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土地管制和城市化中断可能造成的大衰退

周天勇：人口土地管制和城市化中断可能造成的大衰退

编者按：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世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当年底也急剧下滑。由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强力过度刺激，2009到2011年的增长形势还算乐观，期间M2增长规模较大，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其投放造成国内消费物价和房价快速上涨，国内政府、国企、银行和其他经济性质的负债率也大幅上升，经济泡沫和金融风险加大。力尽低来，到了2012年，增长速度跌到了8%以下；2014年前三季度，GDP增长速度更是下滑到了7.4%，2015年的经济形势多数人预计下行。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经济下行，会是长期的呢，还是短期的？如果是长期的，时间多长，下行程度多大？

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主持，用建立模型、数据对比的分析的方式，正在进行“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及其摆脱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课题的研究，并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历史变化过程及其前因后果的逻辑，通过经济各流量的流动脉络、流程、梗阻，观察国民经济人口和财富的萎缩、挤压和漏逃压力，较为清晰地揭示国民经济增长突然下行的前因后果和逻辑过程，以此对症提出提振国民经济增长能力，以及防止大衰退的思路和对策。凤凰财经将陆续刊登周天勇教授系列分析文章，往大家参与讨论。

中国未强先衰、未富先滞，城市化还没有完成，在这样的格局下，经济增长掉头下行，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的悖论。其迷底是什么？体制和政策的因果链，相关指标比较代表的实际流程和各方面的内在关系，与所比较的国家和地区有什么样的不同，可能是打开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真正深层次原因的钥匙所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从2012年开始的衰退，是短期，中期，还是长期的？是小衰退，中衰退，还是一次大的衰退？据此，有针对性地谋划应对衰退，甚至是应对中国未来可能面临的长期和危机性大衰退的战略和对策。

（一）人口萎缩和老化的衰退风险

消费是人口为基础的需求支出，而生产则是一国是以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为能动推动力的过程。因此，人口、劳动力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及其速率，不能不是影响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

从上表可以看出，与韩台高增长初与末比较，中国大陆高增长结束之年，人口生育率和增长率已经降低到了与其一样，甚至还要低的水平；而年龄中位数，要比韩台老10岁，人口老龄化比率比韩台高2个百分点。

与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相比，如果从20世纪70年代提倡算起，我们比较特殊的是实行了长达40多年的越来越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实行强制的计划生育，无一例外地也进入了老龄化和人口低速增长的社会，而高增长结束，通过指标对比分析，恰恰都是人口老化和低增长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幅度放缓。

人口增长变动的客观规律是：从农业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到工业社会初时生活医疗改善而生育习惯没有改变时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和高增长率，再到工业化社会中后期时抚养成本、职业竞争、食品安全及污染等影响下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再没有政府强制干预时，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中国实行了力度较大和时间较长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其结果是：0到14岁的人口，从1982年的34146万，下降到了22316万，绝对数下降了2013年的近1.2亿人；而65岁以上的人口则从1982年的4991万，上升到了2013年的13199万，增加了8000万之多。小学和中学的在校生，劳动年龄人口等数量的减少，近几年规模均在300万人左右。普通小学数量，从1978年的94.9万所，减少到了2013年的21.3万所。更严峻的是，在2020年之前，老龄人口将增加60%，而劳动力人口将减少35%。

进行的比较和相关性分析表明：绝大部分世界先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口生育率、中低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下降，老龄人口比率上升等指标曲线变化较缓，变化到同样点的过程较长；而中国各相关指标曲线变化较陡，到同样点的过程较短。而人口生育及增长下降和老龄化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呈很高的正相关性。这就是中国经济为什么高增长结束要比韩台提前9到14年，并且未强先衰的最重要成因。而计算的高中低预测：由于对庞大人口的过度过急性压缩，导致消费、劳动力供给将急剧和深度下滑，养老和医疗等成本将急剧上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影响，如果没有预先有效的战略和策略性的应对措施，中国未来的国民经济将陷入持续和深度的大衰退。

（二）从相关数据看中国城镇化

尽管不时地看到有关逆城市化报道、文献研究，但从全球大数据，各国的统计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律。除了一些人口城市化比率达到75%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外，其他国家的人口，包括世界人口总的趋势，仍然是城市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地上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与中国不一样的是，没有对这样的人口流动进行管制。

