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际老龄化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人口老龄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静悄悄地迅速蔓延。迈入21世纪之后，19和20世纪留下的这笔遗产因全球化的激荡正在改变整个世界。21伊始，联合国人口司就推出了《世界人口老龄化（1950-2050年）》（2001年）报告，对人口老龄化的全球过程及其影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很多数据并得出了若干发人深省的结论：人口老龄化是史无前例的；是普遍化的；是经久不衰且不可倒转的；对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深远、普遍和持久的后果对所有社会而言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也构成了巨大挑战。”[1]

全球化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人口老龄化虽是全球化时代现代科技进步，人类战胜病魔、延年益寿的一个成功故事，但这场“人口革命”对个人、家庭、社区、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负面效应正日渐凸显。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加速与全球老龄化蔓延几乎同步。它们互为影响业已变成了形塑全球社会变迁的两股重要社会势力，并有可能成为21世纪制约世界各地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决定因素。[2]

 

这场胜利的悖论与社会性别问题也密不可分。在这股席卷全球的银色浪潮中，老年妇女的数量及其所占的比例骤然上升。在几乎所有国家，老年妇女均构成为老年人口的多数。尤其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中，这种性别失衡最为显著。老年人口群体的这种“女性化”现象正成为一个日渐彰显的全球趋势。据联合国人口司推出的《2013年老龄化剖面图》，2013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计8.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1.7%（妇女和男性分别为12.8%和10.7%）。其中，妇女有4.55亿，占54.1%；男性3.83亿，占45.9%。预计到2050年妇女和男性所占的比例将分别高达22.7%和19.6%。[3]很多学者都承认，整个21世纪妇女都将构成为世界老年人口的多数。性别比差距的持续存在和不断扩大意味着现在和未来老年人面临的许多挑战和问题本质上都是老年妇女面临的挑战和问题。[4]

 

国际社会对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是伴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提速而逐渐加深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过程中性别差异的关注夹杂在各种发展干预中进入国际政策框架，并经由一系列全球大会得到了广泛张扬。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前后可以说是国际政策话语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际层面的政策回应逐渐从狭隘地针对发达国家个人福祉问题转向关注世界各地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脆弱性和不公平待遇，并进而对老龄化问题采取以权利为本的探究（rights-based approach）。

 

在一个全球化了的当今世界，国际政策框架不单是刺激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一个外部动力，也是遭受老龄化困扰的国家建构其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和行动指南。作为老龄化最快又是全球化最为成功的一个国家，参照国际标准制定和完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老龄化政策显然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严峻挑战。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4%，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毋庸说，这些国际政策议程对于我们“放眼全球、立足当地”也是大有裨益的。有鉴于此，本文旨在从社会性别视野对全球化时代国际老龄化政策的演进做出一个系统梳理，并对政策转变的原由做一番剖析。

 

二、透过全球大会看当代国际老龄化政策

联合国成立伊始，这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人口老龄化这个挑战就有所察觉。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载明：“人人有权享有维持他本人和家人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其中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保健及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遇失业、疾病、残疾、寡居、衰老或者他无法控制的缺乏生计的其他情形下，有权享受保障。”[5]在这个人权文书中，“寡居”与“衰老”紧挨着并列在一起。尽管其时国际社会对老年女性面临的问题还不甚敏感，但它却为其后保障老年妇女的人权定下了基调。

 

当代率先触摸老年妇女问题的国际会议当推距今40年前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1975年）。紧随其后的“国际妇女年”尽管引发了风起云涌的国际妇女运动，但这期间有关老年妇女的国际决策似乎并没有出现太大的起色。从下文中我们会看到，惟有专门针对妇女和老龄问题的世界大会才注意到老年妇女的少数特殊需求。跨入90年代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与人口、社会发展及人权相关的全球论坛和首脑会议,都纷纷将这一主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并且明确将妇女问题当作一个人权问题，老年妇女问题也相应被提到了人权与发展问题的高度。

