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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阶层固化

时间:2023-06-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辛鸣:当代中国阶层固化 应以真共识求得大和解当代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30余年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500年来罕有的,经济发展成果的琳琅满目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最大胆的想象。尤其是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客观导致的制度的不完备与行为的不规范,让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之间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拆场子,不是相互尊重而是相互看不上。

辛鸣:当代中国阶层固化 应以真共识求得大和解

 

当代中国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30余年平均9.8%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500年来罕有的,经济发展成果的琳琅满目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年最大胆的想象。

当代中国又是一个强盛有为的社会,无论是抵御金融危机的高姿态,还是奥运世博的大手笔,让外邦人可羡慕可嫉妒,就是不能再小视。

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现在越来越被一种现象所困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隔阂日深。所谓“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之类的称谓日渐风行的背后,不仅是阶层固化现象的陈述,更是阶层疏离情绪的表达。

对一个大国崛起与前行来说,这是“内忧”,亦是“隐疾”,较之于外部的风险与挑战而言更具危险性。于是很多的人开始呼唤社会共识,期待社会和解。

但是,虚假拼凑的共识没有意义,勉强达成的和解难成大势。我们需要去寻找既具公平正义又有实践基础且能凝聚社会的真正共识、真诚共识、真实共识,以真共识求得大和解。

 

共识的精义在于“和而不同”

 

有人讲,思想乱了社会才乱,把思想统一起来搞“清一色”、“一刀切”不就没那么多麻烦了吗?这种想法在现代社会不仅是一厢情愿,简直是天方夜谭。

社会的“不同”、“多元”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利益诉求等等。这诸种不同使得今日中国的社会主体更加活跃、社会动力更加强劲。中国古代有句话 “和实生物,同则不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僵滞、寂寥、死气沉沉与鸦雀无声的社会是没有活力、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的。所以,尽管现在似乎是多事之秋,是“矛盾凸显期”,但我们又把它称之为是“黄金发展期”,其道理也在这里。

可是, 在肯定“不同”有益、分歧必然的同时,也要看到这些不同与分歧也会带来阶层的对立与隔阂。尤其是中国社会快速转型客观导致的制度的不完备与行为的不规范,让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之间不是相互合作而是相互拆场子,不是相互尊重而是相互看不上。比如,中下层群体过上了过去过不上的日子,但由于预期的失落,抱怨声却随生活水平的增长而增长。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声音就是,如果不是一些有钱有势群体的贪得无厌、肆意妄为,我们的日子本来应该更好一些;而被认为是成功获益的群体好像也不领情,因为欲望的膨胀,总认为社会对他们回报不够、民众对他们尊重不足。他们的潜台词是,如果不是我们提供发展的机会和打工的岗位,那些群体恐怕连饭都没得吃。

这些情绪表现在行为上,就是你对我 “仇富”与“报复”,我对你 “歧视”与“排斥”,相互心里都憋着一肚子的气,甚至一肚子的火,一有机会就会发泄乃至爆发出来。有些外国人很奇怪中国人为什么会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网络上炒个不停,其实中国网民心里很清楚,炒的不是那些事件而是心中的情绪。“我爸是李刚”让一起意外的车祸诠释了权贵的骄横张狂,局长的“色情日记”则成为了民众丑化官员荒淫无耻的鲜活样板。当社会对这种情形的恣肆渲染与过度解读中不仅仅有当然的义愤,甚至还更多幸灾乐祸的时候,阶层分歧就不再仅仅是职业与身份的差别了,已经开始具有对抗性了。

分歧思共识,对抗求和解。没有共识,怎能理解?不能理解,何来和解?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在阶层的分歧中寻得共识,轻则一盘散沙、没有合力,重则滋生对抗、水火不容。

只是,共识的精义在于“共”,在于“和而不同”。所谓共识,是社会所有群体的价值、思想、意志、愿望求大同存小异后的结合体,它反映了每一个群体的意识又不单为任一群体驱使。一个群体的诉求、个别阶层的认识是不能称之为共识的。现在社会上有种态势,一些社会群体想把他们自己的意识、他们自己的诉求包装成为社会的共识、社会的诉求。他们更善于运用现代社会的制度体制,更熟练掌握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更有力量让社会发出有利于他们的声音。对此,我们不必去压制,但必须去牵制。

