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即失业，升职无望、还被贴上“废青”、“草莓族”、“最愚蠢的一代”等负面标签……当下社会，青年的挫败感愈发强烈。内地著名作家周国平从哲学角度出发，认为功利化教育使年轻人失去了快乐，让他们成了社会的局外人。他期盼引导公众践行“教育即生长”的理念。
访问当天恰逢中学文凭试（DSE）发榜，各大媒体又一次把焦点对准摘星的状元们。应邀出席香港书展讲座的周国平接受本刊专访时，笑称“内地媒体也是围着高考状元转”。让他感到纳闷的是，“状元”一词源于科举制度，但该制度已在清朝末年被废除，“1949年后，内地的教育体制是跟苏联学来的，这种传统嘉奖仪式差不多有一个世纪没起作用了。”他不明白现代人为何还迷恋于这个头衔以及它所产生的光环，“孩子未来能不能真正有出息，其实不取决于考试；在这种竞争机制里，他是胜出者，但未必意味就是优秀的。”
周国平认为，真正的教育是让儿童获得快乐。（何泽摄）
考试不重要 向补习班Say No
刚到香港，周国平就被街上的补习广告吸引。这些巨幅海报让他想起内地相似的情况——家长见面，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哪位补习老师教得更好；学校老师甚至会私下建议家长让学生补习。他察觉，内地的补习文化近年来有不断升温的趋势。
香港的补习之风已盛行40多年（以1972年圣类斯预科夜校为标志），补习老师甚至比明星更红、更吸金。香港青年协会2013年调查显示，在500多名小五至中六学生中，63.3%有参与补习，1996年仅34.1%。但高达65.2%受访者不认为他们喜欢补习。
在他的谈教育系列文章之《分数不重要》中，周国平曾表示对这些补习班“深恶痛绝”，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把课内的教学内容提前讲授，反而打乱了知识的内在秩序，不利于理解和吸收……它们是寄生在整个应试教育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对加剧教育不公平和教育腐败起着恶劣的作用……
“我坚决不让我的儿女参加补习班”，周国平斩钉截铁地说。他的儿子上小学二年级，语文成绩一直不好，经常被老师留堂。但周国平并没有紧张得要送儿子去恶补功课，只是花更多时间花陪伴他阅读儿童读物，培养他对文字的兴趣。“我唯一的担心是他会产生自卑心理，所以我总是夸奖他——你数学、画画都很好，那就够了，语文不太喜欢没关系，你看现在很多人喜欢你爸爸的文章，但其实爸爸小学时语文也学不好——如果我强迫他去补习，可能他的成绩有提高，但他带着抵触情绪去学，伤害会更大。”
经历过失去一岁半爱女妞妞的悲痛，身为人父的周国平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儿一女，不希望他们被成绩束缚而闷闷不乐。“我一直告诉他们，考试没那么重要。在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快乐和健康。”在他看来，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只要儿子觉得文字有趣了，就自然会主动去探索。
周国平很反对当今分数至上的教育导向，“为何现在小学成绩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学生能否进入好的中学、大学甚至是公司，一切都挂钩了”他又指，家长在教育问题上也存在误区，“他们把孩子的前途，和他们能否在考试机制内占上风，过分地捆绑在一起。家长知道体制有问题，但不去追问和改变，反而只是服从，那等于是让孩子输在起跑在线上。”
教育产业化 年轻人怨气大
在内地，不少年轻人把周国平奉为“人生导师”， 经常向他请教如何获得幸福。经常与年轻人交流，周国平感觉这代人对社会怨气很大，“听得最多的抱怨是，大学文凭不值钱，找工作很困难，买房结婚更是遥遥无期，简而言之就是人生的基本内容都成问题”。他为年轻人辩解，认为并非是他们没有努力争取过，也不是他们要求过高，“我不批判年轻人想要车要房，每个时代，人们对物质需要都有一个平均水平，如果低于这个水平太多，他不是不能活，而是活得没有尊严”。问题在于，整个教育体系未让他们准备好就赶着推他们进社会。“年轻人觉得没有上升空间，我认为这和教育有关系。如今的教育弊病，在二、三十年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因为那时候年轻一代将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质素很关键。如果质素低的人很多，就会影响社会的发展。”
周国平所说的教育弊病，指的是教育产业化，而最明显的现象便是高校扩招，“内地比较突出，但世界各地也开始有此趋势”。内地自1999年实行该政策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递增，今年更高达749万；与此同时，英、美等国外大学也在大量招收国际学生。在香港，据入境处统计，内地生来港就读人数从2003年不足1600人，上升至2012年的16000人。周国平批评，学校牺牲掉学生几年的宝贵时间以换取金钱，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问题：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就业市场竞争加剧、社会情绪长期焦灼……
“早在十九世纪，尼采就已洞察到大学扩招所带来的危害，并极力反对”，以研究尼采哲学为主的周国平指出。尼采的家乡德国，教育体系在中学就实施分流，一种叫文科中学，重点培养个人的人文素养，学生毕业后可以到大学深造；另一种叫实科中学，着重职业培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工作。但到了尼采的时代，文科中学开始削弱人文素养的教学内容，同时实施大规模扩招，大学也就相应增加了招生人数。
