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贯之的管理理念

“执中贵和”：一以贯之的管理理念 ——《论语》中的管理智慧之五⁽¹⁶⁾

《论语》的管理之道并非杂施无序，而是有“一贯之道”，即“执中贵和”。

一、执中——管理的普适准则

允执其中天禄无终。《尧曰》开篇记述了尧舜禹递相传授的执政心法，即“允执其中”，主张诚实地把握好中庸之道，假如天下百姓都陷于困苦和贫穷，那么，上天赐给的禄位也就会永远终止了。这就强调了恪守中道对治国安邦平天下的重要价值。

过犹不及欲速不达。相对于“中”而言，“过”与“不及”均不适当，因而孔子指出：“过犹不及”（《先进》）。子夏要去莒父做行政长官，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主张，“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为政者处理政务时不要图快，不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则会因小失大。

约之以礼合乎道义。“中”与“不中”，都要有个标准。为政者要把握“度”，言行态度需要适得其宜。为此需要有“约”。孔子指出：“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因为约束自己而有偏失的情况是不多见的。孔门主张：要“约之以礼”、“以礼节之”、“礼以行之”，认为“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即是说，只知外表谦恭而无礼，就会烦劳不安；只知谨言慎行而无礼，就会畏葸不前；只知胆大妄为而无礼，就会犯上惹祸；只知心直口快而无礼，就会尖刻伤人。所行之礼，必须合乎仁道。“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即希望为政者以合乎道义为根本，以礼行事，用谦逊的语言说出来，以诚实的态度来完成。

二、贵和——管理的核心价值

和为贵。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孔门主张贵和，理性地追求普遍和谐，而且“和”必须“以礼节之”，并不是无原则的“知和而和”。孔子深恶痛绝的“乡原”，就是合乎流俗、合乎污世、随声附和、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似是而非的“调和主义”者，是败坏道德之人，故为“德之贼也”（《阳货》）。

和而不同。孔子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应取长补短，协调各种不同事物，而不是简单地认同或盲从附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只求完全一致，或盲从附和，不求不同事物的协调。孔子一度认为，颜回对自己无所帮助，因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先进》），即对孔子说的话没有不赞成不高兴的。“无所不悦”即为“同”，有违于“和而不同”。基于“和而不同”理念，孔子主张事奉君主时“勿欺也而犯之”，敢于犯颜直谏；对“比干谏而死”“杀身成仁”精神大加赞赏；对“巧言令色足恭”的言行表现则极为反感，体现出严守中道的立场和态度。

三、权变时中——管理的权宜之计

权为重，不可则止。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为政者的睿智莫过于通权达变。孔子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可以共同学习探究的，未必能一起志于道；能一起志于道的，未必能一起持守于道；能一起坚守于道的，未必能一起通权达变。孔子所谓“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所谓“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子路》），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权宜之计。

因时而中，使民以时。为政必因时而中，各当其“可”。孔子认为，侍奉君子应避免三种过失：“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何时可言，何时不可言，都应善于把握时机。孔子评价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述而》），当被任用时则推行自己的主张，不被任用时就收回自己的主张。孔子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君主除了要严肃认真处理政事而取信于民、节俭而爱护民众外，还要“使民以时”（《学而》），征用百姓要不违农时。

合于善道，义之与比。孔子认为，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无适也，无莫也”，没有一定如此做不可的，也未必不能如此做的，“义之与比”（《里仁》），就看是否合乎道义。孔子主张：“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强调坚定信仰，努力学习，矢志固守善道。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居住于动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仕效力，天下无道就隐而不仕。国家政治清明，自己贫困和低贱，这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自己却富裕和尊贵，也是耻辱。

知轻重缓急，周急不济富。财富的分配历来有“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现象，这在有良知的仁人看来极不合理。“患不均”的孔子主张“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即救济有急需者，而不宜接济已经阔绰的富人，即使按规定须予以补助，也须有度。当孔子为原宪提供俸米九百，原宪推辞时，孔子劝其接纳，若有多余的分发给邻里乡亲。

四、对学校管理者的启示

恪守中道对治校理政具有重要意义。管理者要把握“度”，善于执两用中，适当处理各种关系，力求无“过”与“不及”，使自己的言行态度适得其宜。否则，必然有所偏失，乱象丛生，或背信弃义，或因小失大，或欲速而不达。

“和”，是按一定秩序使矛盾双方互相协调，是对立的结合，而不是对立的泯灭。管理者应以和为贵，追求自我身心的和谐，自身与群体的和谐，团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队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兼听则明，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善于取长补短，善于促进各种事物的协调发展，若简单地认同或盲从附和，势必铸成大错。

中庸难求，中道难行，不仅需要公心，而且需要经验和智慧，守经行权，审时度势，否则难能准确把握尺度，难以始终做得恰到好处而毫无偏失，也很难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管理者要志于道，合乎理，适其时，行其权，求其中，得其宜；既要理智地权衡利弊得失，又要善于把握轻重缓急，区分对象，选择时机，采取恰当的行为方式，与时偕行，始终保持科学发展的强势，将学校打造成教职员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莘莘学子快乐成长和谐发展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