 

这些全球论坛提供了反思和探寻全球化对人口老龄化和对妇女与社会性别关系影响的重要平台。大会通过的国际政策框架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它们对于国际和国家层面的政策开发和现实干预无疑都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意义。不像对待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等其他弱势群体，联合国迄今尚未制定一个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权利公约。惟其如此，这些全球大会国际文书对老年人需求与权利做出的承诺就显得更为重要。限于篇幅，笔者在下面仅勾画这些国际文书在字面上明确提及老年妇女/社会性别问题的内容。

（一）历次世界妇女大会不断拓宽的老龄主题

 

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是首次专门反思“第二性”问题的一个政府间大会，也是触及老年妇女问题的第一次联合国聚会。此次大会通过的《为实现国际妇女年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在提及老年女性与男性时仅用了寥寥两句的一段话：“老年妇女得到的保护和协助通常比男性要少，因此应当特别注意她们的需要。妇女在50岁及以上年龄组的人口中占多数，其中许多人都很贫困，需要特别的关照。”[6]

 

所幸的是，这次大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名为“妇女包括老年和残疾妇女的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的决议。这个决议涉及老年妇女的主要有第5和第6条：“敦促各国政府在适当情况下建立日托、教育、文娱及社会的中心，并以此作为促进妇女及其所抚养的子女还有老年、残疾和贫困妇女融入社会的一种手段”；“建议联合国成员国、联合国职能机构、专门机构应在其现有方案的框架范围内，就妇女境况特别是老年和残废妇女的境况开展特别研究。尤其应当研究保护她们免受与其境况有关的各种风险的最适当方法以及使她们重新融入社会积极生活的最有效措施。”[7]

令人遗憾的是，五年后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后半期行动纲领》依旧只在一处，即阐述健康时轻描淡写地提及应直接特别注意老年、独居和残疾妇女的需要。像上回一样，这次大会也专门通过了一个题为“老年妇女与经济保障”的决议。该决议提请联合国成员国应确保妇女参与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规划过程，并任命妇女为出席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会员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应努力使这次世界大会议程特别注意老年妇女在社会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秘书长在依照大会第34/153号决议收集关于老年人的数据时特别收集关涉老年妇女的数据等。[8]此时的联合国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决议的内容主要是同这次大会勾连起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1985年召开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较前两次对老年妇女倾注了更多笔墨。这次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为提高妇女地位前瞻性战略》在“应特别关注的领域”部分一一列数弱势妇女群体时，专门用了一大段篇幅阐述“老年妇女”(见286段)。《战略》复述了1982年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关于解决老年妇女问题的一些对策，从而与三年前召开的这次全球大会的提法呼应和衔接起来。这段话还从消除刻板定型观念和促进老年妇女身心健康两个维度推进了前者在人道主义与发展的政策建议：

 

妇女一生应尽早在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作好准备以面对预期寿命较长带来的后果。随着变老，她们的职业与家庭角色会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发展的一个阶段，衰老对于妇女来说是一个挑战。应使妇女能在生命中的这个时期以创造性方法争取新的机会。应当承认并消除源自于关于老年人的刻板定型观念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传播媒介应给予协助表现积极的妇女形象，特别是要强调必须尊重妇女，因为她们在过去而且还将继续对社会做出贡献。应重视研究和处理老龄化特别是妇女老龄化过程中的健康问题。研究工作也应转向调查和延缓因终身紧张、过度操劳、营养不良及反复妊娠所造成的过早衰老的过程。[9]

 

尽管西方女权主义者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提出并使用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但在此段中仍不见踪影。

 

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较之十年前的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内容上又往前迈出了一大步。北京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10]主要在下述三种情形下涉及老年妇女与男性的问题。

 

第一，把老年妇女或老年男女当作一个特别弱势的人群单列出来专门进行阐述。例如，第101段指出，“随着预期寿命延长和老年妇女人数的不断增加，需要特别重视她们的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心血管病、骨质疏松症、残疾及其他老年疾病。第95段提到，“老年妇女和男性独特的生殖健康与性健康问题没有得到适当关注。”