另外一项重要的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其土地资源产权是确定和明晰的，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其再分配，并且在投资、交易、入股、出租、抵押、继承、土地环境改变等过程中，逐步升值，使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变中，也获得了一部分土地财产增值带来的收益。但是，在中国，即使1978年后，也实行了集体所有、农民承包的体制，产权不明确；而土地资源的配置也只能由政府出让或者寡头行政垄断拍卖的方式；宅基地和耕地的流转，受到种种限制。

对人口流动和土地资源实行不同的体制，与城市化，以及城市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用数据来分析问题。

1、中国特有的伪城市化

虽然中国2013年按照常住6个月以上人口统计的城市化水平为53.73%，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估计只有33%左右。2013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其中，外出进城进镇农民工16610万人，本地进城进镇农民工10284万人。加上他们所带的家属人口，估计达3亿左右。但是，绝大部分没有转成城镇居民户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只有0.9%的务工农民在工作当地购买了有自己产权的住宅；大部分务工农民的子女，不能享受城镇的义务教育；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及其家庭，没有进入城镇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还有相当多政府为城镇居民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属人口也没有享受。这与人口自由流动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完全意义的人口城市化，有着巨大的差别。

2、政府从土地上拿走过多并推高房价

1978年以来，我们对土地体制逐步进行了改革，但是，其中的农村和城郊的集体土地，如何规划为建设用地，必须得经过从集体土地向国有土地的国家征用；并且建设用地从过去的划拨出让，到协议出让，再到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招拍挂，使住宅用地部分，价格暴涨，推高了房价；由此也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相当多的农村土地，政府几万元征收以后，再招拍挂高以几百万元的价格倒卖出去。

2013年土地出让金收入3.9万亿元，占全部农民人均纯收入的70%。2004年以来，由于收紧地根，严格的招拍挂，一家行政卖地，千家竞家，价高者得；而在需求疲软，达不到政府高价目标时，则以所谓的流拍停止供应土地。产权和卖地体制，招拍挂和土地财政机制，共同形成推高地价的强大力量。近几年数据的计算，房价中50%左右，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加上各种税收，政府在房价款项中所收比例高达70%—75%。

全国房价收入比，总体上已经超过合理的5—6水平，一般的工薪阶层，买不起城镇的住房。特别是北上广杭深等特大和大城市的住宅，房价收入比高得离奇，在20—到40的水平，成了一家买房，父母亲戚朋友共助；而许多人因买房而沦为房奴。

3、农民购买能力低、住宅过剩和分配严重不均

从农村农民，包括进城农民及其家庭来看，到城镇买房，特别是在工作地买房，大部分人毫无希望。农村的农民每户年收入35584元，如果直接到城镇中购买，其房价收入比为17.53，也即农民不吃不喝积攒17.53年，才能买得起城镇中的住房。而工作在城镇中的农民工，其两口就业人的年收入为62616元，房价收入比为9.96年。也不可能有支付能力买得起。即使农民工在城镇租住，其成本也相当高昂。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统计调查，农民工人均月生活消费支出892元，其中，平均453元用于房租，占消费支出的50.78%，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的30%左右。

1991年到2012年底我国城镇住宅竣工累计套数，加原有存量，城镇住宅存量约为2.2亿—2.5亿套。2013年和2014年1—8月新增1167万套。城镇中有70亿平米的小产权房，合7000万套。考虑拆除的与2500万套保障房相抵，2014年8月底，城镇住宅存量大约在3亿到3.3亿套。

到2014年8月底，正在施工的465242亿平米，新开工的80173亿平米，总量约5454万套。全部竣工，城镇总计将有38454万套住宅。每套住3.5口人，可容纳134589万人，几乎可以让农村全部人口居住到城镇中。2013年，我国城镇住宅市场的整体空置率达到22.4%，城镇地区空置住房约为4898万套。按3口人一户，不到2.5亿户家庭，即使不再开工建住宅，全部竣工后，城镇常住人口每个家庭为1.54套住宅。外出农民工和一部分老人，在县城等城市和城镇购买了大约1500万套。1.5亿户城镇户籍居民将拥有3.7亿套住宅，每户平均2.5套。

按照城镇居民人口中，21%有多套房，66%平均一套房，13%无房租住计算。目前已有的3.3亿套住宅存量，减去1500万被农民工买去的住宅计算，城镇居民中有1套房的9900万户，无房租住的1950万户，多套房的3150万户家庭拥有6.85套住宅。

