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与政府的关系

现在的杂文是越来越不好看了，或许是同样的现象反复出现被写得太多了，消费过度的缘故吧。人们写来写去都是同样几个靶子，绕来绕去都是同几个关键词。同一块口香糖被一个公知咬几口，再塞进另一个公知嘴里，一个轮着一个，口水沾着口水，就是为了宣传几个所谓“普世”的道理。

何苦来哉？

网上的时评杂文政论感慨已经进化出流水线生产机制，每当出来一起新闻事件，可大可小，都会有几个或大或小的公知出来发文，有趣的是，这些文章掩去作者名字，你几乎会以为它们是同一个人写的。也难怪，这些文章太像了，不用说观点上今天比昨天今年比昨年没什么进化，连文章里用来活跃气氛的三流笑话也已经流传好几年了。

公知已经变成一种职业，混饭吃的。他们无所不通，头头是道，却百无一用，虽然看似在不停地为底层老百姓说话，自己却也免不了四体不勤衣食无忧的剥削嫌疑。他们的劳动，就是说废话，就是重复说废话，就是把废话重复再重复直至成为经典的废话，这些废话有几个关键词，比如“政改”“X改”“Y改”“Z改”、“言论自由”“XY自由”“YZ自由”。

不管你烦不烦，反正我是烦了。

就拿这次那个，什么教授与么什记者约架的事，网上评论文章已经无数，光在爱思想就收录了好几篇（不好意思，也有本人掺和的一篇），这些文章其实读不读都一样，道理大都千篇一律，他们也倒都诚实，说自己只是普及常识的。可是你们好歹写了两三千字，就不能写得好看点么？公知的文章套路已经跟高考作文一样，形成了固定范式。几个“政治正确”的中心论点，再凑进若干个例子，语文课上老师说，这叫举例论证，论点清晰举例新奇，改卷老师最喜欢了。这次梁文道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该约架》就是一篇优秀的高考作文。

在过去的几年里，韩寒作为一个公知还是写了不少好文章的，虽然说理未必有萧翰、梁文道、杨恒均们那么详细专业，至少文字还有其嬉笑怒骂的韩式风格，可今年以来，自从被方舟子咬了以后，就几乎再也没出过什么好文章，从思想到文字，全面平庸，个性全无。烂文一篇接着一篇，说它们烂，是因为它们已经失去了韩式风格，他的狂气渐消，温情渐长，连文章里的黄段子也越来越腻味了。文风逐步向一般公知看齐，沦为扯淡。大家仔细瞧着，韩寒有望成为公知界的郭敬明。——郭敬明说“青春是门好生意”，同样的，“真话”也是一门好生意。韩寒早已经自嘲过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了。真话产业蓬勃发展，每年也为国家GDP贡献不少。

康晓光有个“精英联盟”的说法，在此我再加进一个阴谋论，供参考。本人觉得，公知已经与政府达成共识，那就是，你们一边编谎话一边捞钱，我们一边说真话一边赚钱。公知与政府的关系就是一个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的关系，政府是出谜语的，公知是猜谜底的，他们两帮人都在台上我型我秀共唱双簧，表演得很high，而老百姓则被强制消费，被半强制半哄骗地买了戏票，然后公知与政府再把其中的利润三七开，一边叫稿费，一边叫税。但不是所有公知都同意三七开这个比例的，个别不识相要求更多的份额，这就破坏了游戏规则，把政府惹毛了。于是政府把这些过分贪心的关了进去，其中胃口特别大也特别倒霉的则被西方看客看中了颁发这个奖那个奖，最著名的是奥斯卡和平奖。

公知是种很奇特的存在。这个社会存在假丑恶，所以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去揭露去批判，这没错。但这也是知识分子身份的矛盾之处，他们宣扬光明，却必须与黑暗同在，知识分子就是鲁迅《野草》里那个既不容于黑暗也不容于光明，黑夜白天都会使之消失的“影”。鲁迅说自己是“历史的中间物”，我想真正的知识分子都该有这种意识，这个身份是要与黑暗同归于尽的，是期望自己“速朽”的，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可是时下的公知们，活得太快乐了。

公知们也不过是娱乐至死的网络时代里诞生的一批玩物，怨愤深重的老百姓把他们当做充气娃娃，在他们的文字里自慰正义的崇高理想的伟大，自慰完了，一时的快感耗尽，生活还是一样的生活。

可我担心的是，中国的病好了，公知怎么办？岂不是失业了？

201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