 

第二，把老年妇女同其他弱势妇女群体归并在一起加以讨论。例如，第60段提到，动员涉足发展过程的所有有关方面，提高针对最贫困和最弱势妇女群体的反贫困方案的成效，其中包括农村、土著、青年、老年、难民、迁移及残疾妇女等，承认社会发展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在第175段呼吁各国政府要“支持增强青年妇女、残疾妇女、老年妇女和属于少数种族与族裔的妇女等特殊妇女群体自力更生的方案”。这上文中，老年妇女与其他弱势妇女是并列的。

 

第三，有关妇女和男性整个生命周期的阐述自然都适用于老年妇女。下面便是几个这样的例子：“必须确保妇女有权在整个生命周期与男性平等地享有能达到的最高健康标准”（92段）；“增加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获得恰当的、担负得起和优质的保健、信息及相关服务”（105段）；“容许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与男子平等地参加社会保障制度”（106段）。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到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全球化浪潮已势不可挡。1995年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对此也直言不讳：“虽然经济的全球化为妇女创造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但也存在男女之间不平等变本加厉的趋势”（第157段）。而且，这个纲领性文件所涉及的老年妇女面临的诸多挑战莫不与全球化紧密相关，其中包括妇女照料老年人的负担和无偿劳动（第30、156、175和179段）；老年妇女因社会福利削减更易陷入贫穷（52段）；老年妇女易遭受暴力侵害（116段）；劳动力市场对老年妇女的歧视（165和178段）及妇女健康特别是生殖健康问题等等。国际决策者及时做出这些回应，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全球化威逼下的大环境使然。

 

（二）妇女/社会性别主题被摆上了两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议程

 

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是国际层面专门系统探究老年妇女和老龄化中社会性别问题的一个起点。124个国家一致通过的《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是有史以来关注老龄化问题的第一个国际文书。这个共计62条的这个纲领性文件构筑了此后20年国际政策与方案的基石。

 

《行动计划》提出的所有建议都适用于男女两性，其中关于老年妇女的阐述散布在导言、原则、行动建议及执行建议四个板块的很多地方。在导言中，它首先指出了妇女将在老年人口中日益越来越占多数的不争事实及预期寿命上的性别差别对于老年人居住安排、收入、保健和其他支持系统可能产生的某些影响。接着它在原则中呼吁：“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所有相关方面均应对老年人中的最脆弱者，特别是对妇女和来自农村地区的贫困者承担特别的责任。”[11]《计划》随后触及老年妇女与男性一些特殊的社会经济需求与发展问题，其中包括老年妇女的就业与收入需求（45段）、妇女照料老年人的责任与负担及男性分担的问题（66段）、老年妇女在家庭中的特殊需求和作用（67段）、社会保障与社会方案对老年女性的特别关照（72段）及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歧视（73段）等等。

为迎接21世纪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会与挑战，2002年联合国召集了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政治宣言》旨在使“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并作为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参与其社会”。[12]这个全球议程迄今仍是指导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危机的一个全球蓝图。共计19条的《政治宣言》确立了三个互为重叠的优先关注领域：即老年人与发展；促进老年人健康与福祉；确保建立有利的支持性环境。《行动计划》分别依照三个优先领域提出了200多项行动建议，至少有18段或长或短述及如何解决老年妇女/老龄化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其具体主题如下表所示包括：无酬劳动、参与决策过程、参与有酬劳动的影响因素、提高经济参与的举措、农村老年妇女获取经济资源、扶贫、社会保护与社会保障、对妇女的暴力、传媒等。较之第一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这个计划涉及的主题更多，而且增添了对妇女暴力、大众传媒、生命周期策略等新内容。这些显然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有关内容是相互呼应的。

（三）老龄化的性别维度也被纳入了联合国其他发展大会

 

