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论语》治天下”

“半部《论语》治天下” ——感悟《论语》修身为政之道⁽²⁾

相传，宋代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³⁾。尽管在今看来，这似乎为溢美之言，但足以引发我们的深思，加深对书中修身为政之道的感悟。《论语》涉及为人处世、为学育人、为政惠民等问题，它所反映出来的人生智慧，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积淀。研读《论语》，想必有益于滋润心灵，滋养人格，启迪育人智慧，提升文化自觉，领悟管理之道，成就高教事业。

一、《论语》的成书及名义

《论语》主要由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编纂而成，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论和事迹，是了解和研究孔子思想和行为的重要资料，也是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之经典。

至于《论语》本义，班固《汉书·艺文志》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刘熙《释名·释典艺》认为：“《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向《别录》载：“《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可见，《论语》是经过孔子后学“论纂”认可之“语”，是以记言为主经得起逻辑推敲而合乎伦理之“语”，是有益无害之“善言”。

《论语》作为语录体著作，其语言之含蓄隽永，故事之简洁生动，所表达思想之深度，所反映人物之个性，均显示出独特魅力。“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⁴⁾《论语》的精华，孔子的思想，多在其只言片语、微言大义的格言警句之中。《论语》格言数量之丰，蕴涵哲理之深，修辞艺术之美，在整个中华文化典籍中弥足珍贵。《论语》所记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警句格言，或简约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畅所欲言，蕴涵丰富智慧。《论语》编纂形式灵活，既多方位、多视角成功刻画出孔子的仪态举止和个性气质，体现了孔子的思想、才能、情趣、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有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孔子及其思想；又鲜明刻画出一些弟子的个性特征，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无论就思想价值还是从艺术魅力而言，《论语》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中华传世佳作。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到西汉时期仅有三种《论语》版本流传：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撰成《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现存《论语》基本上沿用《张候论》，共20篇。郑玄《论语注》流传后，《齐论语》《古论语》便渐亡佚。《论语》在汉代已被列为学子必读的“七经”之一。到唐代，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石于国子学，又将其列为“十二经”之一。到宋代，又将《孟子》列为经书，合称为“十三经”。宋儒还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提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四书”“五经”遂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学校教育的主要教科书，科举必读之经典。自西汉直到20世纪初约两千年历史中，《论语》一直是国人初学必读之书，成为家传户诵之学，对中华民族文化道德素养和国民性起到过重大影响；经海外广泛传播，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智慧。

《论语》章数分法不一，据朱熹《论语集注》可分为498章，内容非常丰富。《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且有重复章节出现。《论语》中各篇一般都是以第一章前两个字或前三个字作为篇名。历代注释《论语》版本很多，除郑玄作《论语注》，还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和刘恭冕《论语正义》，近世有程树德《论语集释》，杨树达《论语疏证》，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等。

二、《论语》中的修身为政之道

《论语》融教育、伦理和政治为一体，集中体现出修身之道和为政之道，其中包含了许多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方法与原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传承和借鉴。这里仅就其中的修身为政之道，作简要梳理和概述。

（一）学而不厌，学致其道

《论语》重“学”，以“学而”开篇，以“学而时习”为悦事，以“有朋自远方来”为乐事，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反映出孔子重学律己的君子风范，朱熹视之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⁵⁾。显然，修身之道贵在“学”，需要“学而不厌”“学以致其道”。

1.始于学志于学。基于“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认识，孔子强调“学而知之”，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靠的是好学古代典籍，“敏以求之”；主张通过学而“知命”“知礼”“知言”，否则，“无以为君子”“无以立”，也“无以知人”。孔子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通过学习修养和磨炼，逐步实现“立”“不惑”“知天命”“耳顺”，最终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中道境界。显然，“志于学”是人生修养的起点，也是达于人生理想境界的起点。

2.好学乐学。孔子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好之”“乐之”是三种不同的为学境界，不应满足于“知之”，还要“好之”，更应“乐之”。孔子将“好学”视为人格修养的基础。在他看来，“仁”“知”“信”“直”“勇”“刚”六德目，都必须建立在“好学”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愚”“荡”“贼”“绞”“乱”“狂”六种偏失，或受人愚弄，或行为放荡，或受到伤害，或尖刻刺人，或犯上作乱，或狂妄自大。“好学”者应善于日积月累，恰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孔子自身“默而识之，学而不厌”，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勉励冉求知难而进以得其道：“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孔子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学无常师，随时随地虚心求教，做到“每事问”，“疑思问”。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赞扬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孔颜之乐”为后世树立了“乐学”典范。