（三）城镇化的中断：出返双向不良漏回

对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管制，包括虚无产权的集体土地制度，加上建设用地从集体强制征用为国有，农民除了微薄的农业和打工收入外，失去了他们祖辈土地的财产性收益，其价值大部分转移为地方政府的收入、开发商的利润、银行的房贷利息、企业用地的溢价收入和城镇居民房产的增值。农民的土地，变成了城镇中的住宅、商楼、工厂、学校、医院、高速公路、铁路和高铁等，但他们总体上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利润，成为他们的创业资本，成为他们购买城镇住宅的一部分购买能力。

仔细要分析的是：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城镇化的流程和脉络，与人口管制和不同土地体制下的中国大陆，大不一样：（1）德日韩台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中，没有阻隔和障碍（实际上是农民进入城市的成本较小，难度不大，时间较短）。而中国大陆对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进行了阻隔，设置了障碍，虽然逐步在打通流动进入的渠道，但至今也没有彻底放开。（2）德日韩台土地资产是一种市场属性的资源，能随着人口流动的变化而重新配置，发生了从单纯农业生产资料向土地资产的转型，土地财富得到了增值，土地的集中和再配置提高了效益；农民不仅在现代化的农业中增加了收入，并且土地产权是明晰的，可以在市场中流转和再配置，至少在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活动中，从土地财富的增值中得到了可观的收益。而中国大陆的体制和结果是，产权不清晰，没有市场，农业用地由于不能流转，不能顺畅地集中和规模化，农业不没有较高的收益流回农民，土地从农业和农村建设用地向城镇和交通等其他建设用地转变，必须强制征用为国有，形成的是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招拍挂土地市场，推高地价，但土地财富增值的利益流回农民的却是很小很小一部分，这与德日韩台形成了巨大的差别。

（3）德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农民，可以用土地财富增值形成的收入，成为其创业兴办小企业的资本，并有到城镇购买住房的能力，且由于土地的供给的竞争性（与中国大陆土地行政寡头垄断招拍挂相反），城市中的地价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没有象中国大陆涨的如此离谱，加之农民创业和土地收入，使其有到城镇购房的能力，进入城市的新市民人口，大部分有了自己产权的住宅。如台湾地区在1980年时，城市化水平65%，但城镇中居住和工作的85%家庭有自己产权的住宅。只要住下，他们就成了城市中永久的市民。而从前面的分析看，中国大陆进入城镇打工的农民，没有能力购买城镇中的住宅，非常重要的关节点是，他们大多是在漂泊不定，到处流动，城镇中打工6个月以上，甚至是十数年，几十年，但不能转变为永久的城镇居民。老年后，有一小部分回到附近的建制镇和县城买了房度过晚年，而可能大部分人老了后，还是要回农村。

这样一个从流程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我们发现，从人口的流动脉络看，德日韩台的人口城市化是从农村稳定地流动和集中到了城市，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出去单向良性流动”；而中国大陆的城市化则是青年从农村出来，流动到城市，不能在工作地永久地居住下来；而是在不同城镇间移动漂泊率高，不能固定基本居住，一小部分脱离工作地而在家乡附近的建制镇和县城购买了住宅，而大部分进城农民中老年后，还是要回到农村生活老去。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流回到农村，一小部分流回到县城的“出返双向不良漏回”！从国民经济的消费流程看，如果农村人口城市化是“出去单向良性流动”，则这部分人口除了需要就业外，还要购买住房，支付子女的教育，要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和方式，需要有城市水平的医疗和养老，这样的财富和消费水平，比他们暂时居民城中，再回到农村生活，要高出3到4倍左右。因而，从支出法衡量，形成3亿人口左右并是城镇人口消费水平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消费塌陷区。

过去我们在人口流动上或多或少地实施了怕城市化的管制体制，而在农村土地方面实行了防止形成再次土地集中的产权不清晰并土地资源不能流动配置的体制，出发点是防范城镇就业压力加大，预防城市污染拥挤等城市病，保护农民利益，消除收入和贫富差距。但是，对比起来，德日韩台等国家和地区，人口流动是自由和放开的，土地的产权是清晰的，土地资源交由市场配置，他们顺利地实现了人口80%以上的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失业率较低，环境得到治理，交通相对并不拥挤，特别是吉尼系数都较低，收入分配和财富的拥有较为公平。反到是我们“好心”的体制，却造成了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大学生就业困难，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城乡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大（中国大陆吉尼系数的60%，是城乡差距造成的）。到底为什么，难道还不应当使我们反思吗？

简言之，如果这样的流程继续下去，不能改观，简单地从中国大陆城市化只有53%多，真正的城市更是只有35%不到，城市化到80%还有强劲的推动力，将会成为泡影。而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城市化中断与人口萎缩及老化叠加造成的国民经济持久和深度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