”，对当时皓首穷经之辈，信伪迷真之徒，有着积极的藏贬意义。

第二，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要统一。他说:“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内容，两者是“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彼此是统一的。但两者的关系他认为是这样的:“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尽管内容与形式是相辅相承的，但它们却并不可等量齐观。两者相比，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性的作用。如不顾及内容，一味追求形式美，则无论其辞藻如何美，皆是不可取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当然，他也重视文采。因为“情见乎辞”，所以“文辞美恶”又“足以观才”(《佚文》)。文章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绚烂的文采，才能使读者“诚见其美，懽气发于内”(《佚文》)，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

第三，强调文学的真实性。纵观《论衡》全书，“疾虚妄”，“务诚实”，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从而构成了王充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核心。王充作《论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虚妄”，倡“真美”。“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对作》)。为了坚持“尚然”、“贵是”，他敢于问孔刺孟，敢于“谲常心，逆俗耳”，期待着“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孽矣”(《对作》)。

第四，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要一致，主张用明白易晓的语言写文章。他说:“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夫文由(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曰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说:“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曰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

第五，要求文章要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自纪》)他认为文章要有自己的特征，“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而不应去一味模仿古人，因为“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自纪》)。他认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应有自己特殊的面貌。

第六，重视作家的修养。对才、气、学、习的论述，也有价值。他认为，作家创作个性，既取决于先天的“才”与“气”，又受制于后天的“学”与“习”。而才能则是创作的关键，“才力不相如，则其知思不相及也，……其才劣者，笔墨之力尤难。”(《效力》)“连结篇章，必大才智鸿懿之俊也。”(《超奇》)当然，仅有“才”还不够，还应博学，“才智高者，能为博矣。”(《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