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训的文化价值传承取向及其育人理念

大学校训的文化价值传承取向及其育人理念 ——兼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训之立意⁽⁶³⁾

中国素有“画龙点睛”之说。若将高等学府比作一条“龙”，校训堪称其“睛”。作为大学之“睛”，校训是该校文化的载体，办学理念的凝练和积淀。透过独具特色的校训，可以直接感悟到该校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悟和文化价值的传承，可以感知其兴校的智慧、存在的品格、发展的理念。

一、中国大学校训文化之源流

《说文解字》以“说教”解“训”。在《辞源》《辞海》中，“训”之多种涵义均由“说教”引申而来。作为动词，其基本涵义是“教诲”“教导”；作为名词，则是指教诲、教导之言语。始于清末民初、流行于“五四”前后的教育词汇“训育”，主要针对学生的品行约束、人格感化和个性发展而言。1999年出版的《辞海》将校训释为：“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据此，校训服务于训育，旨在规训与化育。

中国古代高等学府注重以精粹的语言训导学生，并成为大学校训的雏形。《论语·子张》中子夏所谓“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在中国古代各类学府给予学人以根深蒂固的训导。《礼记·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受到汉代太学的重视，奉为教育宗旨。始于唐代、盛于宋、转型于清末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培养高层士人的学术机构，多用精练之语，教以修己安人之理，大致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学府之校训。岳麓书院由张拭与朱熹制定并由朱熹亲书于讲堂的“忠孝廉节”，集中体现了关怀人性和以德育人精神。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和濂溪书院等多处由康熙所赐“学达性天”匾额，影响了书院治学风气。鹅湖书院由康熙亲书“穷理居敬”额，揭示了书院的治学理念。无锡东林书院由顾宪成所题“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联，抒发了勤教勤学、寒暑不惰、齐家治国、兼善天下之抱负。陕西华原书院的“学当志大人，须信修齐治平，皆吾辈当前事业；儒必为君子，要知文章道德，从此间实下功夫”，南京尊经书院的“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有猷有为有守学必有师”，湖北长阳书院的“教化行而风俗美，师道立则善人多”，南昌友教书院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游于艺，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必先正其心”，四川锦江书院的“艺不徒游当循志道据德依仁之序；友何以尚必待诵诗读书论世之功”，张允武为重庆彭水鹿山书院所题“师范岂定谈本经师为人师济济一堂春风入座；学成归实用由中学兼西学皇皇大典夏屋储才”，贵州永宁维风书院的“格致诚正修养知所先则近道，孝弟谨信亲爱行有余以学文”，浙江诂经精舍的“六经皆载道之书莫鹜词章矜博览；两浙为人文所萃益从根底下功夫”，武昌两湖书院的“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为鹄臣鹄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法我先圣先师”，都成为流传久远的教化与规训佳作，对文化传承、人才培养、道德净化和学术风气的养成，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校训较早出现于教会所办的东吴大学，1901年其校训用英文表述为Unto a Full Grown Man；1923年孙中山手书“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与其大致相应，至今仍为两岸“东吴人”所信奉。1903年陈宝琛为福建东文师范学堂所制定“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温故知新可以为师”校训，融合《学记》和《论语》两句名言，深切表达了为师之道和教育兴国理念。1906年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确立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之校训，开一代“诚朴”之风。民国初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洋大学校长赵天麟提出的“实事求是”，清华大学受梁启超“君子”演讲影响而确立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金陵大学提出的“诚真勤仁”，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由孙中山题写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西南联合大学确立的“刚毅坚卓”，西北联合大学确立的“公诚勤朴”，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等校训，各具特色，寓意深刻，大多沿用至今。

成立于1936年6月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写在抗大校旗上。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为中共中央党校校训。新中国成立到“文革”期间，大学校训继承了解放区的传统，大多在显著位置悬挂“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校训，很少有特色鲜明的新校训出现，许多大学原有校训受到否定，如清华大学礼堂的那枚嵌有校训的校徽一度被一个巨大的五星所遮住；苏州大学（原东吴大学）的校训则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遮盖。