跨入20世纪90年代的门槛后，联合国召集的有关人权、人口、社会妇女等主题的发展大会也不再能对触目所及的全球化势力无动于衷了。它们无不紧跟时代脚步并紧扣自身主题对老年妇女和老龄化的性别维度做作出回应。例如，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鉴于大部分老年人是妇女，而老年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通常低于老年男性，满足日益增多的老年人需求的方案应充分反映出这一点”（第4章第14段）。

 

基于这一理念，聚焦于“老年人”的第六章第三节专门阐述了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面临诸多问题及其应对之策。譬如，它指出“在大多数社会，妇女因为寿命比男子长而在老年人口占多数，在许多国家，贫困的老年妇女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第6章第16段）。为此，它建议“建立老年保健制度以及经济与社会保障制度时应适当对妇女的需要给予特别注意”（第6章第17段）；“政府应同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合作，在所有国家加强针对老年人的正规和非正规支持系统和安全网，消除各种形式对老年人的暴力和歧视，并特别注意老年妇女的需求”（第6章第20段）；调查老年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性别差异。这个《纲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关注老年男女特有的生殖健康问题。[13]

 

在千禧年之际，世界各国政要和首脑又一次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聚首。这一里程碑般的国际会议将90年代召开的一系列发展大会及其后续会议的目标和主题整合起来，随后据此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个全球发展蓝图，其中的第三个目标即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和赋权妇女。国际决策者不仅承诺“必须保障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决心对全球化挑战做出更协调一致的回应。面对咄咄逼人的全球化势头，这次高峰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宣告：“我们相信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心挑战是确保全球化对世界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尽管全球化提供了巨大机遇，就目前来说其益处的分享是很不平衡的，其代价也不是均匀分布的。”[14]

 

从上文内容可见，当代国际老龄化政策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而与时俱进地逐渐扩充内容并加以完善。但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检视，我们不难发现，上述国际文书似乎一味地凸显了老年妇女在各种场景和福祉各个方面都比男性更为脆弱的问题。对此，约翰· 诺德尔（John Knodel）和玛丽· 奥夫斯特德（Mary Ofstedal）早就敏感地观察到：关于社会性别与老龄化这两个主题的研究和国际话语，往往主要关切妇女并强调她们在老年期的潜在劣势。这种排他性关切最值得注意的表现莫过于《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他们发现，该文件中有40多个句子要么强调老年妇女的特殊脆弱性，要么倡导在改善老年人命运的项目与政策中要特别关注妇女。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乎没有一句专门承认老年男性可能有特别需求，遑论就任何问题倡导特别关注老年男性的建议了。“完全不考虑老年男性也处于劣势的情形似乎是明显失之偏颇的，并且也有悖于社会性别公平之理想。”他们的这一敏锐观察和尖锐评述毋庸置疑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上，直到新近一些年，国际政策界才慢慢注意到这个问题。[15]

三、全球化与国际政策转变及其原由

检视全球大会的演进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不论是有关妇女抑或老龄问题的国际大会，它们对待老年妇女的政策路数颇为相似。那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些发达国家已成为凸显的客观存在，但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毕竟尚未浮出水面并进入人们眼底。国际组织的决策者主要根据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努力满足发达国家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的特殊需求，纵然有时隐去了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的表述，聚焦于发达国家老龄妇女福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20世纪90年代中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人权保障、社会融合、社会性别平等、减贫、加强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密不可分的一个发展问题。正如金塞拉（Kinsella）等人注意到的，在两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之间的20年时间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已从老龄化的基本人口与经济问题转向将老年人纳入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之中。“这是一场拓展老年人角色和推进积极老龄化政策的运动。政策制定者明确认识到老龄化政策必须关注整个社会和各个年龄段的人们，而且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被融入更宽泛的发展过程。”[16]

 

