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衰起弊习行经济

振衰起弊　习行经济 ——颜元实学教育思想解析⁽²¹⁾

明末清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领域面临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以颜元（1635—1704）为代表的有识之士的历史性反思，由此兴起了一股倡导经世济民的实学教育思潮。在深刻反思的过程中，颜元倡导“习行之学”，以培养“通儒”与“专才”相结合的“实才实德之士”为教育目的，将“三事”、“六府”、“三物”的“事物之学”注入了时代精神，以“主动”、“习行”为主要教学方法，力避虚妄不实之偏和空疏无用之风，将经世致用思潮推向了新高度，颇具振衰起弊之势，被梁启超誉为“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²²⁾，不仅体现出划时代的历史价值，而且对当代教育变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一、颜元生平与学思历程

颜元，河北博野人。初因其父为蠡县朱氏养子，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号思古人。后归宗复姓，改名元，字浑然，号习斋，世人尊称“习斋先生”。颜元生逢家国多故之际，4岁父亲远走关外，6岁母又改嫁，由养祖父母抚育成人；青年时期家道中落，为谋生计不得不耕田灌园，自学医道，治病救人。恰如其弟子所谓“先生自幼及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²³⁾。困厄的生活成就了他务实而反思的品格，低层的社会地位给了他接触民众的机会，促进了颜元实学教育思想的产生、发展。对此，胡适给予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哲学家之中，颜元可算是真正从农民阶级里出来的。他的思想是从离乱里经验出来的，从生活里阅历过来的。他是个农夫，又是个医生，这两种职业都是注重习行的，故他的思想以‘习’字为主脑。”⁽²⁴⁾

颜元一生以教育为主业，不断求索，形成独特的学思之路。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称：“习斋生平学凡四变。少年，尝治道家言。稍进，学陆王。再进，学程朱。皆用淬厉刻苦工夫，又所得。中年以后，乃自创一派，专标唯用主义。排斥冥想讲诵笺释之学，实为二千年来学术界一大革命。”⁽²⁵⁾颜元年轻时代思想游移，学无专攻：14岁“看寇氏丹法，遂学运气术”；15岁“娶妻不近，学仙也”⁽²⁶⁾；21岁“始阅《通鉴》，以为博古今，晓兴废邪正即人矣”⁽²⁷⁾，后“见七家兵书，悦之，遂学兵法，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技击亦学焉”⁽²⁸⁾；24岁始“开家塾，训子弟”⁽²⁹⁾，设“思古斋”，号“思古人”。自此到34岁，颜元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思想也经历由深喜陆王到专尊程朱的变化：24岁时从学生彭好古的父亲彭通处得《陆王要语》，始知世学有道学一派，颇信陆王“直见本心知行合一之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学得如陆、王乃人矣”⁽³⁰⁾；至26岁“得《性理大全》，见周、程、张、朱《语录》，幡然改志，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切实，又谓是孔、孟后身也。”⁽³¹⁾颜元“虽躬稼胼胝，必乘闲静坐”，对别人取笑则“不恤也”⁽³²⁾。

颜元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在于：按照朱熹《家礼》为养祖母居丧几乎病饿致死，使他产生对理学的怀疑，认为理学有违于性情，而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与孔子之四教才是正学。故35岁时，“觉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³³⁾，从“穷理居敬”转为崇尚“习行”，“于是‘更思古斋曰习斋’，著《存性编》、《存学编》，确立了以‘实文、实行、实本、实用’为宗旨的学术思想”⁽³⁴⁾，从程朱的信徒，走向对其反思批判的立场。颜元42岁始订“习斋教条”，推崇经世之学。特别是后期南游中州，“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遂彻底与理学决裂，在猛烈批判宋明理学兼反对汉儒训诂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何不举古人三事、三物之经世者，与人习行哉！”⁽³⁵⁾从此专注于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实学、实习、实用。颜元晚年主教漳南书院，分斋而治，重习行之学，直到1704年逝世于习斋，其教育生涯长达47年，不仅培养了李塨、王源、恽皋闻等百余弟子，成就了颜李学派，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力图使中国的学校从‘理学教育’和‘科举教育’中解放出来，成为培养实用人才的基地”⁽³⁶⁾，“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气象。”⁽³⁷⁾颜元的代表作是《四存编》，另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习斋记余》、《颜习斋先生言行录》等传世。