改革开放初期，伴随高等教育逐步走向正轨，校训的制定并完善日益受到重视，但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组织形式和大一统教育模式相联系，校训难以显示院校个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形态再度发生深刻变化，学校主体意识和文化自觉有所增强，尤其随着学校规模扩大、类型和层次愈加分明，校训内涵也愈加丰富。有推崇道德修养境界的：如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有提倡知识与品德并重的，如中国传媒大学的“立德敬业博学竞先”；有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如浙江大学的“求是创新”，华中科技大学的“明德厚学求是创新”；有强调爱国与社会责任的：如西安理工大学的“祖国荣誉责任”。许多院校校训结合院校目标定位及专业设置，体现自己的鲜明个性化特色，如北京舞蹈学院的校训“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充分地体现了自身的学科特点和个性化需要；成都理工大学的“穷究于理成就于工”，北京化工大学的“宏德博学化育天工”，反映了工科院校的专业性质；大连医科大学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滨州医学院的“仁心妙术”校训，继承和发扬了中华医学界“救死扶伤惠泽百姓”的人道主义传统，充分体现了医学院校的教育特点。

二、大学校训的文化价值传承取向

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大学校训源于传统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为大学校训的提出和确立提供了很好的生长点，一个好的校训所蕴涵的教育理念与真谛，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就我国已有大学校训的文化价值传承取向而言，有三种情况值得关注：

其一，有些校训直接来自传统文化经典。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出自《易传》。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注重研究天、地、人三才之道，认为“人道”源于“天道”与“地道”，体现了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精神，启迪人们效法“天道”而“自强不息”效法“地道”而“厚德载物”。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出自《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其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通过学、问、思、辨、行的工夫，即可逐步提升人格涵养，并成就事功。河南大学的校训“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与东南大学的校训“止于至善”直接出自《礼记·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复旦大学的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源于《论语·子张》子夏之言。暨南大学所恪守“忠信笃敬”源于《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和《论语·子罕》“主忠信”之语。曲阜师范大学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校训，语出《论语·述而》孔子之言。山东农业大学以“登高必自”为校训，语出《礼记·中庸》：“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吉林师范大学的“好学近智，力行近仁”，语出《礼记·中庸》孔子之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天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河海大学、宁波大学校训所包含的“实事求是”，取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其二，有些校训是多部经典的结合。如厦门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中的“自强不息”源于《易传·乾卦》，“止于至善”源于《礼记·大学》。湘潭大学的“博学笃行盛德日新”中的“博学笃行”主要源于《礼记·中庸》；“盛德日新”则出自《易传·系辞》“日新之谓盛德”之说。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中“允公允能”句式出自《诗经·鲁颂·泮水》之“允文允武”，也与《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之言有关；“日新月异”源于《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山东大学的“气有浩然学无止境”校训中“气有浩然”源于《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学无止境”源自《荀子·劝学》“学不可以已”和《礼记·学记》中“学然后知不足”之语。北京邮电大学的“厚德博学敬业乐群”校训中“厚德”主要源于《易传》，“博学”主要源自《论语·子张》和《礼记·中庸》；“敬业乐群”直接取自《礼记·学记》。

第三，不少校训传承着院校自身的文化命脉。北京大学校训中对“民主科学”的崇尚，恰恰是对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承。北京师范大学突出师范特色，注重传承师道文化，从奠基时期的校训“诚实勇敢勤勉亲爱”，到范源濂执校时将其概括为“以身作则”之校训，再到1997年启功先生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之校训将“以身作则”具体化，其师道文化一脉相承。南京大学校训可溯源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06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确立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之校训，“诚朴”之风即已渗入；民国初期“两江”旧址上建立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明确以“诚”为训；继之而起的国立东南大学以“止于至善”为训，形成“诚朴、勤奋、求实”的南高——东大学风，将“诚朴”之风发扬光大；国立中央大学“诚、朴、雄、伟”，“诚朴”之风依然盛行；新世纪之初南京大学以“诚朴雄伟励学敦行”为校训，“诚朴”之风在传承中与时俱进；此可谓“诚朴百年”，一以贯之⁽⁶⁴⁾。走近岳麓书院讲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悬檐下的“实事求是”，此匾为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公立工业学校1917年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由深知“实事求是”价值的宾步程校长所书。如今，湖南大学以“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为校训，将“实事求是”纳入其中，充分体现了岳麓书院优良的学术传统。与西南联大血脉相连的云南师范大学，在联大故土上，传承联大精神，仍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坚信《尚书正义》所谓“刚能立事”，《论语·泰伯》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左传·宣公二年》所倡“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汉书·马援传》所谓“穷当益坚”，《诗·大雅》所谓“实坚实好”，《论语·子罕》所谓“如有所立卓尔”。显而易见，传承院校自身文化命脉的校训，同时传承着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之价值。

