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人格教育

孔子的理想人格教育⁽⁸⁰⁾

中国先哲在确立各自的人生境界的同时，往往视理想人格为人生的理想境界，视具备理想人格者为社会理想的实际承担者。哲人们在进行理想人格的设计时，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贯彻其中。对中国文化教育影响广泛而深远的，莫过于孔子所设计的理想人格。孔子的伟大，首先在于他在塑造自己的崇高人格的同时，为世人精心设计了理想人格模式并探讨出实现理想人格之路。据《论语》记载，关于理想人格，孔子有许多不同的称谓，诸如“士”“仁人”“君子”“成人”“善人”“贤人”“圣人”，与之相对的则是“小人”“乡原”，等等。其中，“仁人”“善人”“贤人”等分别强调人格理想的德性方面；“小人”“乡原”等作为理想人格的对立面，代表着人格不完善。“士”“君子”“圣人”及“成人”则是孔子所称道的具有内在联系而合乎“中道”的理想人格。

一、以所仰慕的“圣人”勉励弟子

具有崇高品德和非凡智慧的“圣人”，是历来为中国人所仰慕的至高理想人格，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所欲培养人的最高目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高扬人伦道德至上的精神，追求“天人合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和“大同”的社会理想，塑造了“仁且智”“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的“圣人”形象。

《论语》中“圣”及“圣人”出现8次。构成“圣人”人格的基本因素是“仁”和“智”。子贡认为：“仁且智，夫子既圣矣。”⁽⁸¹⁾《孔子家语·五仪解》借孔子的话说：“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这显然也是把德、智作为“圣人”人格的基本因素，将“圣人”与作为合乎天与人普遍准则的“道”糅和起来，将“圣人”视为“道”的最高体现者。

在孔子看来，“圣人”能以其高尚的品德和非凡的智慧，“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据《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可见，施之不博，济之不众，是尧舜之类圣人所忧虑的。在孔子心目中，只有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才称得上真正的“圣人”。孔子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但当子贡欲称孔子为“圣人”时，孔子却并不敢以“圣人”自许：“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⁸²⁾。在孔子看来，在他生活的春秋时代，圣人难以出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⁸³⁾在孔子看来，“君子”是每个人都应达到而且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而“圣人”则仅仅是孔子为世人设计的终极目标。实际上，他并未期望弟子或世人都成为“圣人”。他期望通过设置“圣人”这一终极目标，来勉励弟子或世人在修己成人的道路上自强不息。

尽管诸子百家各自提出其“圣人”论，但经过长时间的文化交融与选择，孔子儒家的“圣人”人格论不仅深深浸入了文人士大夫的意识之中，而且通过教化使民众感悟到它的价值。孔子儒家的“圣人”人格论之所以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不仅因为它含有强烈的政治性，也不仅因为它阐述了人人成就圣人人格的逻辑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而且由于国家长期尊崇儒术，并使“圣人”人格论与教育的培养目标联系在一起。“学而至于圣人”，通过教化成就“圣人”人格成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学而优则仕”，通过苦学“圣人”经典，就有可能步入仕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二、以所乐道的“君子”人格规约弟子

“君子”人格也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君子”看似低于“圣人”的层次，从理论和逻辑上讲，人人可以成为“君子”，但在现实性上并非人人必然如此。在孔子心目中，“君子”是每个人都应达到、经过努力也能够达到的比“圣人”人格更具有现实性的理想人格。因此，孔子常以“君子”要求其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⁸⁴⁾在孔子看来，君子为儒将以“明道”，而小人为儒则因“矜其名”而不可取。故其弟子均以成为“君子”而自我勉励。正因如此，《论语》中有不少有关弟子向孔子问“君子”的记载，出现“君子”一词多达107次。那么，被孔门所津津乐道的“君子”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孔子之前，“君子”一词一般是对人的身份地位的称谓；“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是在位尊者与位卑者之间的区别。孔子尽管在个别地方也保留了“君子”一词的传统用法，但他对“君子”的本质规定多指有道德有修养之人。“君子”内涵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反映了春秋末期士阶层的觉醒。孔子以“君子”称谓有德者，而不再用以称谓在上位者，其本身就意味着，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未必就是有德的“君子”，而被统治者未必就是无德的“小人”。正因如此，当子贡问孔子：“今之从政者何如？”孔子心有不平地回答：“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⁸⁵⁾他视当政者为才短识浅的小器之人。自孔子始，用道德水准区别“君子”与“小人”，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君子”作为有道德有修养的人，首先应是一个“仁人”。实际上，在孔子理想的“君子”人格的构成中，涉及仁、义、礼、智诸要素，“仁”是其首要因素。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⁸⁶⁾在孔子看来，君子必须具备“仁”的品质，不得须臾离之，否则，就不成其为君子。正因为“仁”在君子人格构成中极为重要，所以，“仁”也就成了孔子品评历史人物、当时人物以及自己的弟子是否为“君子”的根本标准。

孔子将“义”视为最为尊贵的，君子的内在要求，并主张以“礼”约束，辅之以谦逊与诚信。他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⁸⁷⁾就是说，君子对于所从事的事业，必须以合乎道义为根本，并按礼的要求来实行，用谦逊的言词来表达，用诚信的态度来完成。

在孔子对“君子”人格所做的各种规定中，也重视“智”，强调智、仁、勇的统一。孔子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⁸⁸⁾在此，孔子把“仁”“智”“勇”三者并列，但“仁者必有勇”⁽⁸⁹⁾，“勇”实际上也是由“仁”派生而来的，故不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智”与“仁”一样，是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因素。孔子心目中的君子，是品德高尚而又能精通“六艺”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他所谓“君子不器”⁽⁹⁰⁾，即是说，君子不局限于一才一艺，而应德才俱备。