二、振衰起弊——实学教育思想产生的动因

徐复观说过：“任何思想的形成，总要受某一思想形成时所凭借的历史条件之影响。历史的特殊性，即成为某一思想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也或许便没有诱发某一思想的动因，而某一思想也将失掉其担当某一时代任务的意义。”⁽³⁸⁾颜元“习行之学”的诱发是以明清之际风云激荡的时势这一“历史条件”为依托，以对宋明理学空疏乏用的批判为“历史的特殊性”，以其个人丰富而深沉的哲学思想为“动因”，从而担当起振衰起弊的时代重任。

（一）时代背景——对社会的反思

陈登原在《颜习斋哲学思想述》中说：“余尝综观习斋之生平，与其遭遇之际会，知身世所以鼓冶习斋之学者半，而时势所以激刺习斋之学者亦半。”⁽³⁹⁾“如屏习斋之家世，则习斋所处之时势，固有足以激动习斋之发奋者。”⁽⁴⁰⁾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出现，都是时代的产物。就经济而言，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在手工业和农业中已经出现；士大夫商业化趋势和新兴市民阶层的社会力量不断增强；商品经济逐利的本性与传统理学宣扬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激烈碰撞。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呼唤着新的价值体系的出现。就社会政治而言，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时代，整个社会面临一系列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明嘉靖以来，统治阶级贪婪兼并土地，苛重赋税，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内忧与外患并存，“士无学术，朝无政事，民无风俗，边疆无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⁴¹⁾。接踵而来的亡国之痛与异族之耻激发了众多学者深刻的反省，他们或直接投身于抗清斗争，或清算理学弊端，掀起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

明末清初也是一个西学东渐的时代。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务实的治学方法以及新的社会理念，受此文化氛围的浸润与影响，颜元常与“知兵，能技击，精西洋数学”的友人杨计公讨论学问⁽⁴²⁾，并将自然科学和军事学引入漳南书院的教育内容之中，将舶来西学与儒家传统相结合，为当时经世思潮注入新的活力。经世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注重“修、齐、治、平”，汉儒强调“通经致用”，宋儒强化“理学经世”，明清之际则颇具挽救民族与社会危亡的情怀。“由于经世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具有实体性、实践性特征。绝非空谈虚论所能取代，因此，‘经世之学’又往往被称为‘实学’、‘实体达用之学。”⁽⁴³⁾

（二）学术渊源——对理学的批判

有道是：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明清改朝换代的同时，激起了当时学者对于导致明亡之学术根源的反思与批判。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程朱理学再度高居庙堂，被奉为官方正学，陆王心学虽遭学界批判，但仍活于民间。颜元则认为，理学的空疏无用是学术走入“文墨世界”的根源。“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⁴⁴⁾遂高举思想解放旗帜，“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唾弃”⁽⁴⁵⁾，对自汉至清初两千年来的传统教育，特别是宋明理学非尧舜周孔之正传所带来的严重时弊，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其气魄之深沉，识解之毅决，盖有非南方学者如梨洲、船山、亭林诸人所及者”⁽⁴⁶⁾。

颜元批判宋儒教人读书、静坐，“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⁴⁷⁾，于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只能“画饼望梅”。训诂禅宗教育日盛，学校毫无学术可言，“文字而已”，尤其八股取士危害更甚，“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生平！故八股之害，甚于焚坑”。理学家所提倡的“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分毫无益于社稷生民，分毫无功于疆场天地”⁽⁴⁸⁾，只会毁人才、灭圣学、坏社会，成为杀人误国的利器！他郑重提出：“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实学不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颜元虽知“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仍无惧于挑战思想界数百年之权威，从复兴儒学传统的高度去扫除空谈义理的性理之学，建立其以“习行经济”为核心的实学教育思想体系，体现新兴市民阶级敢于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三）人性论与认识论——“习行之学”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个“习行”主义者，颜元的所有学说只是围绕着一个“实”字展开，他的实学教育思想是在批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过程中，以其人性论和认识论为哲学依据而形成的。