三、大学校训的文化育人理念

综观各类院校的校训，耐人寻味的是，其立意多具中华文化价值传承取向，其中蕴涵丰富而深刻的育人理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凝聚而成，承载着学校历史传统和理想追求的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的校训，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教育的真谛，必然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们育新人、造福人类、献身科学、引领人文的心路历程，浓缩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孜孜不倦、追求新知、探求真理的信念与勇气；这样的校训体现了学校教育的价值追求，具有导向性的内在特征，深深影响着校园文化、教风、学风等的形成；这样的校训是对师生的期望，是教师和学子加强自身修养的准则，规范着师生的行为，陶冶着师生的文化情操，净化着校园文化氛围，具有生命力、感染力，其作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其影响触及灵魂而历久弥新。

1.勉励师生明确为学之序，学问思辨行兼顾，力求“知行合一”。

中国大学校训尚“学”，涉及“博学”“笃学”、“励学”“乐学”“学而不厌”“学无止境”“学参天地”等，这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学习的传统相一致。古人将“学”与“问”“思”“辨”“行”兼顾。复旦大学校训所用“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就注重“学”“志”“问”“思”的结合。中山大学校训所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意在培养博学、质疑、善思并躬行之才，从“学”到“行”五个环节，精辟地概括了为学之序，体现了学知、求知与用知的统一。

“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行”。遵循尚“行”传统，不少校训强调“敦行”“尚行”“力行”“笃行”，力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北京师范大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源自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2年提出的“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紧扣“师范”二字，而且将“学”与“行”有机结合起来，凸现了对师生在读书治学和德行修养上的根本要求，不仅会激励教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和效仿的典范，而且会鞭策莘莘学子求学不息，早日担负起教书育人之天职。山东师范大学“弘德明志博学笃行”的校训，在“学”与“行”的统一中强化了“德”和“志”，令这所植根于齐鲁文化沃土、汲取泉城人文灵韵的学府，充满勃勃生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博学诚信求索笃行”校训，在“学”与“行”之间强化了“诚信”和“求索”，反映了对外经济贸易的特色与需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校训中直接将“知行合一”纳入其中。

2.激励师生遵循大学之道，厚德诚正，止于至善，形成完善人格。

遵循传统的大学之道，大学校训注重道德教化，常用“厚德”“明德”“崇德”“修德”“立德”“弘德”“德合自然”，主张“敬业”“勤朴”“勤奋”“勤俭”，做到“真诚”“诚朴”“诚实”“诚信”“忠诚”，期望“止于至善”。云南大学的“立一等品格，求一等学识，成一等事业”等著名校训都把做人和人格放在了首要地位，只有学会做人，具备高尚的道德、健全的人格，才能以优异的学识和技能立身社会，才能成就一等事业。

传统教育注重人格的养成，注重提升师生的人格涵养。培养和完善人格应成为当代大学的根本功能。完善的人格需要有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特别需要讲“正气”，有“风骨”，这在北京林业大学校训“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和苏州大学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中都有所倡导。山东大学提出“气有浩然”，即主张养“至大至刚”并“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要具备“大丈夫”气概。反映大学之道的校训，才会为校园文化注入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才有可能彰显校训特有的文化魅力。

