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绝句——红豆生南国

我们且先看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讲的关于一个读书人的故事：

（一读书人）偶得古兵书，伏读经年，自谓可将十万。会有土寇，自练乡兵与之角，全队溃覆，几为所擒。又得古水利书，伏读经年，自谓可使千里成沃壤。绘图列说于州官。州官亦好事，使试于一村。沟洫甫成，水大至，顺渠灌入，人几为鱼。由于抑郁不自得，恒独步庭阶，摇首自语曰：“古人岂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发病死，后风清月白之夕，每见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摇首独步。侧耳听之，所谓仍此六字也。或笑之，则欻隐。次日伺之，复然，泥古者愚。何愚乃至是欤！阿文勤公尝教昀曰：“满腹皆书能害事，腹中竟无一卷书，亦能害事。 国弈不废旧谱，而不执旧谱；国医不泥古方，而不离古方。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纪昀（即纪晓岚）对这位读死书，死读书者的这一段文词简约但恰中要害的评语，是由一系列判断所组成的。它既断定了一个“满腹皆书”但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可能“害事”，也断定了一个不读书，不吸取前人智慧和教训的人也可能“害事”。断定了下棋既不能弃旧的棋谱于不顾，也不能固执于旧的棋谱。中医处方既不应拘泥于古方，也不应无视于古方。

由此可见，所谓判断就是人们在想问题的时候，也就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对思维所涉及的对象进行各种各样断定的一种思维形式，说得更简单些，就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的一种思维形式。从上述这些判断来看，尽管它们断定的对象各种各样，有的是对死读书者的断定，有的是对下棋的断定，有的则是对中医处方的断定等等，但它们都总是对判断对象有所断定。而所谓有所断定，无非就是说有所肯定（如“满腹皆书能害事”）或否定（如“国医不泥古方”）。

判断就是对思维对象有所肯定或否定的一种思维形式。

如果不对思维对象有所肯定或否定，那就不是判断，因此对思维对象有所肯定或否定，是判断的一个基本的逻辑特征。由于存在肯定或否定，就必然存在一个肯定或否定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因而也就有一个或真（断定符合实际情况）或假（断定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问题。这也就是说，判断之所以为判断必然是或真或假的，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判断。这是判断的又一个基本的逻辑特征。

另外，还必须强调的是，判断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一个一个的语句来表达。于是，这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一切语句都能表达判断呢？如果不是，究竟哪一些语句表达判断，哪一些语句不能表达判断呢？这也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为此，我们且先看由唐代诗人王维所写的一首题为《相思》的脍炙人口的五言绝句：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来撷，此物最相思！

全诗围绕红豆，借咏物而咏情，诚挚感人而又朴实无华，读来令人无不为之动容。

但在这里，我们所以要举出此诗的意图仅在于说明：这首由短短四句组成的五言绝句，从语法的角度看，正好依次表示了四种不同的句型：陈述句（“红豆生南国”）、疑问句（“春来发几枝”）、祈使句（“愿君多采撷”）、感叹句（“此物最相思”）。而这四种句型正好构成了按语句的功能和作用而对语句所作区分的全部句型。由此不难发现，诗人是多么巧妙地运用多种不同的句型来抒发自己对友人真挚情谊的呵！

那么，在这四种句型的语句中，哪种或哪几种是能够表达判断的呢？这就必须根据上述判断的基本逻辑特征来予以鉴别和判定。由于判断总是对思维对象有所断定，从而总是有真假的，因此能够表达判断的语句必须是那种能区分出真假的语句。显然，在这四种语句中，只有陈述句（或称直陈句）才能直接区分出真假，于是只有陈述句才能表达判断。比如：

红豆是生长在中国的南方的。

这是一个陈述句，它陈述了“红豆生长在中国的南方”这一事实，是可以直接验证出其真假的，因而是一个能直接表达判断的语句。这种有真假的、能直接表达判断的语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命题。也正因此，在我们的日常思维和言语交流中，为了表述的简练，我们也就常常直接称上述例子是一个判断，而不称它是一个由“红豆是生长在中国的南方的”这样的语句和命题所表达的判断。

那么，另外三种句型的语句是否表达判断呢？回答是否定的。还是以《相思》一诗的另三个诗句为例。第二句“春来发几枝？”是一个疑问句，它对红豆树到了春天会生发出几枝这一事物情况提出了问题，表示了疑问，而没有作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陈述，所以这种语句本身是没有真假可言的，因而并不直接表达判断。不过，有的疑问句，比如反诘疑问句（如“难道红豆不是生长在中国南方吗？”），可以说是一种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述了某种断定（如“难道红豆不是生长在中国南方吗？”这一反诘疑问句就陈述了“红豆是生长在中国的南方的”这一断定），而既有断定，自然就有真假，故这类疑问句是表达判断的。

第三句“愿君多采撷！”是一个表示某种请求或命令的祈使句。由于这种语句的提出，其意图并不在于表达对事物情况的某种断定，而只在于表示某种请求、愿望，而这种请求、愿望只有是否合适、是否适当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真假的问题。比如，我们一般是不会提出有关“愿君多采撷”这一请求、愿望本身究竟是真还是假的问题，所以这种祈使句一般不直接表达判断。

同样，由于诗的第四句“此物最相思！”只是一种抒发某种感情的语句，即一种感叹句，它表示的只是作者借物寄情的一种感概，表达的是一种感情（“红豆是引发人的相思之情的呵！”）而不是直接去陈述和断定事物（如红豆）的某种情况（如是否是最引发人的相思之情的），所以它本身也没有什么真假可言，因而也就并不直接表达判断。

这就是说，只有陈述句才能对思维的对象，即一切事物情况做出肯定或否定的陈述，因而才能直接表达判断而成为命题，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都不能直接表达判断，因而都不是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