程朱理学将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清明至善，后者有善与不善，清明至善者为“天理”，浑浊不善者为“人欲”，教育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工夫，以论证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与永恒性。颜元针对程朱人性论提出：“形（气质）性不可分”，人的本然之性就是气质之性，并以“浊水”、“污衣”为喻指出气质之性无恶，“恶者，引蔽习染也”。他说：“言气质清浊、厚薄，万有不同，总归一善；至于恶则后起之引、蔽、习、染也。”⁽⁴⁹⁾他在肯定人性本善的基础上承认个性差异，认为通过教育去掉“隐蔽习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在因材施教和长善救失的过程中，可以发挥教育“习善”的作用，以“践形而尽性”。在气质性善的基础上，颜元强烈批判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更反对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观对义利观的歪曲，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著名论断⁽⁵⁰⁾，将明道与计功相统一，在坚持义利统一的前提下，将立论的重心转向功利，开始了一场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学术变革。

理学认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天理。由于程朱与陆王有“理”在心外、心内的差异，在认识天理的方法上就有不同：程朱理学以“道问学”为基础，提出“格物穷理”之法；陆王心学以“尊德性”为依据，提出“致良知”说。二者纠结于对格物致知的阐释：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王阳明释“格物”为明复心之“良知”。“颜元否认虚妄无征的‘天理’存在，认为知的对象不是‘天理’而是‘事物’。”⁽⁵¹⁾在他看来，“格物”就是要亲自去做这件事，“如史书‘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义”⁽⁵²⁾，也就是躬行。“认识，一方面必须经过亲身的践履方能得到，另一方面，认识必须付诸践履才能体现它的实际效用。”⁽⁵³⁾

人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以体现，人的正确认识必须源于实践，无论是人性论还是认识论，无论是“习善”还是“躬行”，共同构成了颜元习行之学的理论基础，并且在其经世之中得以体现。

三、育实才实德之士——颜元实学教育目的与人才培育

秉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颜元自觉地承担起拯救社会危机与反思民众功利的使命，冲破一直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学教育传统和专制主义思想的束缚，以其深邃丰富的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走上了探索实学教育之路。

（一）“实才实德之士”——“习行之学”的教育目的

“习”是颜元学术的全部精神所在。其习行之学的“习”字意义有二：“学人不实用养性之功，皆因不理会夫子两‘习’字之义，‘学而时习之’之习，是教人习善也。‘习相远也’之习，是戒人习恶也。”⁽⁵⁴⁾引《论语》中两句话来解释，“学而时习之”强调“习”以“行”为目的；“习相远也”则强调“行”对“习”的作用。“则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固也。”⁽⁵⁵⁾颜元的习行之学实际上是“学而时习之，习而时行之”的过程。他在《寄桐乡钱生晓城书》中阐述其习行经济：“儒之处也惟习行，故孔子开口便云‘学而时习之’，儒之出也惟经济，故‘大学之道’，惟‘明德、亲民、止于至善’。”⁽⁵⁶⁾此处“经济”指礼、乐、刑、政等经世济民之学。“实以见之习行经济，方是道行。”⁽⁵⁷⁾以习行之学为理论基础与实现途径，以经世济民为出发点与最终归宿，二者统一于其“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教育思想体系之中。