这就不难理解2002年出炉的《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何以将老龄化与其他发展问题挂起钩来。它在第15段就明确提到：“将老龄化问题纳入国际议程的主流至关重要。这就要求做出一致努力以便对政策一体化采取更宽泛和公平的探究。其任务是将老龄化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权的其他框架联系起来。”[17]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引领下，以权利为本、具有性别敏感性并且更宽泛的生命周期策略逐渐取代了以往强调为老年男女提供福利与照顾的狭隘的福利性探究。

 

那么，导致国际政策这种转变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呢？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浪潮已呈势不可挡之势。在各种互为交织的繁杂影响因素中，全球化无疑是影响国际政策制定者与时俱进做出反应的一个主要推手。我们兴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一些答案。

 

第一、全球化和老龄化齐头并进，全世界社会经济图景因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老龄化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呈现，而且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在推进。与全球化进程相关的政治与经济剧变，特别是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及人口大规模流动，致使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诸多社会性别问题接踵而至。尽管个人的衰老经历复杂且多样化，性别与年龄歧视互为交织，通常使边缘化的老年妇女既难规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也难以获得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和益处。众所周知，在整个生命周期，妇女在获取就业机会、收入、教育、健康、社会支持及其他发展资源上往往都处于劣势。这些因素的长期累积和叠加也会使老年妇女更易于陷入贫困、健康风险、残疾、孤独、依赖、边缘化及社会排斥等多重劣势处境。[18]人数增长最快且最脆弱的老年妇女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块发展“短板”，这不能不引起国际决策者的关注。

 

第二、国际社会在发展政策和实践中开始采取了主流化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等新干预。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连同平行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吸引了３万多名参与者。像此前历届世界妇女大会一样，这不只是一次关涉妇女的大会，而是妇女审视世界发展的一次盛会。到了20世纪90年代，所有发展问题事实上都成了妇女的问题，因此这也是新时代妇女检视全球发展问题的一次聚会。95’非政府组织论坛的主题“通过妇女的眼睛看世界”便最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一理念。这次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是一个赋权妇女的全球议程。它依据生命周期探究提出老年妇女问题以便促进和保护各个年龄段妇女人群在整个生命周期充分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这种探究与同期召开的其他国际发展会议的表述如出一辙。

 

这次大会的另一个跨越性突破是，它不但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国际政策议程，而且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确立为全球促进性别平等的一个主要战略。这一政策创意很快得到了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发展机构的积极响应。紧接着，联合国在各个发展领域包括人口老龄化领域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这在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的两个成果文件都得到了印证。例如，《政治宣言》第8条载明：“我们致力于将老龄化有效纳入社会与经济战略、政策和行动的任务，同时确认具体的政策将因各国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我们确认必须在所有政策和方案落实社会性别主流化，以便考虑到老年妇女和男子的需求和经验。” [19]

 

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也重申了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老年妇女在人数超过了老年男子，并且年岁越高超过的就越多。世界各地老年妇女的境况必须成为政策行动的优先关注目标。认识到老龄化对妇女与男子的不同影响对于确保男女之间的充分平等及制定有效的应对之策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在所有政策、方案和立法中纳入社会性别观点至关重要。” [20]可见，国际社会审视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思路、方法和视角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第三、鉴于人口结构变动所带来的深刻人权影响，人权保障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了重申关注老年人口需求和权利的重要性，1991年12月，联大通过了含18条原则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虽未直接提及老年妇女，这个原则确立了有关老年人权利的五项标准：即独立、参与、照顾、自我实现和尊严。它还明确提到：“老年人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或族裔背景、残疾或其他状况，均应受到公平对待，而且不论其经济贡献大小均应受到尊重。”[21]为了鼓励各个成员国将这个政策工具化作具体的政策和方案，联大还把1999年定为“国际老人年”，其主题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这些原则进一步刺激了联合国系统反思老年人的人权问题。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一个综合性的国际人权框架。但这个人权公约仅在第11条中一带而过提及年老问题：“妇女有权享有社会保障，特别是在退休、失业、患病、残疾、年老和其他丧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为了迎接全球人口老龄化的空前挑战，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2010年10月专门通过了“关于老年妇女问题和保护其人权的第27号一般性建议”。该建议规定“缔约国必须承认老年妇女是社会的重要资源，并有义务采取包括立法在内的一切适当措施消除对老年妇女的歧视”（29条）；“缔约国有义务确保妇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的充分发展与进步”。此外，它还就一些关键性领域分别提出了很多建议，涉及的主题包括：陈腐观念、暴力、参与公共生活、教育、工作与养老金福利、健康、经济赋权、社会福利、农村及其他弱势妇女以及婚姻与家庭等。[22]

