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土归流巩固边疆安宁

二、治理边疆　贡献卓著

岳钟琪不仅为平定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而且为治理边疆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重开互市，促进经济交流。清政府在边疆地区开设的互市，是促进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主要渠道，直接牵涉到各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边区的巩固与安宁。青海牧民，历来通过互市以羊只交换他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茶、粮食、布匹等物。罗卜藏丹津叛乱发生以后，互市一直未能按期进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叛乱平定后，诸王台吉纷纷前来西宁请求重开互市。原先年羹尧曾颁布过一项命令，规定每年二、八月两次在西宁西川边外那拉萨拉开放互市，现在这一规定已不能适应各族人民的需求。1724年（雍正二年）初，岳钟琪在平定庄浪卫的叛乱后，已被提升为甘肃提督，不久又被任命为甘肃巡抚、川陕总督。他奏请中央批准，重开河州、松潘为互市地区。河州、松潘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向为青海蒙古互市之地，后来被年羹尧奏请移往那拉萨拉。岳钟琪从实际情况出发，划定居于黄河以东的青海察罕丹津等部落，仍以河州、松潘为互市地区；居于黄河以西的额尔德尼等部落，与西宁相居较近，皆移互市之地于西宁塞外丹噶尔寺。由于蒙古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岳钟琪确定每年六月以后，可以不定限期，自由互市贸易。为了保障互市公平交易，岳钟琪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汉民奸商滋扰集市者，分别情节，予以查处；兵士借端敲诈勒索，或勾结奸商走私舞弊者，从重治罪；地方官吏失职或管理不善者，也一并予以处分。这些措施对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开展经济交流，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推行改土归流，巩固边疆安宁。雍正四年，为了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朝政府废除少数民族的土司世袭制度，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改由中央政府委派可以随时调换的流官进行管辖。在实行改土归流之前，岳钟琪针对当地的情况，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妥善地处理土司间的矛盾，革除地方弊政，以维护社会的安定。如四川大小金川、沃日等地的土司，为争夺地界而仇杀不已。岳钟琪经过调查了解到，年羹尧在任时，曾命令金川土司将美同等寨割给沃日土司，这是造成他们相互仇杀的主要原因。岳钟琪奏请中央批准，将美同等寨归还金川，而将龙堡三歌地划给沃日。各土司皆悦服，多年积下的矛盾也由此而消除。又如，这些地方的许多文武官员往往在土司官员病故之后，封存官印，向承袭人索取财物，财物到手后，又往往多年不给官印，许多部族首领为了抢夺官印，便互相仇杀，纷争不已。针对这种状况，岳钟琪严令：凡土司官员病故，应袭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手续在六个月内申报承袭。在没有得到批准正式承袭之前，仍以代理官员的身份，掌管印信，处理有关事务，地方官不得勒封印信。待土司嫡长子孙承袭后，土司外支族中有循谨能办事者，可以允许本土官详报督抚请旨，酌情给予职衔，分割其地，多则三之一，少则五之一。这样，既避免了事端，也使各土司“势相维、情相安”，对巩固边区安宁，收到了显著效果。

岳钟琪除了妥善处理土司矛盾，解决地方弊端外，还针对少数土司为非作歹的情况，采取坚决措施，实行改土归流。雍正五年初，四川乌蒙土知府禄万钟滋扰云南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等也伙同作乱。岳钟琪与云贵总督鄂尔泰会师征讨。平息叛乱之后，即将乌蒙、镇雄改土归流。第二年初，岳钟琪又报请朝廷批准，将隶属建昌的部分苗疆改土归流。建昌土司以河东、河西宣慰二司及宁番安抚司辖地最广，而河东半近凉山，半近内地。岳钟琪将凉山仍归长官司，其近内地地区改隶流官，河西、宁番近内地地区，全部改派流官，其阿都宣抚司、阿史安抚司及纽结、歪溪等地千百户，共五十六处，也都改土归流。这些措施，对边区的巩固与安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调整行政区划，加强边疆管理。为了加强对边远偏僻地区的管理，岳钟琪曾多次奏请朝廷，调整川、藏、滇部分行政区划，改变建置，派兵驻守。原打箭炉以西的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云南的中旬，以及察木多以外的落笼宗、察哇、坐尔刚、桑噶、吹宗衮卓诸部落，原先不归西藏达赖喇嘛所辖，但由于这些地方离打箭炉甚远，不便管理，雍正三年十一月，岳钟琪奏请朝廷批准，除其中的中甸、里塘、巴塘，以及沿近的得尔格特、瓦舒霍耳等处仍然由内地土司管辖之外，其余地区全都划归西藏达赖喇嘛管辖。另外，巴塘一向隶属四川，但它所属的木咱尔、祁宗、拉普、维西等处，地界紧接云南所辖的中甸，实为中甸之门户。第二年春，岳钟琪又奏请将巴塘所属的这几个地方改隶云南管辖，以便与四川里塘、打箭炉“互为犄角”，并直接设流官戍防。同年三月，岳钟琪还奏请选派西安八旗兵千人驻潼关。雍正六年二月，岳钟琪在建昌所属苗疆推行改土归流的同时，还奏请升建昌为府，定为宁远府，下辖三县，即西昌、冕宁、盐源，并制定营防职制。建昌为边疆重地，岳钟琪奏请于越酅所属之柏香坪增设守备千总、把总各一。十一月，还奏请升四川夔州府所属的达州、陕西巩昌府所属的秦、阶二县为直隶州，其中达州辖东乡、太平二县。第二年三月，又奏请升甘肃肃州为直隶州，并在陕西子午谷隘口增加防守官兵。以上措施，对加强边疆管理，维护地方封建秩序，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与民休养生息，发展民族经济。岳钟琪首先革除了川陕地区的一切陋规，延缓川省征税期限，“以纾民力”。由于战乱和灾荒而逃往他乡的灾民，在战乱平叛后都已陆续返回家园复业，而延安外逃的灾民因为苦于“丁银重累”，仍有不少人不敢返回家园，甚至连一些没有外逃的人也想离家出走。岳钟琪认为丁银过重，不利于安定社会和恢复生产，于是他奏请将延安府所属州县丁银由四、五钱，多至一两减为二钱，凡超过二钱的，都予以减免，总共减去旧额丁银达一万二千余两。此外，他还将陕甘两省丁银摊入地亩征收，从雍正五年（1727年）起著为定例，凡陆续开垦及新开渠闸屯垦的地区，也按照这个办法征收税粮。在减免丁银、杂派的同时，岳钟琪还积极兴建水利设施。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岳钟琪会同地方官员，组织民力，在河西寨至石咀子地方，筑堤二百余里，开渠一道，建闸八座，于适中的地方，建设一座城市，设县官管理。雍正皇帝把这座县城定名为“新渠”。岳钟琪在陕西省开凿水渠，灌溉良田，招民耕种，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由于这些措施的推行，川陕地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他的这些功绩，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