3.昭示师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众所周知，西方大学特别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以追求“真理”作为校训的核心价值观。然而，追求真理绝不是西方大学的专利，也是中国大学校训所昭示的，其核心概念是“实事求是”。中国大学不少校训含有“求实”“务实”“尚实”“崇尚实践”等词语，更有“求是”“惟真”等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大学等院校的校训“实事求是”，本义为“务得事实，每求必真”（颜师古注），旨在鼓励人们努力探究知识，摸索规律，寻求真理。1914年，赵天麟以“实事求是”作为北洋大学校训，倡导了一种中国本土化的治学精神、科学态度和方法，在大学校训中独树一帜，对昔日的北洋大学和今天的天津大学在治学、育人诸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的“求是学院”。1938年11月西迁途中竺可桢校长提出并决定以“求是”作为校训，尽管历经沧桑巨变，但其精神一直在浙大学人中流传。

4.净化校园，营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文化氛围。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中华文化教育发展史上绝非空白。传统“中和”理念首先承认差异的存在，主张“和而不同”⁽⁶⁵⁾，确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⁶⁶⁾。“百家争鸣”背景下兴起的“稷下之学”，即崇尚思想自由，具有包容精神。这在书院和其他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及社会教化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是其“自由”具有本民族的特性，即可“从心所欲”，但须“不逾矩”。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并善取西方文化之长的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强调大学应“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所提出的“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一直成为不少学人心目中的北大校训。清华大学校训内含的“厚德载物”，要求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而且责己甚厚，责人甚轻。某些院校校训包含的“博大精深”“含弘光大”，都是对传统文化包容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同时揭示大学应具备的大度包容的气质而不是自我封闭或孤芳自赏，应营造的学术自由氛围而不是万马齐喑或长官意志。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学人才会受到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浸润，保持自己的清纯与尊严，个性与追求，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才会善于取长补短，不断获取新知，带来新思想，新观念，新建树。

5.唤起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大学时中日新。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得益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效法天道自然，刚健有为，自主求新，富有自爱自重、自励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依然需要人们具有刚毅的性格，权变时中的智慧，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要求大学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找准定位，担当自身使命。基于此，某些院校校训中提到“笃志”“励志”“志存高远”，明言“自强”“弘毅”“进取”“进步”。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之所以受到学界高度认同，主要是因为它作为中华文化精神，集刚健和柔顺两种特质于一身，体现了一种健全的人格，而清华人对此有深切体认，力图效法“天地之道”，铸就学者顺应自然、包容、进取和奉献的君子人格。

在中华文化教育发展中，“自强不息”本身意味着“与时偕行”，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具有权变时中的理性精神，不断拓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由此而促进大学时中日新。在大学校训中，“创新”包括“创造”“开拓”“拓新”等多有涉及。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校训，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都传承了中华文化自强而求新的理念。

6.引领学校追求卓越，影响社会的价值形成。

中华民族必须有全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大学莫不如此。大学校训应成为全体教职员工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这样的校训，作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大学精神的象征，大学理念的载体，大学独立思想和传统精神的体现，以其至理名言，以其含英咀华，印在心里，融入血液，落实到行动中，因能引领学校追求卓越而成为大学无形的精神财富。

大学校训在影响学校发展的同时，也深深影响着社会。正是大学校训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功能，激励着一代代莘莘学子，担负时代的重任，走出校园，播撒文明，影响民众，成就人生。通过校训历史的考察发现，某些校训逐步得到政党和社会的价值认同。1916～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曾与蔡和森等多次利用假期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求学，并与同伴研讨变革社会的真理，书于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自然会影响到多次出入书院的毛泽东。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就精辟地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⁶⁷⁾，赋予“实事求是”以科学内涵。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的座右铭，并于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正如邓小平所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⁶⁸⁾“实事求是”不仅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和新中国建立，而且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显然，当今院校要建设多样化特色化的校训，很难绕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大学校训的价值取向和育人理念，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对大学的深刻影响，以及大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要解决某些校训的雷同和肤浅现象，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智慧的挖掘上下工夫，同时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大学特色文化建设的结合上下工夫。

