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律师业的扩张
上海律师公会在1921年初公布的会员录，提供了281位律师的姓名、年籍与地址数据，这可说是1926年以前收录人数最多的一份会员录。虽然许多列名其中的律师长期欠缴会费，也不参与公会活动，甚至可能并不常驻上海，但通过统计该会员录所提供的各项资料，研究者至少可以一窥这些曾经选择到上海执业的律师究竟来自何方？又如何选择他们一施拳脚的场所？
图5 江苏籍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的县籍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3。
图6 上海律师公会会员事务所分布图（1921）
陈同已然指出，名列1921年会员录中的律师分别来自10个省份，其籍贯分布展现出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特质。陈同还注意到，尽管从省籍来看，江苏籍律师构成了上海律师公会的骨干（82%），但籍隶上海县者实际上却并不多见（5.3%）。(23)图5则显示，上海律师公会中的江苏籍会员大多来自上海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外的县份，其中又以吴县籍者最多。令人讶异的是：在来自上海地方审判厅管辖区域内各县的律师中竟以崇明籍者人数最多，其中缘由尚有待考察。
运用最近重新出版的1918年上海地图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制作中的“近代中国城市数据库”，笔者找出271位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的事务所大致位置。图6显示，20世纪10年代中叶逐渐成形的中国律师事务所集中区，如旧县城西部与法租界交界地带、静安寺路跑马场附近，在1921年前后仍继续受到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的青睐。当然，随着律师人数的扩增，律师事务所的分布范围也有显著的扩张，其中又以公共租界西部的扩张最为明显。法租界的中国律师事务所虽然也有向西蔓延的趋势，但仅限于与公共租界交界地带。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新的律师事务所集中区：一是县城大东门外南市地区，二是公共租界中区河南路以西、湖北路以东、天津路以南、广东路以北的繁盛华人商业区。或许因为许多律师都是外地人，而公共租界中区的租金又十分昂贵，聚集在这个区域内的律师大都直接把事务所设在旅馆里。
1921年时的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对事务所位置的选择，似乎不像1909年时的外国律师那样以法院的位置为主要考虑。由于绝大多数的上海律师公会会员都不是本地人，他们在到上海执业时往往呈现同乡群聚的现象。举例来说，上海籍律师多半聚集在城内或县城附近（图7），崇明籍律师则偏好东门外的南市地区且常共享事务所（图8），规模最庞大的吴县籍律师则偏好将事务所设在公共租界中区（图9）。
图7 上海籍律师事务所分布图（1921）
图8 崇明籍律师事务所分布图（1921）
图9 江苏吴县籍律师分布图（1921）
1912—1926年间的上海，无论是外国律师事务所还是中国律师事务所，在数量上都呈现扩张状态，而中国律师的扩张速度又比外国律师高出许多，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分布因此呈现更明显的蔓延趋势。或许是为了兼顾会审公廨与地方审判厅的诉讼业务，以及市中心区的非讼业务，许多中国律师倾向往公共租界中区与西区的交界地带（即跑马厅附近西藏路、静安寺路、帕克路一带）、法租界与法新租界交界地带（即嵩山路、白尔路一带）。这两个地区的共同特色是房租成本通常会比市中心商业区低廉，而居住质量则会高一些，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电车路线往来于各法院与市中心区。由于法租界会审公廨规定，只有通晓法国语言的律师，才能在法租界会审公廨出庭；且只有华洋诉讼或诉讼目标达1 000两以上的民事案件，诉讼当事人才能聘请律师，因此绝大多数中国律师根本无法在法租界的法院中执行职务。(24)或许正因为如此，1912—1926年间，法租界里的中国律师并未随着法租界会审公廨的西迁进一步往西蔓延。不过，从图10可以清楚地看到，1912—1926年间，中国律师业的分布范围尽管已大为扩张，但实际上仍只是上海县辖区内都市化程度最高的一小部分。
图10 高度集聚的上海律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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