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年代中期的新潮

五、中国律师跻身南京路：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新潮

1927年以后，随着公共租界、法租界会审公廨的主权陆续收回，外国律师丧失承办华人案件的权利，加上国民政府统治上海之初采取相对宽松的法学院校设立政策，1926—1932年间上海的中国律师人数从235人激增至1 006人，增长达4倍之多。⁽²⁵⁾陈同根据1930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所作的统计显示，当时中国律师事务所最多的3条马路，分别是公共租界中区的北京路（41人）与四川路（33人），以及公共租界西区的白克路（31人），至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则只有17位中国律师在此设立事务所，而一度备受中国律师青睐的静安寺路，则只有9位律师在此设立事务所。⁽²⁶⁾

公共租界精华区的西拓，使跑马厅附近静安寺路的房租成本渐趋高昂，许多律师因此望之却步。1929年初，政坛失意的前司法总长张耀曾准备在上海开展崭新的律师生涯，他先是到法租界找房子：“走七八处，价相当者太小，稍可观则价奇昂，怏怏而归。”⁽²⁷⁾隔天他便到白克路一带看房子，经过数日寻觅比较，他终于选定白克路、大通路交叉口的大通里，作为在沪事业的起点：

新居两楼两底，后附小楼两间，中式略参西式，既不华，亦不敞，月租八十七元。余取其可兼住宅与事务所两用，故居之，求合吾近来简俭之主张也。以较吾北平静长园清旷舒敞，直天渊矣。⁽²⁸⁾

张耀曾在入住以后，很快就发现新居的交通不太方便：“在沪每日外出，深以无车为不便。沪居多用汽车，力苦未逮，乃置洋车代步。”⁽²⁹⁾3个多月后，张耀曾决定和他的邻居沈钧儒、李肇甫等四人，共同在静安寺路兴和坊设立事务所。⁽³⁰⁾由此可见，在1930年前后，即使是像张耀曾这样的律师，也已无力在交通便捷的公共租界中、西区交界地带设置事务所。

到了1934年，情形却已完全改观。1934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显示，在1 057位会员中，有118人将事务所设在南京路上，远高于居次的北京路与爱多亚路（均为72人）。至于在1930年时分居二、三名的四川路与白克路，则已退居四、五名，分别只有59人与36人。⁽³¹⁾

南京路上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律师，但这些律师并未均匀的散布在南京路上。在118位将事务所设在南京路上的律师中，竟有83位将事务所设在大陆商场。大陆商场是甫于1932年落成的崭新建筑，位居南京路精华地段，由名建筑师庄俊设计，主楼楼高8层，两侧为6层，低楼层作为商场，高楼层是出租办公室，整座建筑共辟有251间办公室。⁽³²⁾曾将律师事务所设在此处的金雄白回忆，他当初之所以作这样的决定，主要的考虑在于：

上海最重噱头，排场万不可少，我就先租定了上海最繁盛地区南京路上大陆商场一大室，予以装修间隔，一位堂弟燠民是与我同时毕业的，就来做了我的助手。另外有三位同学，因问世之初，业务尚无把握，不敢像我那样的先事铺张，也与我商借了部分房屋，人家还以为也是我的帮办，这样就似模似样的以大律师身份，出现于十里洋场中了。⁽³³⁾

金雄白清楚地指出大陆商场受到律师青睐的主要原因：地段佳、门面足，而房租负担又不重。除了大陆商场以外，同样位于南京路上的中国兴业银行大楼、女子银行大楼、四明银行大楼等高层建筑的出租办公室，也都有律师入驻。在北京路、爱多亚路上，律师同样多聚居于办公大楼之内。由此可见，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公共租界中区展开的办公大楼兴建潮流，显然是使人数大为扩张的律师往公共租界中区聚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