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一）

元朝对外经济与文化交流（一）

蒙古人建立的超级帝国连通欧亚两大陆，衔接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三大洋，使东方与西方的交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达景象。元朝建立后，金帐汗国与伊儿汗国虽然逐渐独立，但仍然与元朝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商人、教士与使者的往来极为频繁。元朝还与亚、非、欧三大洲的各国建立了多种联系，文化交流的范围在元朝时期空前扩大。

高丽王族和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关系。元朝曾在高丽王京派驻达鲁花赤，但不直接干预政务，只负责监视。至元中还在高丽设置东行省，但不派行省官，以高丽王为行省丞相，原有国家机构不变。因此，高丽在元代基本上保持了独立地位。

元代，中国和高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元初，高丽博士柳衍从江南购得经籍一万零八百卷回国。两国商人、僧侣把本国的大批书籍运入对方境内。元仁宗赠给高丽宋秘阁旧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册。

元朝初年，程朱理学传入高丽。高丽人在大都获得《朱子全书》新版，带回国去，在太学讲授。后来，白颐正又从大都带回许多程朱理学著作，在太学宣讲。接着，在权溥的建议下，朱熹《四书集注》由秘书省书籍所印制发行。理学在高丽广泛传播，李谷、李齐贤、李先穑等理学大师在传播中脱颖而出。

高丽语言也传入中国，并且影响不小，元朝宫廷中许多人都会讲高丽语，连守卫宫门的卫士也“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即梨”。

元代，很多高丽人来到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侨居在中国各地。其中在中国做官的也为数不少。许多精通汉文的学者和僧人，奉命出使到中国，也有私自前来游学的。在中国，他们广交文友，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产生了十分密切的友谊。中统二年（1261年），高丽王来上都，国相李藏用随同前往。此人对汉文学有很深的造诣，还出席中国诗人的“文会”，被称赞为“鸭绿江头”。由以上可见，元朝和高丽在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很密切的交流。

中国和日本是一水之隔的邻邦。唐代，两国的文化交流极为繁盛。元朝虽两次侵袭日本，但两国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依然很密切。

在元代，日本商船来中国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1350年）的四十五年中，其中就有三十三年有日本商船来元朝。元朝和日本两国僧人有极为频繁的互访活动，据日本史学家木宫泰彦统计，来华日僧仅知道名字的就有二百二十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兴等四十人还国”。元朝许多高僧的墨迹传到日本，对日本的书法造成很大的影响。日本一些书法家的作品，也得到元代文人的重视。元代文人的诗画也赢得当时日本文人的赞赏。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极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请到日本传授禅宗学说。僧人妙慈弘济大师（1247—1317年），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人，俗姓胡，号“一山”，法名“一宁”，幼年出家，在天台山学习，修学禅宗临济宗，后住补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学识渊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其擅长书法。大德三年，成宗特意任命他为江浙释教总统，并奉命出使日本。由庆元（今浙江宁波）乘日本商船到达博多，前往镰仓，先后住持建长、圆觉等寺。俊宇多天皇召住京都南禅寺。在日本居住十九年，传授禅宗学说，被日本称为“一山派”。圆寂后，日本天皇特赠“国师”封号，一生中著有《语录》。妙慈弘济大师把程朱理学传到日本，日本理学先驱——虎关师炼就是他培养的弟子。程朱理学和禅宗学说融为一体，长期以来，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统治百姓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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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强宋富，宋朝是封建历史上最富的时代，宋之前中国总体是越来越富的，也是世界最富的国家。经过元朝极其野蛮的掠夺破坏后，发展速度渐缓，出现了总体衰落的趋势，直到被后来的英国赶上并超过。而中国的解放初期，在数千年历史上，与世界水平相比，可算作是最贫困落后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