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离职辽东将士为之气夺继任督抚调度乖张

四、督师辽东

宁锦之战打胜了，紫禁宫里封官赏爵，弹冠相庆，然而功劳最大的前线指挥员袁崇焕却没得到应有的升赏。魏忠贤权倾庙堂，朝廷腐败而又昏庸，他们看不到明军在和谈中争取到了重建锦州防务的最宝贵的时间，却愚蠢地认为宁锦被兵即是和谈的失策。这些纸上谈兵的阉党分子纷纷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又“不救锦州，暮气难鼓”。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袁崇焕只得告病乞休，握别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卸职回籍了。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已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南还路上，袁崇焕百感交集，当年请缨出塞，何等壮心？六载奔波，一生危险，敌战于外，谗构于中，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实在寒彻壮士之心。

袁崇焕归游东莞老家时，募修罗浮诸名胜，撰写三界庙诗文，大有超脱尘世，遁入空门之念。

可是就在这时，明廷政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朱由检年轻有为，机智果断地清除魏忠贤及其党羽，起复东林诸君入阁。崇祯元年二月，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驻关门，催促袁崇焕即刻起家，星驰入京，赴平台召对。

“耳边金鼓梦犹惊，又荷丹书圣主情。草野喜逢新雨露，河山重忆旧功名。”崇祯皇帝的破格起用重又燃起袁崇焕心中报国保民之火。朋友们为他饯别咏诗，预祝他早奏战功。

崇祯元年的七月十四日，思宗朱由检召见袁崇焕，嘱其早日克敌，以纾四海苍生之困，解天下倒悬之苦。袁崇焕为皇上拊髀宵旰的精神所感动，头脑一热，承诺了一个考虑不周的保证：五年之内，东事可平，全辽可复。思宗闻之大喜。袁崇焕提出，钱粮、器马、任人、调兵“须事事应手”，思宗谕户部、工部、吏部、兵部事事照办，并立授尚方，专一事权。

袁崇焕于天启七年七月归里，崇祯元年七月复职，相隔整整一年。然而关内外敌我友三方形势却急剧逆转。

首先明军方面。袁崇焕离职，辽东将士为之气夺，继任督抚调度乖张，锦州等城不战而弃。一年来，积欠饷银达七十四万金，军粮四月不发。将吏贪冒，兵士屡变。崇祯元年七月，宁远兵变，绑架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接着锦州又发生兵变。缺粮断饷，军心涣散，更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

关门一线如此，蓟门一线（包括龙井关、大安口、蓟州、遵化等）蔓不待言。长期以来，依仗蒙古部护边，蓟镇城垣颓堕，兵少、饷缺。遵化、蓟镇相继发生兵变，巡抚王应豸被执身死。防守形同虚设，不堪一击。

其次是后金方面。皇太极即位以来，重视调整满汉关系，逐步改变了天命年间将汉兵、汉民沦为满人奴隶的政策，对归降的汉人不仅不杀不辱，反而给他们分配土地，妥善安置。放宽了努尔哈赤制订的汉人逃亡统统处死的“逃人法”。他还严肃立法，对劫掠降民财物，草菅降民性命的满人给予重罚。皇太极启用汉族文人，参照汉制设立国家各级机构，学习汉族统治经验，要求臣下凡事都照《大明会典》去办，改变了他父亲单纯依靠马上打天下的作法。这一切都加速了后金社会的封建化，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巩固了政权，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八旗兵的战斗力。

再次是蒙古方面。天启末年，袁崇焕实行款西拒东的方针，蒙古各部与明军配合得较好。自袁崇焕离职而去，明军失去得力的将领，与蒙古各部的联络中断。蒙古内部也彼此倾轧，其中较强的察哈尔部用兵于素有仇隙的喀喇沁等部，同时为了躲避后金的压力，倾巢西向，并在宣、大地区骚扰。宣、大明军诱杀了察哈尔部使者，崇祯上台伊始革除了蒙古各部的赏额。因而明廷与察哈尔部剑拔弩张。而喀喇沁等部因受察哈尔部的欺凌，又相继投靠后金皇太极。于是蓟门一线藩篱尽撤，京师北面的门户暴露无余。