3.博学善学。孔子教以“文，行，忠，信”，涉及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以《诗》《书》、礼、乐教”，“晚而喜《易》”，“弟子受《春秋》”⁽⁶⁾。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重视博学的同时，强调博约相济，以免离经叛道。他不满足于“多学而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孔子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温故而知新”，要求弟子将学与习、学与思、故与新相结合，不能偏废。《论语·学而》还提到《诗经》所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主张精益求精，反对浅尝辄止。弟子子夏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即是说，广博地学习并坚守其志向，提出与切身有关的问题并加以思考，仁就含在其中了。

4.学以致其道。《论语》重视学以致用，学以致其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都是注重德行的经典名句，要求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力行，能灵活运用知识。在子夏看来，君子“学以致其道”，而不像各种工匠那样仅限于“成其事”。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孔子认为：“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勉励弟子追求道义、真理，不要为衣食所累。

（二）诲人不倦，善竭其才

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⁷⁾。《论语》大量记载了孔子诲人不倦、善竭其才所表现出的高超的育人智慧。

1.有教无类，各因其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分贵贱、贤愚、民族、地域，应该机会均等。“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就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推进了文化教育扩及于平民。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是否谈论高深的道理，要根据其才智如何，这就成为各因其材而教育的基础。“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孔子特别注意对学生的观察了解，考虑其个性和优缺点以及进德修业状况，给予不同的教诲。同样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答冉有：“闻斯行之。”这是因为子路个性鲁莽，故需有所节制；冉求处事畏怯，故需加以鼓励。同是弟子问仁，孔子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牛“仁者其言也”。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之纲，对仲弓和司马牛则答以细目，表现了“各因其材”的时中精神。

2.适时启发。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孔子因受到启发而称赞：“起予者商也！”颜渊“闻一以知十”，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这正是适时启发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不到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就不予启导，不到想讲而讲不明时就不予开导，做不到“举一反三”，就不再教诲。他期望学生触类旁通，“告诸往而知来者”。

3.善诱竭才。孔子循循善诱，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取得了最佳教育效果。颜渊曾感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令弟子“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孔子循循善诱的生动写照，反映了孔子高超的教育艺术。孔子提出“当仁，不让于师”，形成了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断激励学生发愤成才。

（三）修己安人，君子人格

“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⁸⁾孔子在塑造了自己崇高的道德人格的同时，为世人设计了独具特色的理想人格并探讨实现之路。孔子以所仰慕的“圣人”勉励弟子，以所乐道的“君子”人格规约弟子，以所推崇的“士人”操守要求弟子，以所描述的“成人”形象感召弟子，致力于探讨实现“君子”人格之路，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1.修己安人，立人达人。孔子主张：君子“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此，“修己”是自我的涵养，自我道德的完善；“安人”或“安百姓”则是修己的目的。孔门所谓“学干禄”、“下学而上达”、“学而优则仕”，无不含有此意。“修身”不仅为“内圣”所必须，而且是“外王”的必要条件。“修身”则“道立”，修其身而天下平。《论语》许多篇章谈到修己做人的问题。曾子自称“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做人要正直，光明磊落。做人必有仁德，“泛爱众，而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学礼乐才有意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正确对待别人并能得到人们的称颂。“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这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有了仁德，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归于仁了。“刚、毅、木、讷近仁。”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则接近于仁德。能实行“恭、宽、信、敏、惠”这五种美德者，也可算是仁。孔子认为，“仁者”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能近取譬”作为追求仁德的方法，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力求“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2.见贤思齐，改过迁善。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又以别人的过失为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孔子有感于世人不能自见其过而自责，而主张及时改正自己的过失或“不善”，只有这样，修养才可以完善，知识才可以丰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虚心向别人学习的精神十分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不仅要以善者为师，而且以不善者为鉴，这对处事待人、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完善人格，都是有益的。

3.理想人格，躬行君子。《论语》中，孔子就理想人格有许多不同的称谓，“圣人”“君子”则是孔子认为合乎“中庸之道”的“中行者”；而“小人”与孔子所斥责的“德之贼”的“乡原”，代表着人格不完善。至于“狂者”“狷者”，或为“过”，或为“不及”，尽管各有其长，但均有其人格上的缺憾。唯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的“圣人”，那些“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不忧”“不惑”“不惧”“不器”“文质彬彬”“修己以安人”的“君子”，以及“志于道”而“弘毅”“笃信好学，死守善道”“仁以为己任”、不惜“杀身以成仁”的“志士仁人”，还有集“知”“不欲”“勇”“艺”于一身并“文之以礼乐”或“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的“成人”，才是孔子所称道的具有内在联系而大致合乎“中道”的理想人格。相对于“圣人”而言，“君子”人格是经过努力不仅可欲而且可求的，因而孔子主张“躬行君子”，即身体力行地做名副其实的君子。

