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国文化的历史历史

三、商业西关

官修方志和文人所撰志书诗文笔下的西关，大多偏重于载录庙宇寺观、园林胜迹；西关商业繁盛的景象，只是一笔带过，尽管这些庙宇和园林的主要赞助人，往往就是在西关起家的商人，但“商业”这个主题在传统的中国文类中，罕有详细描述。虽然西关是十三行及夷馆所在，夷馆地产多属洋商伍怡和行及潘启官，街巷里有无数小杂货店、钱店、故衣（刺绣）店，给洋人提供兑换银钱及购买零星物品⁽¹⁴⁾，但在大多数官修的《南海县志》中，西关中西货物杂陈的商业景象并没有加以突出，只归在传统方志“墟市”的行列。

在官修县志的记载中，因十三行生意而变得大盛的下西关墟市情况直至道光《南海县志》才有所反映。万历《南海县志》所列城内外的“市集”有“城内外有大市、西门市、撒金巷口市、新桥市、大观桥市、沙角尾市、半塘街市”⁽¹⁵⁾；此后崇祯（卷1页12）、康熙（卷2页23）、乾隆《南海县志》（卷2建置志）列举的情况相同。道光《南海县志》记捕属新城外的墟市情况有较明显变化，在撒金巷口市、大观桥市、沙角尾市、半塘街市之外，新增了长寿庵墟、宜民市、青紫坊市、三摩地市、清平集市和十七甫市。⁽¹⁶⁾同治《南海县志》的记载比较详细，但经历了鸦片战争后，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叙述颇有弦外之音。历次编修的《南海县志》“市集”或“墟市”篇，一般只列举墟市地点，但同治《南海县志》《墟市》篇，却附了一段详细的说明曰：

捕属：十三行互市，天下大利也，而全粤赖之，中外之货，坋集天下，四大镇殆未如也。蛮楼轰起干云，油窗粉壁，青锁碧栏，竞街兼巷……乾嘉之间，其极盛者乎！乃咸丰丙辰，天夺其魄，尽毁于火，后移市河南鳌洲等处，营缮草创，瑰丽巍峨，迥不逮昔，盖各商乐居香港，独司事留耳。迨己未又言定移市中流沙，殆即拾翠洲，俗称沙面……乃欲如精卫填海，白鹅前导，香象未焚，沿岸各炮台余址，甃石尚多，尽徙而投之江，无过问者。复量沙畚土以实之，珠湄歌舫，迁泊谷埠，谓将恢宏图而复理故业也。费至二十余万，均由都门犒赏拨扣。昔之珠帘绣柱，烟波画船，玉箫金管，顿作衰草黄沙……又自北岸开冲起煤炭厂，迄油步头，各修石磡，并于石磡上筑直路至联兴街连接填平，俗称鬼基，乃八九年中始新建，楼观六七座，屹然如嘿，堵波涌现楼台于佛界，颇极庄严……乃至聚优伶、诱博簺，黔驴之技，殆可知已。夫粤地狭民稠，力穑者罕，逐末之氓，十居六七，而市舶之利独鉅，虽□恒货殖，与蕃商水火无交者，亦因市舶之丰歉为赢缩，倘仍旧观，则百物骈臻，商贾辐辏，而全粤又安矣。全粤又安，戎氛永靖，然未敢必也，且吴楚闽越，移市等处，亦未闻其珍藏盈物也。瓮算之愚，古今一辙，殆卒两败俱伤耳。⁽¹⁷⁾

鸦片战争和由此引发的广州入城问题让人犹有余悸，以上引文的表述小心翼翼，并非无因，但其传达的信息至少有两处值得我们注意，配合方志附载的《县治附省全图》阅读，尤有趣味。首先是沙面的建置问题。正如引文所说，沙面原为一片面对白鹅潭，名叫“拾翠洲”的沙洲。⁽¹⁸⁾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天津条约》后，租界制度推广，英国要求在沙面恢复十三行被烧洋馆，1859年7月经两广总督同意填筑沙面岛，在沙面北面挖出一条人工河，名曰“沙基涌”。所有堤岸用花岗石砌筑，围合成一小岛，岛内用沙砾石填充，建东、西二桥连接“沙基路”（即今天六二三路）。1861年9月签订《沙面租界条约》，沙面正式成为英法租界。⁽¹⁹⁾但同治《南海县志》既没有提英法租借等事实，所附之《县治附省全图》对于这片人工填筑之地，也没有标明是租界，反而是刻意标上“西炮台、西宁台故址”——即使明知各炮台已“尽徙而投之江，无过问者”。这样的标图方式，明显表达着一定的惯性和“政治正确性”。