从“习行经济”的主张出发，颜元认为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的基础：“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⁵⁸⁾颜元心目中的人才，显然是指政治人才，教育的主要任务当然也就是培养政治人才。“朝廷，政事之本也；学校，人才之本也，无人才则无政事”，颜元的政治人才观体现了朝廷、学校、政事、人才的一脉相承。从其政治人才观出发，颜元明确提出教育须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品德高尚又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之人，“则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经济臣”⁽⁵⁹⁾。“实才实德之士”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通儒”，他们是“上下粗精皆尽力求全”之才，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办天下所不能办，任天下所不敢任，为国家谋兴盛，为生民谋福祉；另一类为“专才”，基于人的资质秉性各异，“如六艺不能兼，终身止精一艺可也”⁽⁶⁰⁾。颜元以大禹治水和伯夷司礼的例子说明“尽力求全”固然是圣学之极致，但“全体者为全体之圣贤，偏胜者为偏至之圣贤”⁽⁶¹⁾，“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⁶²⁾，与理学不同，他所说的圣贤乃是能利济苍生又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实才实德之士。“通儒”与“专才”之分，既满足经世要求，又符合生民实际，在客观上迎合了生产发展对社会分工的要求，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但无论“通儒”还是“专才”，皆须具备实才实德，以经世济民为出发点和归宿“为天地造实绩”。

（二）“三事”、“六府”、“三物”的“事物之学”——以漳南书院为例

颜元的实学教育内容与其教育目的紧密相连。既然教育要培养“实才实德之士”，那么在教育内容的设置上也要摒弃章句训诂、八股帖括、静敬语录等“虚文”，代之以尧、舜、周、孔的“三事”、“六府”、“三物”之“事物之学”。这集中体现于颜元晚年主持的漳南书院之中。

康熙三十五年（1696），颜元应邀主持漳南书院。当时，漳南书院草创未就，仅建成一处“习讲堂”。颜元曾在其中堂书“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对联。上联以“乡愿禅宗训诂帖括”喻指繁琐俗套，指出要继承尧、舜、周、孔之道，必须去掉诸多弊端，靠习行经济加以纠正；下联告诫学子认真学习经世济民本领，把握人才、政事、道统和命运的关键，做一个“格致诚正之功，修齐治平之务”的实用人才。该对联言简意赅，集中体现了颜元主持的漳南书院的办学宗旨。

颜元提倡所谓三事、六府、三物，而六艺教育是其主要内容。“三事、六府，尧、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艺，周、孔之学也。古者师以是教，弟子以是学；居以养德，出以辅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举职。”⁽⁶³⁾所谓“六府”、“三事”在《尚书·大禹谟》中称其为“金、木、水、火、土、谷”与“正德、利用、厚生”，“六府”可作为“三事”之条目归于其中，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学问；“三物”语出《周礼·大司徒》，指“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颜元在谈教育时，多指“三物”而言，“三物”中“学自‘六艺’为要”，因为“六艺”“进可以获禄，退可以食力”⁽⁶⁴⁾，内可修身齐家，外可治国平天下。颜元托言经典，强调“六艺”之学，绝非“复旧”之举，而是托古改制，其内容并不限于“礼、乐、射、御、书、数”，“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予虽未能，愿共学焉”⁽⁶⁵⁾。颜元还以自己读《论语》的经验和体会，即“前二十年见得句句是文字，中二十年见得句句是习行，末二十年见得句句是经济”⁽⁶⁶⁾，来说明即使是实学教育中的经史学习也要学生汲取经世济民的知识，提高习行能力。“大旨明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而期如孔门博文、约礼，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⁶⁷⁾值得一提的是，漳南书院中分别设有六斋，每斋具体教学内容如下：文事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斋课黄帝、太公及孙吴兵法，并开设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斋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斋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帖括斋课八股举业。与周、孔正学相对的帖括斋和理学斋只是暂时设立，一旦时机成熟即行废弃。颜元致力于知识领域的开拓，将传统教育所不屑道、不乐为的实用之学都作为漳商书院中的课目。如艺能斋所设的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课目一直未能正式在学校课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颜元创其始，强调在“习行”上下工夫。

（三）“主动”、“习行”——“习行经济”的教学方法

颜元针对汉唐章句训诂、宋明“主静”“读书”而造成的空疏不实的学风所造成的危害，提出“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主动”和“习行”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针对“主静”、“读书”而言，在论述层次上有所不同。