（四）为政以德，讲信修睦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认为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基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其意是说，为政者如果实行仁政德治，就会像北斗受到众星拱卫那样受到民众的拥戴。孔子有关为政的理念在《论语》中多有体现。

1.政者正也，先之劳之。在“为政以德”问题上，孔子首先就“政”字作出解释：“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即把为政归结为一个“正”字，认为为政就是“正己”与“正人”兼顾而无所偏倚。而在“正己”与“正人”之间，关键是在位者能首先正己，即所谓“率以正”。孔子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从政者只有立足于自身修养，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才能以人格力量达到管理和教育的目的。孔子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里舜的庄严端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子张问如何为政，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也就是说，居于官位不懈怠，执行君令要忠实。子路问如何为政，孔子认为应“先之劳之”，做在老百姓之前而不要懈怠，也使老百姓勤劳。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行得通，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

2.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来到一国之所以知其政事，是“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特别主张善政者“能以礼让为国”。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孔子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孔子提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的，才智仁德庄重礼仪不可偏废。

3.选贤与能。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当季康子问：仲由、赐、求“可使从政也与”？孔子认为三人分别具备果断、达理、多艺的素质，都可以参政。提倡在实践中考察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用人不能搞无原则的信任，“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善于言辞者未必就是人才，故不可“以言举人”，要广开言路，“不以人废言”。子夏提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而优”方能担当为政重任。

4.尊美屏恶，有耻且格。要“为政以德”，还必须做到“尊美屏恶”。孔子在回答子张“何如斯可以为政矣”时认为：“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为政矣。”要求从政者具有如下五种美德：“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孔子同时主张屏弃虐、暴、贼、吝“四恶”，反对“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孔子认为，“德礼之教”有“政刑之治”所无法取代的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是说，对庶民若不进行政治教育，只告知遵从命令，不遵从便予以惩罚，那只能使民畏罪，使民听任奴役和愚弄而无廉耻之心；倘若用道德教导庶民做人的道理，再用礼制加以规范，自然会使之产生廉耻之心，进而严守中道。从“民免而无耻”到“有耻且格”，表明民众从“不敢”违礼犯上，到不愿违礼犯上，已变强制性的约束为内在的自觉。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于手足。”在孔子看来，要使人们知其所措，必须使刑罚适得其“中”，而要使刑罚适得其“中”，又必须重视礼乐教化，期望通过德礼教化而“胜残去杀”。

5.富国惠民，义利兼求。孔子确信，能实行恭、宽、信、敏、惠于天下，则合乎仁道，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因而在提出“见得思义”的同时，主张“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孔子注重富国教民，强调要治理好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首先要“富之”，让他们富起来；然后要“教之”，使他们受到教化。孔子主张：“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不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会因小失大。

6.名正言顺，讲信修睦。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确立良好的人伦关系，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基于此，孔子特别强调“正名”，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需要具备食、兵、信。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民无信不立”。若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难以维系。孔子认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要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注重品德，要讲究信用，取信于民，爱护民众。同时还要节俭，役使人民要不违农时，进而处理好君主与民众之间的关系。

（五）尚中贵和，一以贯之

“中庸”是贯穿孔子学说的“一贯之道”；尚中贵和，是《论语》的“一贯之道”。孔子基于中庸哲学，立足于人格培养，关注人生成长，毕生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理想。

《论语》首次提出“中庸”一词，而且仅见于《雍也》篇所载孔子之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所谓“至德，谓德之至极，无以复加者也”⁽⁹⁾。显然，孔子将“中庸”视为德之极致，封之为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在孔子看来，中庸难求，不仅需要公心，而且需要经验和智慧，守经行权，故很少有人能准确把握尺度，做得恰到好处而毫无偏失。