其次，经历了咸丰六年（1856）的大火后，十三行沿江边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上述引文谓“并于石磡上筑直路至联兴街连接填平，俗称鬼基”，当年中西贸易的盛况，只剩下一个“鬼”字让人回味。1900年《粤东省城图》标记了联兴街所在，几条从十三行延伸的直路，清晰可见。同治《南海县志》附图大体描画了这条变得平整的岸线，显示了最近的变化，绘画的方法和效果，显然也比道光《南海县志》更接近“现实”，但其在西关地区标记的地名，主要集中在上西关，而且主要是明末清初已出现的地名和庙观，而商业繁盛的下西关部分，虽然画上虚线显示了一些街道，唯标记的地名既寥寥可数，又没有反映最新的商住情况，人文地理的信息量还不如道光《南海县志》的附图。

以现代地图绘画的标准来衡量，道光《南海县志》的“县治附省全图”只能算是一幅示意图，但其标记的街巷名却比同治和宣统《南海县志》密集得多。图中十三行新街前的几个很特别的图标，分明就是标记楼高两层的“夷馆”和洋人当时在沿岸所建却为某些中国官员不悦之栅栏。这些栅栏，是码头的附属建筑，在当时以商馆为题的油画和水彩画中十分常见。道光十一年（1831），广东巡抚朱桂桢到洋行参观自鸣钟，看见洋行前的“鬼子码头”及其附属建筑，勃然大怒，勒令洋商伍崇曜督工将之拆毁。⁽²⁰⁾道光《南海县志》成书于1835年，编纂似乎未够敏感，还在地图上画上这个让官员大怒的栅栏，也许当时的政治局面，还没有让本地官员和士大夫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又或许是栅栏拆除不久之后，外国商人又故态复萌，否则，为何在1835年至1840年间绘制的外销油画上，这些栅栏仍清晰可见？果真如此，则道光《南海县志》也不过是反映现实而已。无论如何，道光《南海县志》的“县治附省全图”中外国商馆与栅栏并存，让人隐约感觉到道光年间西关地区中西商贸一派乐观的气象。我们固然不能要求目的是为了标记县治所在的道光和同治《南海县志》附图，能像现代地图般给我们提供翔实的信息，但其标记地名的选择性或惯性，却值得我们思索地图绘画者在决定收入什么信息时所作的考虑。

上述同治《南海县志》的引文，也隐约透露了鸦片战争后广州西关地区的商业发展情况。广州十三行的贸易显然因为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割让香港而今不如昔，但由十三行贸易带动的相关生意，显然使没有直接参与中外贸易者长期受益。方志编纂者也希望当年的盛况能够继续，所以说“倘仍旧观……而全粤又安矣”。我们也必须注意到，恰恰是这数个世纪以来的中外贸易带动的商业活动，使咸同以来的西关地区继续发达，否则也不会有经济基础去“聚优伶、诱博簺”。

下西关在同治年间更具体的商业情况，同治《南海县志》等官方的文献有所欠奉，我们只能从文人的诗词或竹枝词的字里行间感受到那种商业氛围，而读书人又总是不忘对所谓的奢华之风加上几分贬抑。幸好，英国圣公会香港会吏长、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牧师（Consular Chaplain）的John Henry Gray（1823—1890），1875年在香港出版了（《漫步广州》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一书，对广州省城各区的街巷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详细地记录了位于西关地区的商号和售卖货品的种类。⁽²¹⁾为方便浏览，兹按其在西关的游览路线及沿途所见商铺情况表列如下（该书插有中文铅字，下表街道和商号的中文名称，除特别说明外，皆出自该书）：

表1　《漫步广州》所见广州各主要街道沿线商号或商品

续　表

以上所列街名，大部分可在1900年的《粤东省城图》找到，据此及书中其他的内容可知Gray行走西关的路线是由南往北再折返南面经太平门入城。他描述的许多货品或商号，有不少明显是“十三行市舶之利”的延续。这里除了有着满足本地人日常需要和商人的奢侈消费如燕窝等物品外，还售卖着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货品，包括英国的五金器具、曼彻斯特的货品（估计是工业纺织品）、孟买的棉布，以及相信是来自印度的鸦片。种类繁多的工艺品，包括茶叶、瓷器、玻璃画、扇画、珍珠贝母装饰，尤其是蓪草画，应该有不少是以洋人为对象的。其中一种冒充玉鈪的玻璃手鈪，作者更说明其买家包括帕西人和伊斯兰教商人，他们将之分别转到孟买及加尔各答卖给印度女性。此外，“永盛绣巾铺”注明“番名义兴Ehing”，“义经绣巾铺”的英文名字则注明是“Eking”，“Ehing”和“Eking”这类英文商号，都是鸦片战争前售卖外销货品的广州商店习惯使用的。由此可见，尽管鸦片战争后广东十三行顿然衰落，但中外贸易所奠定的商业基础在同治以至民国年间仍一定程度上延续着。⁽²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