颜元强烈反“静”主“动”，批判“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圣道亡矣，乾坤降矣”。强调必须通过实际活动，通过具体事物去学去做。“主动”的教学方法，于内可强健筋骨、涵养道德；于外可富国强兵、经世致用。“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⁶⁸⁾“习行”是颜元教学方法论的核心。他批判朱熹“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认为人才培养的关键在于“得之于习行，见之于身世，验之于事功”。一方面，只有“躬行而实践之”才能获得真知。“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学问。”⁽⁶⁹⁾另一方面，只有“躬行而实践之”才能检验真知：“学间有诸己与否，须临事方信。”值得注意的是，颜元并非反对读书本身，而是作为“习行经济之谱”，读书的最终目的不在“明理”而在“致用”。“读书无他道，只须在‘行’字著力。”⁽⁷⁰⁾颜元针对传统教育“主静”、“读书”的弊病提出以“主动”、“习行”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是教学法理论与实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强调“习行”对于认识事物、获得知识与训练技能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习行”所得必须再通过“习行”“为生民办事，为天地造实绩”，是其习行之学的基本精神，培养经世济民人才的主要途径，集中体现了“实文、实行、实体、实用”的实学教育思想。

四、开经世济民之新——颜元实学教育思想影响与启示

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凝聚着我国古代哲人的理想和价值取向，是传统文化的珍贵遗产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明末清初，颜元在“天崩地解”的历史境遇下，在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中，凭借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审时度势，“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能下之笔”，树起批判理学的旗帜，以个人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内核，提出经世济民的习行之学，“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创举，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记上光辉的一页，为明清之际教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推动教育思想解放起到了启蒙作用。

颜元实学思想蕴含着近代学术思想的萌芽，为近代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流行奠定了基础。它以培养“通儒”与“专才”相结合的“实才实德之士”为教育目标，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富国强兵的要求和初步民主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它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开近代高等教育分科教学的先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市民阶级的需要。它以“主动”、“习行”取代“读书穷理”，顺应经世致用的历史潮流。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有着深远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中国新教育之先河，成为中国新教育的界碑”⁽⁷¹⁾，“颜李之学，数十年来，海内之士，靡然从风”⁽⁷²⁾，“四方响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指”，成为晚清变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重要的思想武器。

实学研究迭起，不断凸显其价值。尽管清乾嘉之际考据学兴起，颜李之学受到过冲击，但至同治八年，以戴望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撰《颜氏学记》，称其为孔门真传，以复古的形式借颜元的“习行经济”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担负起振衰起弊的时代使命。民国初年在学界梁启超、政界徐世昌的大力推广下，颜学思想研究迎来又一高潮。梁启超对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给予很高评价，称其“和杜威们所提倡的有许多相同之点，而且有些地方像是比杜威们更加彻底”⁽⁷³⁾，是“思想界的大炸弹”⁽⁷⁴⁾。青年毛泽东对颜李颇为敬重，他于1917年《体育之研究》中提倡“习动”，斥责“静敬”就得益于颜元“主动”、“习行”的教育主张⁽⁷⁵⁾。徐世昌倡导创设“四存学会”，创办四存月刊，创建四存学堂，出版颜李丛书，掀起近代研究颜学的热潮。近些年，对于颜学的研究再次兴盛起来，出版了不少关于颜学的论著和言论集，由此可见颜学学术思想的无穷魅力。

漳南书院的实学教育内容，从经世济民的角度出发，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基础，注入时代的新精神，将诸多门类的自然科技知识、各种军事知识和技能纳入其中，文武并重，德艺双馨，超过了传统的理学和经学范围，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而且透露了近代课程的端倪⁽⁷⁶⁾。尽管漳南书院很快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在反思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以其特有的实学精神，对书院的功能、学科设置、教学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大胆改革，为中国古代教育开辟了新路，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源头，并对后世教育以有益启示。书院“习行经济”的教育方法和思想为晚清洋务派、改良派革新传统教育，创建新式学堂所汲取，俨然有了“现代综合性大学的雏形”。书院中实行分斋教学，蕴含近代分科设教的萌芽，将中国古代关于教育内容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书院倡导的请假制度、轮班当值制度，要求同学团结友爱等内容，时至今日仍然在我们现代学校中传承。书院倡行的“文武兼修”、“思不如学，而学必以习”、“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等求实精神润泽后世，对中国的近现代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