 

20世纪90年代召开的一系列全球大会也都纷纷确认妇女的权利是人权。例如，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率先承认“妇女的权利是普遍人权不可剥夺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还把对妇女的暴力界定为人权问题。[23]1995年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同年举行的社会发展首脑大会也都确认并重申了这一基本原则。前者还承诺“设法促进和保护所有妇女在整个生命周期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24]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结束后，联合国一些实体机构开始冲向社会性别主流化和促进妇女人权的前沿。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其中的一个成就斐然的先行者。继2002年制定了《将社会性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这一政策之后，它在2009年又通过了《将社会性别分析和行动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战略》。它还根据“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要求在健康、参与和保障三个支柱领域采取行动。这个框架采用了生命周期方法并从以需求为本的探究转变为以权利为本的干预。[25]基于这个架构，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开发了一个“妇女、老龄化和健康”框架。[26]这表明世界卫生组织同时采用社会性别和老龄化视角关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决定因素。换言之，它突出了积极老龄化三个关键性关切领域的社会性别维度。

 

第四、由于全球化的结果，有关老龄化问题的全球知识体系逐渐被构建起来了。国际、国家和地方性的政策话语开始出现交叉和汇合。由于全球层面和国际一级分年龄和性别统计数据的收集、分析及传播，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研究的拓展，全球性学术讨论与国际政策辩论的开展以及有关信息与知识的广泛交流等，人口老龄化性别差异的严峻现实与未来态势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并引起了国际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的警觉。学者们普遍公认，老龄化问题不再只是一个国内的问题，而是影响跨国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一个棘手问题。[27]

 

四、 结论

不论是全球化抑或全球人口老龄化，都是当代国际决策者无法回避的世界性难题。这两股势力的同步发展给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在20世纪70-80年代，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图景逐渐在世界各地浮出地表。老年妇女不单是人口中增长最快也是最为弱势的一个群体。嵌入个体衰老和人口老龄化之中的社会性别问题也因全球化的冲击而层出不穷。从国际政策回应的发展脉络来看，始于1975年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历次世界妇女大会和老龄问题世界大会都对老年妇女的处境、需求和观点予以或多或少的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性别平等才作为一个交叉性的发展问题被纳入了各种国际政策辩论，妇女整个生命周期的人权问题也被融入更宽泛的政策议程之中。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有必要回过头去再检讨一下前文所说的全球化是“双刃剑”的观点，因为这在国际政策领域也不例外。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银行、国际国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跨国财政机构，不仅在促进经济全球化而且在倡导以市场为取向的老龄化政策方面均起了关键性作用。它们提倡削减公共开支，减少对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的投入。养老金及其他形式福利的市场化便是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的产物。[2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政策取向不可避免会使向老年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倾斜的一些国际和国家政策蒙上一层阴影。[29]

 

概言之，国际老龄化政策迄今所取得的进展可谓喜忧参半。展望未来，全球化与老龄化的双重夹击只能愈来愈严峻。这就呼唤国际一级的政策制定者携手国家与地方层面行动者与时俱进地做出更积极的创新性回应！

 

注释

[1]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Aging 1950-205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2, p xxviii; xxxi, http://www.un.org/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worldageing19502050/

[2] Richard Settersten and Jacqueline Angel, Handbook of Sociology of Aging, Springer, 2011, p.125

[3]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Profile of Aging 2013, http://www.un.org/esa/socdev/documents/ageing/Data/AgeingProfiles2013.pdf

[4] Kevin Kinsella and David Phillips,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 Population Bulletin, 2005, Vol. 60, No.1, pp. 24-25.