《论语》各篇章尽管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但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贯之道”，即“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多隐含在孔子的言行及思想方法之中。正如蔡尚思所概述，孔子在如下诸方面“常常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中庸之道’的标准”，即：“子温而厉，威而不猛”，认为“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是他待人的中庸；“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是他对物的中庸；“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是他做事的中庸；“见危授命”与“危邦不入”，是他处理生死的中庸；“师也过，商也不及”，是他评价人物的中庸；“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他审美的中庸；“敬鬼神而远之”，是他对待鬼神的中庸；“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是他交友之道的中庸；既要“亲亲”，又想“尚贤”，是他善用人才的中庸；“礼之用，和为贵”，是他治国之道的中庸。⁽¹⁰⁾孔子的一系列言行表明，其“中庸之道”并不以伦理道德本身为限，他还从伦理道德入手，探求事物的普遍真理。他主张“扣其两端”“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善于抓住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使之相辅相成，力求恰到好处；提倡“和而不同”，能容纳万物，又能在与万物相处时不至于流俗；主张理智地固守中道，以“仁”“义”“礼”作为衡量适中与否的根本尺度；主张在不违常道的前提下加以权变，既不固守原则而不善权变，又不丧失原则而过于灵活，务求“时中”。

孔子所主张的“和”，是按一定秩序使矛盾双方互相协调，是对立的结合，而不是对立的泯灭。孔门主张，“和”必须“以礼节之”，并不是无原则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恶痛绝的“乡原”，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污世、随遇而安、随声附和、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似是而非的“调和主义”者，是乱苗之莠，乱朱之紫，是败坏道德之人，故为“德之贼”。基于“和而不同”的思想，孔子主张侍奉君主时“勿欺也而犯之”，敢于犯颜直谏，对“比干谏而死”“杀身成仁”精神大加赞赏；对“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现则极为反感，体现了孔子严守中道的立场和态度。

三、研读《论语》之建言

其一，对《论语》经典心存敬畏，但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经典”是指那些能够穿越时空，给一代代人带来心灵震撼和滋养的杰作。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和价值的载体，没有经典的民族往往是没有精神和价值支撑和文化身份的民族；经典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之所，经典若被焚毁、否定或忘却，借以安身立命的共同价值就没有了基础，也就难有文化认同，这样的民族就成了灵魂漂泊、精神恍惚的民族，就不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也不能回答“我们到哪里去”。经典不仅能提供知识，而且能发掘潜能，启迪智慧，丰富人格，滋养人生，消除颓废，超越平庸。故应多诵读传统经典，善于吸收其精华。当然，对同样一部经典，诵读者会各有取舍，也会见仁见智，但不可奉为金科玉律。中华文化经典就是中华文化精神价值的载体，是重新确立中国人文化认同之根，培养中国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之本。要重新寻回中国的文化自我，重新确立中国的文化认同，就必须从诵读经典做起，尽早恢复经典的教育地位。如果说西方人必读的一本书是《圣经》，那么中国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瑰宝——《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本身载有“圣人之言”，现代人对《论语》这部充满人文精神、人本理念和人生智慧的经典名著，理应心存敬畏而不是轻侮，勉力学习和领会，对管理者必然大有裨益，对每个人必能终生受益。

其二，读其书知其为人，不可目中无人。司马迁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¹¹⁾孔子的艰难曲折而不平凡的人生阅历，就是后人感悟人生的鲜活教材。孔子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给后人以深深感染。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们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们应该懂得如何善待他们。读《论语》，会大致了解孔子的为人，感悟其人生，仰慕其人格，汲取其智慧。而全面了解孔子的为人，包括人生阅历，人生态度，人生境界，人生智慧，必将有助于加深理解《论语》之精髓。

其三，把握其“一贯之道”，避免断章取义。《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研读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准确把握其“一贯之道”，领会其精神实质。《论语》的读法，可以一章一章地研读，一字一句地感悟；同时要善于将散见于各章中的对同一问题或相关问题的论述联系起来，融会贯通。《论语》版本很多。初学者可读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或钱逊的《论语读本》。若有意做较深入研究，可研读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三国魏人何晏的《论语集解》和宋人朱熹的《论语集注》。各家注释尽管各有不同，但通过多本不同注释的比较，有助于更深人地理解和把握《论语》的精义。

其四，吸取其精华，无求备于一书一人。《论语》中许多话都成为格言流传于后世。读《论语》要着重吸取其有普遍意义的精华，有益于自身的人格修养和文化素质，激发自身的道德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汲取孔子的智慧，以有益于教育和管理。要以世论人，正确判断其历史功绩，在判断其历史功绩时，主要看其比前人超出了什么。孔子既有超出前人的许多方面，又有供我们学习、吸收的人生智慧和育人智慧，对这样的伟大人物我们就更应倍加珍惜和敬重。孔子是人不是神，身处2500年前的宗法等级制社会中，难免有其历史局限性，《论语》的内容也难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研究孔子和《论语》，必须置于孔子的生活时代，“不求备于一人”；置于《论语》的成书时代，不求全责备于一书，重在吸收《论语》精华，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予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