四、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训之立意

挖掘中华经典智慧，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结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需求，根据本校的定位、办学理念和特色，来凝练和解读院校校训，是多样化特色化校训的必然选择。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训之确立，首先必须凸显学校办学宗旨。办学的目标是构建校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学院承担着教育系统中高层行政管理干部培训的重任，提升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服务于全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是学院办学的根本宗旨。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哲学观，将参训者个体的发展和完善当作确立校训的根本出发点。其次，要传承学院文化，学院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要素，应该成为构建校训的文化根基。再次，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华传统文化是构建校训并使校训更具文化魅力的源泉。构建学院校训要立足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神。此外，要赋予校训以时代内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构建学院校训的时代要求，也是学院发展的力量源泉。学院校训之确立，也应富于文化底蕴，融古通今，辞精义达，体现学院的定位与使命，具有凝聚、涵养与导向功能。

方案1：知周万物道济天下

“知周万物，道济天下”取自《易传·系辞上》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以“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为院训，既充满了传统文化韵味，又契合学院办学的宗旨。“知周万物”之“知”即“智”，内含锐智、明理之意；“周”有通达、完备之义。“知周万物”即悟大智，穷理尽性；明大理，通晓人及周边事物之理。“道济天下”之“道”指自然法则，事物发展的规律，含大道、大德之义。“道济天下”即求大道，以慧通天下。古人提倡“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就是要将学养提升到尽知人与物之理性，遵循事物之道理和规律，以慧通天下。求知而不长智慧，人生会误入歧途。学知识，掌握智能，提升智慧，把握规律，才会无过无不及，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⁶⁹⁾。无论求学、创业还是执政，都需要求智求道，智道相济，以慧通天下而无过。“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作为学院校训，既是学院办学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教育行政干部培养的理想目标，体现了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它势必激励和劝勉学院人勤奋探索，不断拓展知识领域，追求大智慧，践行大道德。概而言之，“知周万物，道济天下”校训（立意）昭示学院的理念与使命：学知求智，自强不息，达到穷尽万事万物之理的学养与境界；乐于奉献，把握规律，实现化成天下之宏愿。

方案2：中和位育竭才卓立

“中和位育”源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中和位育”：达到不偏不倚无所乖戾的中和境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遂其生而茁壮。“竭才卓立”语出《论语·子罕》：“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此为颜渊赞叹孔子高超的教育艺术和效果。学院培训的效果，理应“竭才卓立”，尽竭其才，独树一帜。总之，“中和位育竭才卓立”作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之院训（立意），昭示人们：信守中道，无所偏倚；谋求和谐，无所乖戾；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竭尽才智，超群挺立。

方案3：养浩然正气

“养浩然正气”首先是经典的昭示。《孟子·公孙丑上》载，孟子回答公孙丑所问“夫子恶乎长”时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之气，必须“以直养而无害”，若用正义来培养它，对其不加伤害，它就会无所不在；要“配义与道”，需由正义而培养，人所作所为必须符合道义，否则就会乏而无力；“非义袭而取之”，并非偶然的正义之举所能养成，需要日积月累，事事合义，若内心被不义与非道所蒙蔽，做了愧心之事，说了有害于公正之语，这种气就会立即消散。可见，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是指一种正大、刚直的气节，是以内在的人格尊严、正义之感、道德之善作支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其次，“养浩然正气”是领袖的“谕旨”。为激励学院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999年5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学院题词中明确提出“讲正气”之期望。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希望共产党人养成“浩然正气”。再次，“养浩然正气”是学员和教师的诉求。2007年，第28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和教师策划并赠送学院“养浩然正气”石碑。之所以倡导“养浩然正气”，旨在激励学院人及参训学员修身养性，坦荡豁达，讲道义，行仁义，重操守，修睿智，形成立于天地之间的正气，做巍巍之正人君子，达到人生理想境地。

2008年仲秋，笔者漫步于百亩校园，写下了《圆梦》“十六句”，特辑录于后，想必有助于加深对“校训之立意”的理解。

圆梦⁽⁷⁰⁾

——作于戊子仲秋

嘤鸣菊黄柳犹青　晨醒园游心依静
溯源杏坛仰先师^①　流觞曲水慕书圣^②
抚石因生浩然气　临碑惜念留学风^③
见贤莫忘领袖谕^④　思齐且瞻纯才亭^⑤
敬业求是话鹤卿^⑥　至理真言辩清明
儒道会通诸子立^⑦　善美与共百家兴
知周万物学为径　道济天下思中行^⑧
中和位育遂其意^⑨　竭才卓立圆夙梦^⑩

