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时间：2023-06-10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周瑞金：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

周瑞金：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更伤害国家

7月6日，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在广东省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以“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思考”为主题发表关于社会改革的演讲。周瑞金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半封闭到开放等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同时，转型期也伴随着各种新矛盾的产生，比如阶层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周瑞金指出新矛盾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增多等。

在这一背景下，周瑞金提出未来社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解决教育、医疗、分配、住房等七大民生问题；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增加中产阶级比重；同时，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公民社会。周瑞金表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同广东的朋友们就改革课题进行交流、切磋。5年前，也就是2008年，当时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也来到岭南，专门做了一个题为《思考改革开放30年，以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的火车头》的演讲。因为当时正好是汪洋书记刚到广东主政，他一到广东就提出要发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杀出一条深化改革科学发展的新路来。5年后，今年我非常荣幸又能够来到岭南大讲坛，准备以社会改革作为主题跟大家进行交流。

为什么提出社会改革的目标这一问题？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述了在改善民生和管理创新中要加强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它是用专门一章来进行论述的。

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其实已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意见分歧，难以统一，没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界定。时隔一年，在十八大报告里面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概括，提出24个字，分三个层次：从国家的层次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8个字；从社会的层面提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8个字；从公民的要求层次提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8个字。

因此，今天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体系，就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建设，这应该是中国改革的巨大红利所在。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面的要求，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应该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我讲社会体制改革的主体目标就是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层次提出的要求。

2011年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总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对此怎么理解？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就是社会体制的改革，下面就围绕这一问题来阐述我对中央精神的理解。

一、社会改革的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

今年是改革开放35周年，也是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新领导集体的开局之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这35年改革开放经过裂层，我把它概括为三个十年。

第一个十年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目标，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从1979年至1989年这十年的改革是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主要目标。

第一个十年中召开两次重要的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当时就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小平同志就提出来，接着又通过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原来设定的框架，小平同志称它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十三大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指导整个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而且在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明确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并在十三大报告做了专章论述。

从1990年开始到1991年，小平同志一直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要推动改革开放，他在1990年就建议开发上海浦东，竖起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旗帜。他认为原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特区，加之厦门特区，在新的发展阶段已经不够，一定要开发上海的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对外开放、推进改革。

1991年他到上海过春节，和平常过春节不一样，他经常到外面的工厂、公司参观，然后发表谈话，讲了很多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我当时在主持上海《解放日报》，从1991年春节开始连续发表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这四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来，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皇甫平”四篇文章充分肯定80年代这十年的改革，而且又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发展市场经济，开放的意识还要强一点。

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家，他知道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政治时机发表他的意见，这就是1992年春天的南巡。1992年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要做好十四大政治报告主题的讨论和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候选人，就在这个非常关键的政治时刻，小平同志南巡了。

小平南巡最后整理发表的文件和文章，第一次讲话是在武昌，第二次是在深圳，第三次是在珠海，第四次是在上海，他到这四个地方南巡讲话。实际上小平同志南巡不只是到过这四个地方，而是到了8、9个地方，但是停下来休憩的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深圳，一个是珠海，一个是上海，其他地方都是路过。

那为什么唯独把武昌放在最前面？小平同志南巡时，给经过的各地领导都发过一个通知，“不叫不到”，小平同志没有召唤不要到。小平同志主要是到南方休憩，要保证他休憩。小平1月17号晚上9点钟从北京火车站出发，第二天9点多钟，在武昌停下来要加油加水，停留的时间只有29分钟，当时小平同志下车在站台上走来走去休憩。

这时小平突然听到汇报，说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就在后面休息室等着，问小平同志要不要见一下。小平同志讲可以，结果他们三个领导才见到了小平同志，就在火车站，也没有进休息室。就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里，小平同志把南巡要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给他们讲了，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开放谁就下台”，而且，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又讲“你们要把我这个话整理送给党中央”。

他们三个领导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也没有带录音机，就临时凑在一起回忆整理了一份小平同志在武昌火车站的讲话。讲话记录送达中央，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后来小平同志到深圳、珠海住下来，都有完整的记录，旁边有录音，讲话都整理出来。因此，武昌的讲话虽然时间短，也不是正式的谈话，但是很重要的，所以南巡谈话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武昌。这一下子就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进入新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就是从1992年至2002年。我认为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小平同志提出要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这十年里，也就是在江泽民、朱镕基主政的时期，基本完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体制架构。