“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尼采指出：普及教育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国民经济教条之一……在这里，利益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主张知识与财产结盟……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会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于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周国平解释，他实际上是要提倡教育应该恢复精英化。
他续说，“教育的分层很重要，因为有些人未必适合一般的大学教育，而另一些精英则需要进一步培养。可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人都能上大学，大学缺乏必要的人文素养教育和真正的职业教育，致使学生高不成低不就，这样年轻人怎么会没有失败感呢？”
何谓之真正的教育？周国平认为，鲁索和杜威所倡导的“教育即生长”理念才是正途，“教育就是要让每个人的天性和能力得到健康成长，孩子能够在快乐的状态中学习和收获”。
美欧教育胜中国 青年欠职业精神
在批判内地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的同时，周国平觉得，从整体上来看，欧美的教育体系要比中国的好，“欧美教育更注重培养个人独立思考、独立钻研的能力，而中国教育过于重视知识的接受而非运用”。
女儿主动选择西式教育
周国平以自己的第二个女儿啾啾为例，说她深切体会到中西教育的不同。从小学到初中，啾啾接受的都是内地学校的填鸭式教育，每天放学后就是做大量练习。中考过后，她主动向爸爸提出想到某学校的国际部上高中，将来出国念大学，“因为她不愿意再以那样的方式学习，希望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周国平说，他曾劝说女儿不要去，后来被女儿的坚持打动。啾啾上国际部后，虽然比以前更忙，但也更开心，因为那里开设了许多有趣课程，如戏剧和心理学，她都很感兴趣，并且能参与创作和做调查访问。“内地提倡素质教育多年，但成效不大，我希望中国教育有朝一日真的能让学生全面发展。”
内地青年做事浮躁
谈及陆港两地青年的不同，周国平认为最大的差别是内地年轻人“做事浮躁，没有职业精神，做什么不像什么”。他指出，香港人哪怕不喜欢自己的职业，还是会把本职工作做好。但反观内地，很多人工作都是敷衍了事，去政府部门投诉，各部门互踢皮球；去餐厅吃饭，服务员态度不友好。
“我觉得这与内地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缺乏良好的职业精神培训有关。”周国平分析，“内地的大锅饭体制使得很多人得过且过，不清楚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另外，内地职场还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因素、人治的东西存在。老板如果有人际关系方面的考虑，就不会根据员工的表现来决定他们能否升职，员工自然也无心工作，终日想着如何讨老板欢心。”
周国平感谢哲学让他和生活保持距离（何泽摄）
用哲学影响他人 照亮自己
3月初，周国平开通微信公众号，并宣称“它将成为我最主要的自媒体平台”。一个月后，他开设“周国平邀你一起读经典”的栏目，计划每两个月阅读一位大师的经典，并与读者共同讨论。在栏目介绍中他这样描述：“我不是大师，我的作用只是把读者带到大师面前，我是读者和大师之间的一座桥。”
借社交网络平台助人觉醒
这是他继2010年开通新浪微博之后的又一新尝试，其微博如今已积累了超过680万名粉丝。在内地作家群中，很少人会像周国平那样，同时运用多种社交媒体与读者交流。但这也等于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曝露在公众面前，稍不留神发布些独特评论，口诛笔伐便蜂拥而至。1月初，他就因为发布了两条讨论女性社会角色的文摘而遭遇各方（尤其是女权界人士）批评，甚至还被贴上“直男癌”、“无辜的性别歧视者”等标签。
周国平解释，误会和指摘总是在所难免，因为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又指，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言、策划读者互动栏目，目的是让更多人加入到关于人生、社会、家庭、教育、阅读等话题的公共讨论中；而他作为一个引路人，期盼能通过自己的分享，让有精神追求的大众实现人生的觉醒。
“人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目标，但最终的目标是觉醒”，他说，实现觉醒需要通过阅读经典作品和自我思考等精神活动来完成，“我不能要求人人都做文森特·梵高，毕竟解决生存问题是基本前提，但物质的贫困不妨碍精神的追求。我有时候跟年轻人说，我研究生毕业时，住在一个6平方米的破旧地下室，自己不常做饭，经常是啤酒加面包就是一餐饭了。虽然物质条件很差，但我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写出成名作《尼采：在世界的转折点上》”。他如是勉励处于焦虑和迷惘中的年轻人。
时间：2015-10-13 来源：香港信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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