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又弱一个

性情中人，又弱一个——纪念高邻贾植芳先生

本年4月24日夜8点左右，正在灯下写日记，接到我生朱老弟电话，称中文系陈引驰先生的女弟子盛某告他，贾植芳先生逝世。我即在尚未写完的日记里加了一句话:“性情中人，又弱一个。”寻常名人去世之后，我不太爱作文纪念，怕有攀高接贵之讥。我认识一位出版界中过气人物，大凡文坛折一闻人，必要出来写一写与死者的故交如何如何，铅刀一割，便是一篇悼念文字，而不知不觉中，作者自我提升，似乎也要跻身名士风流了（我不够厚道，把这位仁兄称为“专业哭丧户”）。

但贾植芳先生长谢，深感非写点什么不可，即使是作为断烂朝报式的文字。

我与贾先生相契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迁入复旦第九宿舍之后的事。两人住处仅一径之隔，用英文说，可称within shouting distance。那时，或许是“新居综合症”作祟，或许是更年期提早来临，我正剧受心脏早搏频发之苦，住过两次医院外，在家老是卧床打点滴。听到窗外一日数次传来手杖击地的笃笃声，知道是贾在侄女搀扶下疾步行过，内心不免产生一丝嫉妒:贾老长我二十有奇，如此健旺好动，我却一踣难起。后来，我对他说起过病中感受，曾被嘿笑着责为“小器”，还告诫我“心不平，疾不养”的道理。

贾先生夷险一节的传奇经历，早就读到过。我激赏他晚年提出的“端正写‘人’”论。叨在邻居相熟，便倚小卖小地缠他写个“人”字来看看。他不肯，但同意我的说法，即这个“人”字，因为笔画太少，从汉字书法技术上说，很难写得端正好看。而从譬喻意义上说，端正的人就要永远说真话而不说一句假话——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又是无法做到的。他表示同意，让了一步，问道:“假话绝对不说，做得到吗?”我答道:“再加一句:因人视事，努力又尽量说真话，方为端正。”他表示同意。这也算是我对他“端正写‘人’”论的一点诠释吧。贾先生为示范不说假话，还告诉我，尽管世人把他看作敢作敢言的清流，他其实也“浊”过，解放前有一段做过黄金和古玩生意。我说这没什么，写《呼啸山庄》的爱米丽·勃朗蒂还炒股呢。记得我还因此称他“文坛晋商”，他不以为忤，一老一小反而抚掌大乐。

贾先生有颗活泼泼的善良童心，叫他“襄汾老顽童”也不生气。一次，讨论到我的笔名，我正从如何将小女名字拆字置换，娓娓道来，说得起劲，他那厢微眯双眼打断我，顽皮地模仿沪语说了个名字，我听不懂，他便取过笔来，在纸上写下“六谷粉”三个字，写完咯咯大笑。外文系硕士生张沛君论文答辩，把他请来做考官。贾先生得知张生祖籍也是山西，问着问着，不觉忘情跑题，就关羽当年的出生地河东解县是否属于山西地界，一直讨论到答辩之后的晚餐上。即使写《狱里狱外》如此严峻的主题，面对大恶，他偏记得人的小善，说是当年押他入狱去的某公，在小汽车里犹不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带上。说到外文系往昔人事，他总要幽默地讲自己错过作伐，没把某某某和某某撮合成眷属。我曾受业于他说到的当事人，深知两人的矜持，认为他是“乱点鸳鸯谱”。可这固执的老人，见我一次，就要重申一次遗憾。我觉得，在他善良的意识中，在他那“单向”的幽默思路中，这段姻缘该是极佳的结合。

贾先生热爱生活，长时期以来，烟酒“二毒俱全”。在他晚年，我多次“毒害”过他，常往贾府送酒，并说明“己所不欲，‘必’施于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二毒被强迫戒去，手杖的笃笃声听不到了。黄昏，当我吃完晚饭外出散步时，总见老人坐在靠近九舍门房的一张藤椅上“放风”。说起戒酒戒烟，老人眼中会闪过无可奈何又沉潜刚克的神色，像是又在回忆当年酒酣耳热、吞云吐雾的洒脱时光。某次，也是在这样的场合，老人回忆起，当年被发配到学校印刷厂强制劳动时，外文系的“难友”潘世兹先生总是自带午饭，“熏肉、牛肉，吃得那个考究啊！”我问，潘有没有夹出几片佳品与他同享，要不就是他走筷自取。不知是没有听懂我的问话，还是思想重回老弱的大脑蜷缩蛰伏，他没回答，只是把目光从我脸部移开，投向别处，那么杳远深邃但又略显茫然的目光，那种苦往哀来的深潜意味，蕴而莫传，更积伤惋。我走出宿舍大门，开始寻常的散步，一边想起老人那未经装修的绝对原生态的住处，想起出版社个别同仁为稍解老人晚年困窘而特约旧影结集，稿酬从优，实济艰罄。贾植芳的名字，多少人依以扬声，然而又有几人能为长者折枝?！

4月29日贾植芳先生追悼会在上海宝兴殡仪馆举行，吊客无计，从宽敞的大厅溢出到前厅，奇怪的是竟无一位显贵到场。可我的学生告诉我，他看见校医院的胡功华医师哭成了泪人儿。这时，我想到，这可算是一场最合老人心意的亲人、学生和志趣相投的同仁的草根葬礼了。礼毕回到第九宿舍，没了贾植芳，我想复旦大学的一个时代也快结束了！

2008年5月4日

（原载《悦读Mook》第8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