朱镕基同志1994年出台六大改革，企业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物价制度改革，把市场经济全面改革带动起来，突破姓社姓资观念的阻挠，并且马上展开。这十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十年，而且思想取得很大突破。

第二个十年同样有两次重要的党代表大会，也就是十四大、十五大。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大另外一个重大的工作就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交接班的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10月召开十三届五中全会,江泽民成为军委主席，邓小平完全退下来。小平同志是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了保证第二代领导核心和第三代领导核心顺利的交替，该举措也是从十四大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是一个标志性事情。十六大交接班，再到十八大交接班，基本上就按照小平同志定下的规矩推进。

当然，到十五大，思想进一步解放，通过所有制讨论决定姓社姓资的问题，确定私有制、民营私有制和外资私有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突破股份制是私有制的观念，只要公有制成分占主要成分也是公有制，因此，所有制资产有了很大突破。这是十五大的思想解放，是接着十四大提出的市场经济进一步搞的。

进入第三个十年，2002年至2012年，是改革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全面的开放促进内部的改革，使经济的发展走向快车道。中国决定加入WTO，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需要巨大的勇气，原来很多人担心，好象帝国主义要进行经济、文化侵略，影响中国的意识形态。加入WTO后中国按照世界的规则清理中国内部的各种法律，清理1000多条，大大推进改革。这十年经济发展很快，2012年经济总量是2002年的四倍，原来是12万亿，去年到了50几万亿，加快社会经济的转型。当然，其中也带来很多问题。

在第三个十年，从2004年开始至2006年，国家发生第三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一次是1982年至1984年，1984年通过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统一了思想，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二场争论是1989-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第三场争论就是这一次。

2004年郎咸平带头开始对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攻击，也涉及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的改革，他认为改革全面失败，后来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加入争论，当时兴起一个批判新自由主义运动（编者注：2004年郎咸平发表《批判主导中国产权改革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文，与其他学者一起发起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运动）。我看当时主流媒体都没有人出来讲话，中央领导也没有人讲话，争论持续两年时间，任其攻击。当时一些对改革开放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包括吴敬琏、张瑞敏、周其仁一大批人受到攻击。

我在这种情况下就写了一篇《改革不可动摇》，2006年1月份发表。我承认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发生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改革建规立制。很多问题的产生是权力得不到规范，处在半市场半统治的经济情况下所致，怎么能怪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没有真正从第一线抓经济的政府转到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的政府上来，所以产生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端起碗来吃肉”就是通过先前的改革开放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家都有肉吃了。但是为什么“放下筷子骂娘”呢？骂的是公共收入不到位，买不起住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社会建设滞后，社会治安混乱，社会公共产品没有平等、合理的分配，群众对此不满，所以才“放下筷子骂娘”。因此，要从政府角度推进改革，加强社会建设，解决民生问题，不要一味追求GDP的增长。这也就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理论的背景。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中国GDP总量处在世界第二位，2012年GDP达到8.34万亿美元，日本只有5.96万亿美元，美国去年达到16.67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一倍。中国人均GDP也在上升，去年达到6100美元，原来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也就是建国100周年的时候，才能够达到人均4000美元，其实4000美元的指标在2010年就达到，提前40年。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半封闭的社会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三大转型使中国走上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同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社会转型的新矛盾：基层权力失控，群体事件和社会乱象增多

在这35年内，伴随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中国也付出代价，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2亿多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在这一情况下，全国政治和社会还能保持基本稳定，是很不容易的。欧美国家在社会转型中，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经过两三百年的革命、战争、侵略和掠夺才实现。中国在30几年能够实现转型，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

同时，也遇到了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中国长江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2013年四川雅安地震……近几年来，基本是在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中走过来。

因此，改革开放在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显示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战胜各种灾害风险的巨大威力。改革进程中总体基本稳定，很不容易。

但是，社会经济转型期也面临诸多问题，我概括为下面几点：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这个大家讲了很多，我不具体讲。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对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带来的生态遭到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空气、水资源污染严重，食品卫生存在的问题更多。这些年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造成的生态破坏更是需要花几代人力物力财力去弥补。特别是今年召开全国“两会”的时候，北京有严重的雾霾，有人调侃，在北京可以免费吸烟；上海黄埔江漂流着万头死猪，老百姓调侃说在上海打开水龙头就能免费喝到排骨汤。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这里我特别强调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影响很恶劣。