总之，袁崇焕再次督师辽东时，形势是异常严峻的。

崇祯元年八月初六，袁崇焕抵达关门，正值宁远兵变。第二天，他单骑出关赴宁远，未入官署即驰入营，安抚军心，发饷金二十万。接着将兵变为首者枭示，惩治了将吏贪虐者，并宣布：“今首恶已正法，此外不杀一人。”诸营遂平。他调整了关内外防务，调蓟镇总兵赵率教驻关门为后劲，以祖大寿驻锦州为先锋，中军何可纲驻宁远居中，以此三干将为核心，重整了马、步，车、舟各路兵马。辽兵素来仰重袁崇焕，袁复职后，一经调理，关门一线重又金汤。

对于蒙古诸部，袁崇焕极为重视。他向崇祯皇帝建议起用王象乾专责察哈尔部抚赏，崇祯即从。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察哈尔部与明重归于好，此时该部迁徙宣、大边外，虽然起不到蓟门藩篱的作用了，但起码使明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对于喀喇沁部，崇焕深知其穿连辽、蓟，经道惯熟，若导后金入犯，则东自宁前，西至喜峰，处处可虞。当时该部旱荒，要求明朝开米市遭到拒绝。袁崇焕允许开市，将明军自己都告缺的粮食接济喀喇沁部，并且亲自劝告该部首领，不要背明投金。该部首领指天为誓，以妻儿为质，保证不作后金向导。

可是后来喀喇沁部竟背叛了自己的誓言，这是袁崇焕所没有料想到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崇焕此处出关确也有失策之举。

首先，袁崇焕低估了其敌手皇太极的智谋和胆略。他曾说，努尔哈赤不过是个狡猾的强盗，皇太极不过是个慓悍的强盗，没有真本事，得辽土而不肯据，得辽人而不得用，比不上历史上阿骨打、刘聪、石勒等人。只要按以往方针行事，五年复辽就能实现。其实，如上所述，皇太极已经逐渐改变了其父与辽人为敌的政策，在军事上也吸取了两次败于坚城大炮的教训，探索着对明战争的新的战略战术。

其次，袁崇焕由于轻信了喀喇沁部的诺言，没有着力经营蓟门一线的防务。袁崇焕将原任蓟镇总兵赵率教调到关门，这对蓟门无疑是削弱。当关内外防线整顿有绪之后，有暇也理应西顾的时候，袁崇焕却不适时地起事东江，杀了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时撤到濒临朝鲜的一海岛——皮岛上，招募辽民，择壮为兵，曾几次袭击金国后方。后金屡屡征讨，但因不习舟船，未能奏效，因而就不能放心西向。可是毛文龙又非常跋扈，为非作歹，虚功冒饷，在朝中投靠魏忠贤，战场上也常常失败，牵制十分不力。崇祯即位后，早已对毛文龙不满的东林内阁执政。袁崇焕再任督师时，曾与当时的阁臣钱龙锡商讨过解决毛文龙的办法。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亲诣海岛，宣布“十二大罪状”，擒杀毛文龙，改编了东江的兵马。然而毛文龙坐镇皮岛多年，岛帅被斩，军心遂散。此举在客观上为皇太极解除了一个后顾之忧。

袁崇焕出关后，皇太极与之互有使者、信件来往。这次持续半年多的和谈系皇太极主动。这期间后金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蒙古诸部方面，一则对察哈尔部兴师征讨，一则对喀喇沁等部纵容笼络。这体现了皇太极欲越关、宁而伐明的战略意图。袁崇焕一方，由于重整防务的需要，也确实无力主动进攻，因此也想以和谈缓兵。但他曾请示阁臣钱龙锡及兵部尚书王洽，未获准允。所以袁崇焕对和谈只是被动应酬，主要在抓紧时间，积极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