注释：

①先师：特指孔子。步入学院西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孔子杏坛讲学”群雕，八位弟子或坐或立，各言其志，或侃侃而谈，神采飞扬，或侧耳恭听，略有所思，或窃窃私语，似有异议，颇令夫子惬意。群雕立于2005年学院50年校庆日，由原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陈至立揭幕。石雕右侧立有石碑，刻有笔者所拟并由俞家庆教授审定的“碑记”，堪称学院之“下马石”。

②书圣：指王羲之。乙酉仲秋，第九期全国县市教育局长培训班赠学院“曲水流觞”石碑，立于“曲水”之畔。“曲水流觞”出自王羲之《兰亭序》之“引以为流觞曲水”。《兰亭序》以暮春之初之约的风雅形式和神来之笔，成就了王羲之“书圣”美名。

③院50年校庆前夕，学院东南角立有“容闳纪念碑”并刻碑记。近代留学先驱容闳于1854年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努力促成百余幼童赴美留学，后因守旧派反对而夭折，故有“惜念”之言。纪念容闳，意在“美人之美”，明智地汲取他文明之长，彰显“文化自觉”。

④1957年4月29日，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在中南海接见学院第二届毕业生并合影留念。据此创意“人民领袖与人民教师”雕塑，立于校园显要位置，以激励学人立德精业，兴教育才。1999年5月18日，江泽民为学院题词：“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努力做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领袖之谕，实当铭记。

⑤纯才亭：坐落于校园柳岸湖边。学院50周年院庆日，为纪念学院首任院长董纯才（1905—1990）百年诞辰，勉励后生常思先贤，发扬光大其精神，经俞家庆教授精心策划，特立“纯才亭”。

⑥校长大厦一层学术报告厅以“敬业”命名，反映了学人对事业应有的态度与精神追求；二层学术报告厅以“求是”命名，反映了学人必备的学术精神。“鹤卿”是蔡元培的字。专家公寓一层设有“鹤卿厅”，以此彰显蔡元培教育理念。专家公寓尚有以“相伯”“行知”“寿春”“贻芳”“永珊”冠名的报告厅，分别与马相伯、陶行知、张伯苓、吴贻芳、吴玉章诸教育家相关。

⑦2007年，郑树山院长征得东汉砖雕“孔子见老子”之拓图，几经商讨，将其悬于校长大厦通往专家公寓的长廊连接处，以明自古“儒道会通”之实。确如范文澜所言：“儒家对道家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家对儒家有调和无排斥。”为凸显道家睿智，笔者再推《老子》“上善若水”，2010年5月结业的第33期高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欣然同意并刻于所赠石碑立于“曲水”之畔，抒发道家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之情怀。1998年学院自昌平南迁之际，经黄济、王炳照、曲士培、郭齐家诸位先生反复论证，选定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韩愈、朱熹、颜元、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陶行知、徐特立、吴玉章共十四位教育家，形成铜雕立于校长大厦敬业厅外墙，大致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包括人物、思想、制度与器物文化的传承。“孔子见老子“上善若水”石碑和“中国历代教育家”昭示当代学人重视儒道以及诸子百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价值，努力挖掘其中蕴涵的智慧。

⑧“知周万物，道济天下”取自《易传·系辞上》之“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体现了学术理想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学人当勤奋探索，不断拓展知识领域，追求大智慧，践行大道德，达于中道境界。2006年春，经笔者详尽论证，挂靠于本院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分会同意将“知周万物，道济天下”作为会训。

⑨“中和位育”源自《礼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昭示人们应该恪守中和之道，安其所，遂其生。2010年3月结业的第36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将笔者提供的费孝通手迹“中和位育”刻石立碑，深切表达安所遂生的人文情怀。2010年9月结业的第37期高校领导干部进修班又将“止于至善”刻石立碑，以求“大学之道”行于院校。

⑩“竭才卓立”语出《论语·子罕》，乃颜渊赞叹孔子高超的教育艺术和效果，昭示学人追求“竭才卓立”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