另外，腐败蔓延到法院和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法院和司法的腐败在欧美法治国家很少有，美国立国200多年只有40起，新加坡从独立以来几十年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司法是社会的良心，是民众要申请社会公正、公道的最后一道门槛，希望得到公正判决，民众最后希望的一道代表社会公正的机关也腐败了，这是最伤老百姓心的。

还有就是舆论的腐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被资本腐蚀，产生腐败现象。我国的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领域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关注。

在转型期由于腐败就形成一种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年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存在问题，导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使阶层出现“世袭”，造成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的利益固化。这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立日益严重，造成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中等收入阶层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

我认为阶层的固化比贫富差距对国家的伤害更严重。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沿着小平同志南巡道路走的时候，讲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这句话说明中央新的领导很了解今天改革存在的利益固化现象。

由上面这四个问题带来的第五个问题，就是社会弥漫着浮躁情绪和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道德感衰落。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推进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兴起，仇官、仇富、仇警情绪到处宣泄，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的观念泛滥，奢靡之风频吹，人的信仰、价值观衰变，各种欲望不断膨胀，人文精神愈发失落。

这也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社会问题和转型期陷阱。概括起来讲，中国今天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这是小平同志在1993年对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时提出来的，他认为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更难，要采取各种方法，特别是分配问题，如果财富长期向少数人集中，就会产生大问题，邓小平在1993年就预见到中国今天存在的情况。

教育界同志听了我讲社会问题以后，特别跟我讲要加一条教育腐败，教育腐败不比舆论腐败差。

社会经济转型时积累的矛盾和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种社会矛盾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达数万起甚至十余万起，2012年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原因，以征地拆迁冲突、环境污染冲突和劳动争议为主，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50%左右，是最厉害的；环境污染和劳动争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30%左右；其他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占20%左右。

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有三种：一个是维权型群体事件；一个是泄愤型群体事件；一个是骚乱型群体事件。

1、维权型群体事件

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土地是集体的，结果集体的就变成政府的，所有农地都被政府征收和征用。这几十年中国搞城镇化，从农民土地中得到多少钱？据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统计是30万亿（编者注：吴敬琏在201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演讲时发表这一观点。）。各级政府很有钱，能够造高楼大厦、改造城市，很多是从农民土地中得到利益。我刚才讲了，6000万农民失掉土地，而给大家的补偿没有多少钱。现在成功的例子，比如上海将农民用地作为资本和公司一起开发，农民成为股东，不但能够得到补偿费，还能够长期得到公司的利润保障，最近引起高层重视，很多地方都采取这一方式，在农民土地开发时把农民变成股东方，把农地作为资本来投资，这样能够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

社会的维权事件很多，比较典型的就是江西钱明奇案，最后走到实施爆炸的地步。他上访10年，打官司全部失败，自己的两处房子被拆迁，都是得到很微薄的补偿。搞得他走投无路，又没有得到解决，这样一个57岁的农民，为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同情，学会电脑，学会手机上网，还能够发微博、博客求援，结果也没有得到社会的回信。后来在他爆炸身亡以后，闾丘露薇突然在他博客上看到钱明奇转过她的贴子，她说感到心一阵的寒冷。

2、泄愤型群体事件

泄愤型事件典型的不是为了利益，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不满，一时发泄出来造成群体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一个厨师跳楼死亡，警察要把他的尸体拉走，老百姓不准，认为厨师的死亡有蹊跷，一下围起来7万人把警察的车烧掉、推翻，冲公安局和当地政府。一个厨师和闹事的人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也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种泄愤，大家平时对政府和警察已经很不满，只要一点火星，爆出来以后群众就闹起来，这几年泄愤型的事件发生得也不少。这种泄愤型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这种群体事件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出来。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3、骚乱型群体事件

民众对政府不满，对警察机关不满，冲击公权力机构，还是可以避免的。但是骚乱型群体事件，像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骚乱，不但把把政府公权力机构砸了，也把当地超市抢光，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

还有一种政治性群体事件的骚乱，2008年“3.12”拉萨事件和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恐怖袭击活动也属于骚乱型。

