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推粪车

大年初一推粪车

今天住在大都市的人可能都不知粪车为何物了，所以需要先解释几句。

虽说是“东方的巴黎”、“远东第一大都会”，由于历史局限，上海的污水排放系统一直落后，旧城的中国地界不用说了，就是在租界，大批的石库门房子也无抽水马桶。于是多数上海人只能依靠原始便器“响应自然的召唤”，排泄物每天一大早由穿街走巷的人力粪车搜集，然后集中到泊在苏州河上的粪船，不知驶往何处去倾倒处理。一度，上海街头有两种颇具地方特色的吆喝声，即清晨高亢遒劲的“拎出来！”以及深夜苍凉凄厉的“长锭（即锡箔、冥币）要锭?”前者用于招呼各户“倒马桶”，而倒马桶这事之重要，有流行歌曲为证:“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随着它起，前面叫卖菜，后面叫卖米。”眼下电影里描写旧上海生活，总爱搬出“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其实在老百姓的记忆中，是不大典型的，除非在风月场所附近。

闲话叙过，言归正传。

那年头对于事关民生的城建着力有限，官方也承认“欠债甚多”，所以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上海街头“拎出来”之声依然可闻。这时候中国出了个雷锋，最高领袖号召全国学习。“青萍一点微微发”，校园里不知是谁最先想到粪车工人的辛劳，出于革命激情，去助推粪车。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的确，几个人一带头，道自微而生，推粪车一时蔚然成风，且形成一种现在人们称之为peer pressure（同侪压力）的势头，大有要学雷锋就非去推粪车不可的意思。那年农历初一，我们几个按预约于清早4点聚齐在大粪码头，一人随一位粪车工人出动收粪。出身资产阶级的小姐本来是有备而来的，戴上了手套和口罩，遭众人一哂，也只好丢了装备，豁出去做一回普通劳动者了。原来，这“拎出来”的活儿虽不像田头挑重担、码头扛大包那么累人，却自成一种独特的磨练。除了那两三个小时内似乎吸进了此生所能闻到的全部阿摩尼亚以外，最叫人难堪的是倾倒时——特别是粪车渐被充满之际——那“黄龙汤”（中医古方中对粪水的婉称）不加选择地往你身上泼溅:衣服、脸庞、耳朵、口腔、头发。粪车工人积长年之经验，对倾倒角度、用力深浅以及如何因势利导等专业方法都有一套心得，故而能做到闪避有术，从容不迫。但粪水好像也会“欺生”，对准初次干这活儿的我们劈头盖脸袭来，非沾满你全身不可。待粪车装满，推过凹凸不平的路面时，如何使其中内容满而不溢，更像是一门学问。劳动于上午八九点钟结束，大家对比着身上所沾黄渍的多少，赶着回家洗澡去了。

那时正搞“听说领先”的外语教学法试点。寒假一过，第一堂课就上“革命化的春节”，主要内容便是推粪车。试点班不用任何文字教材，请系里擅长丹青的一位郭重梅老师，依据我们的叙述加上她本人丰富的想象，画出几幅连环画，上课时往黑板上一挂，再给学生一串China English的生词，如to push a night soil cart（推粪车），便漫无边际地对起话来。至于教学效果如何，只有请今天专攻“二语习得”的专家们来评判了。

回过头去想想大年初一推粪车的往事，撇开反智主义的大环境不说，让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亲历被人视作最低贱的劳作，实地体验草根生活，今天看来依然觉得并非一定是什么坏事。眼下，民生改善，报载上海的污水排放标准已直逼东京和纽约，早已没有粪车可推，岂有“黄龙汤”之亲炙者乎?但是，回忆往事的同时，一句当年耳熟能详的指示浮上脑际:“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这又不免使人生出一些疑问来。指示里有两个主体: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当然，还有个隐藏的第三个主体:提出指示者。两个主体应当如何变化，都说得明明白白了，那么第三主体往什么方向去“化”呢?我想到了当年国中饿殍遍地时据说从稿费里拿出一个“小手指”即可自建游泳池的大伟人，想到那些住行宫、别墅和庄园的达官贵人，那些拿了几十个亿的民脂民膏作玩资的“革命同志”。改革开放后，曾有机会参观这些豪宅的内部，见到过里边大而无当的卫生间和大小分别解决、蹲坐皆宜的高级便器。有的设计别具匠心，坐其上一边出恭，一边就有体贴的清水温馨冲洗身体有关部位。要是让这些第三主体也来推一次粪车，会是何等景象?想来先要派出大批便衣沿线踩点，真到推时，怕也是非得由成班成排的警卫簇拥着扈从才行吧。

（原载2008年3月1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