但构成“圣人”人格的“仁”和“智”与构成“君子”人格的“仁”和“智”，似有程度上的不同。“圣人”之“智”非“君子”之“智”所能相比，“圣人”之“智”几乎不思而得，不虑而能。“圣人”之“仁”更加宏大而纯粹，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正如朱熹所解释：“‘博施济众’，这个是尽人之道，极仁之功，非圣人不能。”⁽⁹¹⁾

孔子期望“君子”以仁、义、礼、智诸要素而修己，但修己的目的应是“安人”并“安百姓”。“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⁹²⁾尧舜是孔子心目中的“仁人”“圣人”，孔子讲的“君子”所应做之事，就连古“圣人”尧舜都惟恐难以完全做到，这足以说明孔子对“君子”的要求之高，同时也说明，即使“圣人”也不是无所不能的。

三、以所推崇的“士人”操守要求弟子

在孔子的人格论中，“志士仁人”是一个与“君子”大致相当的概念，“君子”可视为“士”的人格提升，故有“士君子”连称⁽⁹³⁾。“士”的原始之义说法不一，其涵义后世经演化而成为“辨然否而通古今之道”者。此后，能“通古今之道”，一直被视为士人阶层所具备的特殊品格。“圣人”是“道”的载体，而士人又是最有能力理解和掌握“道”的阶层，因而，士人便与“圣人”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圣人”既然不得多见，士人和君子便成为经过努力可实现的理想人格。

“士”在《论语》中出现15次，除少数几例一般人士外，大多带有理想人格的意味。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探知他所尊崇并要求其弟子的是怎样的“士人”操守。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⁹⁴⁾他还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⁹⁵⁾“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⁹⁶⁾这都是在强调“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依归。孔子的下述言论也清楚地表明“士”所具有的强烈的以“道”为己任的精神：“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⁹⁷⁾孔子在士阶层兴起的历史关头，便对“士”寄予厚望，要求“士”超越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深切关怀整个社会的命运。曾参曾就“士志于道”的精神做了进一步解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⁹⁸⁾以“仁”为己任，公而忘私，为达于“道”而自强不息，充分反映了孔子对志士仁人的基本要求和热切期望。孔子被其弟子和后人奉为“圣人”，无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士人”之一。孔子以其才、其德、其功而成为后世士人心目中最为切实可行的典范。

四、以所描述的“成人”形象感召弟子

孔子儒家所论“成人”人格，主要是指心性修养和人格发展的成功，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化和展现。“成人”可视为古代意义上的“全人”或“完人”，是人格完备的象征。

在儒家经典中，“成人”的观念由孔子首次提出。孔子在答弟子子路所问如何为“成人”时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⁹⁹⁾在孔子看来，臧武仲、公绰、卞庄子、冉求四人各有其长，智足以穷理，廉足以养心，勇足以力行，艺足以应用，但均称不上真正的“成人”，只有兼四人之长，并能“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使德成于内而文见乎外，则材全德备，浑然不见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乐，粹然无复偏倚驳杂之蔽，而其为人也亦成矣”⁽¹⁰⁰⁾。显然，“成人”人格是指一个人的人性得到充分发展，材全德备，中正和乐而无偏倚驳杂之敝，其人格得以完善。

孔子意识到，“成人”的上述要求一般人极难做到，于是提出：“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¹⁰¹⁾即是说，一个人只要有仁义之心，有忠信之实，便具备了做一个完人的起码条件，即使其才智礼乐未备，也可以视为“成人”之次。在此，孔子虽然降格言及“成人”，但标准也不低，与“君子”人格大体同类，且难分高下。

基于中道精神，孔子还将“中行者”“时中者”与“狂者”“狷者”对举。“君子”“圣人”，都是孔子认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中行者”“时中者”；而“小人”孔子所斥责的“德之贼”的“乡原”，则与“中庸”背道而行。至于“狂者”“狷者”，或为“过”，或为“不及”，尽管各有其长，但均有其人格上的局限性，都不合乎“中道”。唯有“君子”“圣人”“志士仁人”才是孔子所称道的合乎“中道”的“内圣”而“外王”的理想人格。

孔子将“内圣”而“外王”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化模式。在孔子看来，有了合格的“成人”“士”“君子”，就可以从中选出胜任的贤臣、贤宰、贤吏，上忠于国君，下惠于庶民，仁政和德治就可以实现，国家就可以太平富强、长治久安。孔子教人的目的，正是以“中道”精神培养合格的“士”“君子”和“成人”，并期望通过他们，以其仁德与睿智，影响和掌握国家的命运，实现仁政德治，实现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理想。

“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¹⁰²⁾孔子基于中庸哲学，在教育的广泛领域里，致力于理想人格的塑造，从而为人生境界的实现，也为理想社会的追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孔子的理想人格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今社会理想人格的塑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今教育，应将实现人格理想的努力首先放在主体自我身上，高度重视人格修养与完善，追求尚义崇仁、明礼诚信、博学多能、德才兼备，在“内圣”上狠下工夫，努力实现人的和谐发展，不断提升人生境界；与此同时，应重视建立外部事功，致力于实现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化，从而体现出人格理想层次的提升，实现自身价值的充分展现。经过合理扬弃，孔子的理想人格论，将激励人们追求人格完善，超越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