同时，社会中的一些乱象也出现。有人把它概括为“二十多现象”：即1、交通事故多；2、诈骗绑架多；3、偷盗抢劫多；4、拐卖妇女儿童多；5、工伤与职业病多；6、卖淫嫖娼多；7、赌博行为多；8、行贿腐败多；9、买官卖官多；10、制假售假多；11、食品安全问题多；12、买房困难多；13、残疾人群多；14、讨钱要饭多；15、农村留守儿童多；16、孤寡老人多；17、吸毒贩毒多；18、精神病患者多；19、年轻人自杀多；20、全国各地信访抗议多。这也是社会中存在的。

近年来，在社会群体事件频发、社会乱象多多的情况下，一些官员法治观念淡薄，不依法行政，甚至无法无天，将自己凌驾于法治之上。有官员的亲属，有相当一级权力的领导干部，把公权力“私有化”、公务员“家丁化”，对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如何加强法治，如何深化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方位的改革，对此应当更具紧迫感和责任感来思考这些问题。

三、社会改革任务：解决七大民生问题、建设橄榄型社会和公民社会

刚才讲的都是背景材料，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发出强烈的信号，表明中央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决心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从十八大报告看到全党已经形成共识，要加快社会体制改革，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建立城乡一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二是要推进城镇化，改变国家的社会结构；三是要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所以，要向建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前进，首先这三个改革一定要推进。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七大民生问题。首先要把民生问题安抚下来，要解决好。

1、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上体现机会的公平。要让孩子同样享受，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充分保证，在教育的起跑线上要公平。

2、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和福利制度。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社会贫穷救助，特别是子女救助。最近发生很多孩子死在家里的事件，看了很惨，比如南京两个孩子就饿死在家，父亲坐牢，母亲吸毒失踪。所以，这给我们敲警钟，已经不止发生一次。

3、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就业战略非常重要，中国开始是以创业来带动就业，这两年以来创业精神减弱，大家都向公务员道路上奔走，这种现象很值得警惕。最近我查了世界上以公务员作为最高追求的数据，没有一个国家是这样，美国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的只有3%左右，法国5%点几，新加坡只有1%点几，日本第53位职业追求才是公务员，英国把公务员列在20个最可恶的职业中。而中国今天76%的大学生去追求公务员道路，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讲了一句话，当然，他不一定是针对中国的，“如果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都考公务员的话，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腐败到什么程度。”所以，就业战略应该作为重点解决。

4、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定要按照“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和“两个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来实现“两个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八大提出“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就是想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分配的新制度，特别是向居民倾斜的制度。

我曾经讲过如何解放思想，当时概括了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要从意识形态、姓社姓资的问题开始，从观念上突破国民收入分配、利益分配等问题。多年来总认为要利用财政收入途径发展经济，很少有思想观念认为增加的财政都拿出来解决民生问题，为老百姓造保障房，为老百姓读书、医疗多花钱。国民收入分配到底向哪倾斜，是要解放思想的。我们始终认为发展经济才是大家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就是这个观念，如果把钱拿过来搞教育，搞医疗，多搞一点民生，也是眼前利益，思想观念确实要更新。

现在分配的问题比较严重，什么问题呢？公务员队伍比较庞大，两套公务员系统，有政府的一套，有党的一套，公务员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多很多，公务员的财政支出所占比例就很高。在中国，真正的民生财政大概占到财政收入的30%多，在欧美国家真正民生的支出占财政的60%-70%。体制上确实有问题，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分配制度规划为什么迟迟拿不出来？

5、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和监管体制的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这是全民医疗卫生，一定要国家财政支出。

6、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以廉租房、平租房、产权房三级体制，保障人人有房住。特别要加强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与管理，满足困难家庭的基本要求。

7、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加强环境监管，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为民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我认为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解决上述七大民生问题，而且是从制度层面，而不是临时的措施，今天重视了就加一点钱安排一些，要成为制度化，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保障体系，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然后壮大中产阶层。这里面我提三个指标：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7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80%以上。使得年收入在6万-18万元中产阶层人数能够占到总人口的40%-60%，原来年收入6万-18万的阶层占20%，可能这两年会提升一点，如果达到年收入6万-18万占60%，社会就会比较安定和合理。中产阶级的壮大对社会的稳定、贫富差距的缩减有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