[5] United Nation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48, 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index.shtml#a25

[6]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Mexico City, 19 June to 2 July, 1975, p.30.

[7]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13 “Social Security and Family Security for Women, including the Elderly and the Handicapped,”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men's Year, Mexico City, 19 June to 2 July, 1975, p.86.

[8]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 4 “Elderly Women and Economic Security,” 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to Review and Apprais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Copenhagen, 15-26 July, 1980, pp.66-67，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Copenhagen/Copenhagen%20Full%20Optimized.pdf

[9]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to Review and Apprais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cade for Women: E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Nairobi, 15-26 July, 1985, pp. 68-69，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Nairobi/Nairobi%20Full%20Optimized.pdf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otherconferences/Nairobi/Nairobi%20Full%20Optimized.pdf

[10]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4-15 September, 1995.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beijing/pdf/BDPfA%20E.pdf

[11]United Nations, The Vienna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ing, Vienna, Austria, 26 July to 6 August, 1982.，

[12] United Nations, The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Guiding Framework and Toolkit for Practitioners & Policy Makers, New York, 2008, p.6，http://www.un.org/esa/socdev/ageing/documents/building_natl_capacity/guiding.pdf

[13]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airo, 5-13 September, 1994，http://www.un.org/popin/icpd/conference/offeng/poa.html

[14]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 New York, 2000.，http://www.un.org/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htm

[15]John Knodel and Mary Ofstedal, “Gender and Aging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here Are the Me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3, Vol.29, No.4, p.678; 694.

[16] Kevin Kinsella and David Phillips, “Global Aging: The Challenge of Success,”

Population Bulletin, 2005, Vol.60, No. 1, p.5.

[17]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Second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Madrid, 8-12 April, 2002. http://www.un.org/en/events/pastevents/pdfs/Madrid_plan.pdf

[18] Chris Phillips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Ageing: Developing a Critical Gerontology,” Sociological Research, 2003, Vol.8, No.4.

[19]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Madrid, 8-12 April, 2002.

[20] United Nations, Political Declaration and Madrid International Plan of Action on Ageing, Madrid, 8-12 April, 2002.

[21]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rsons,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46/91,

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OlderPersons.aspx

[22] United Nations, General Recommendation No. 27 on Older Women and Protection of Their Human Rights, 2010.

[23] United Nations, Vienna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Vienna, 25 June 1993.http://www.ohchr.org/EN/ProfessionalInterest/Pages/Vienna.aspx

[24]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Beijing, 4-15 September, 1995.

[25] WHO,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Geneva, 2002. www.who.int/hpr/ageing/ActiveAgeingPolicyFrame.pdf

[26] WHO, Women, Ageing and Health: A Framework for Action, 2007, http://www.who.int/ageing/publications/Women-ageing-health-lowres.pdf

[27] Jason Powell and She-ying Chen, (eds.) The Global Dynamics of Aging,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12；Jan Baars, Dale Dannefer, Chris Phillipson and Alan Walker, (eds.) Globalization and Inequality: The New Critical Gerontology, Baywood Publishing Co., Inc., 2006.

[28] Carroll Estes, Simon Biggs and Chris Phillipson, “The Globalization of Capital: The Welfare State, and Old Age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02, Vol.32, No.2；Bob Deacon, Michelle Hulse and Paul Stubbs, (eds.) Global Soc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Welfare, Sage: London, 1997.

[29] Dhrubodhi Mukherjee, “Globalization without Social Protection: Challenges for Aging Societies across Developing Nations,” The Global Studies Journal, 2008, Vol.1, No. 3

 [原载《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