目前,我们正在弘扬“主旋律”。从形式上来看,“主旋律”确实是“一”,但这个“一”是“多”的集聚、是“众”的共和。“主旋律”是各种声音谐和的结果,不是一个音符单调的重复。一个声音不经历史的磨合与社会的选择是不能也不会成为“主旋律”的。

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主旋律”是这个社会倡导的共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主旋律”也有一个进一步共识化、更加共识化,从应然共识到实然共识的过程。

 

共识的基础源自“共建共享”

 

共识是一种思想观念,但共识绝不仅仅是思想观念。思想观念本身不是自己得以存在的理由。不同的生活方式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生活状态形成不同的思想观念。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很美好的期望,但没有同一种生活,何来同一个梦想。

猫见到老鼠肯定要去吃的,老鼠见了猫当然要想方设法跑掉。你死我活的生存模式怎能心往一处想?

大观园的林妹妹宝玉爱得不得了,可是贾府看门的焦大就不会有这种爱的感觉。整天病怏怏的,还不如找一个健壮的农妇又能干活又能带孩子。不同的生活诉求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偏好。

为什么大家会相互不理解呢?为什么社会中不同群体已经很难对同一个问题有最起码的共识了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共同的一种生活。没有同一种生活,共识便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当然,同一种生活绝对不是指大家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都住一模一样的房子、都吃一模一样的饭。绝对的平均主义不仅没有现实性,也不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我们讲“同一种生活”是指政治权利之“同”,人格尊严之“同”。面对社会经济运行,我们可能分属不同阶层与不同群体。但面对政治权利,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公民”;面对大自然与宇宙,我们更是只有一个名字:“人类”。社会可分化不可排斥,可差别不可异化。所以,同一种生活至少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同一种生活指向能共享。

所谓“共享”,就是指每一个社会群体都要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生活的改善与提升。这种分享可以有量的差别,但不能有质的不同。

经济发展从来不能自己为自己辩护,必须用发展成果的实现与被享有来为自己找到合法性证明。通过发展做大蛋糕,好像是天经地义。但问题是对于分不到蛋糕的社会群体来说,蛋糕做得再大又有什么意义,毕竟分到的蛋糕才是真实的蛋糕。当房子被一些群体当作投资品乃至投机品来回倒腾大赚其财的时候,更多的民众面对非正常攀升的房价只能“蜗居”“蚁族”;当一些群体津津乐道拥有所谓财产性收入的时候,大量的劳动者因工资上涨跑不过CPI而开始节衣缩食;当世界惊呼中国成为了奢侈品消费大国,到海外的中国游客被商家众星捧月的时候,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还在为区区1000多元的工资加班加点。邓小平当年讲“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后面还有半句话,“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年来我们很多的人往往把这后半句给忘掉了,甚至故意不说了。但是没有了后半句,前半句就没有了合法性。

——同一种生活要求能共建。

所谓“共建”是指各个社会阶层与群体都能在社会发展中找到自己的应有位置和恰当位置,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一位革命家曾讲过,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既然是众人之事,众人就都有权利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

但我们不得不指出,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普通民众的作为有时被忽视,社会目标的设定、发展方案的设计、改革措施的出台要真正考虑最广大群众的眼前和长远利益。

任何政治家都必须记住一点,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式是可以选择的,一个社会的民众却是不可以挑三拣四的。

 

共识的逻辑坚守“公平正义”

 

不管我们再如何要求共建共享,在当下的社会发展阶段,阶层与群体间的差距难以消除。那么问题就来了:判定不同阶层与群体间的差距合理合法的标准该是什么呢?就共识而言,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导致社会群体愿意放弃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兼顾他者的逻辑又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就四个字:“公平正义”。

也许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百分之百的公平正义,甚至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公平正义的定义,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与认同,并不影响人们给予其最不吝啬的赞美。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温家宝总理更是强调“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其实,公平正义并不是那么难以把握。无论是西方大哲罗尔斯要求人们在“无知之幕”背后做出选择,还是中国圣贤孔子要求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表述。你不知道自己未来处于什么样的境况时,你的选择就算想偏心也不知如何去偏;面对你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最好就别去要求别人、更不能去强迫别人做。当我们求解社会问题时,当我们与其他群体交往时,能做到了这两点,也就做到了公平正义,也就会达成共识。

此外,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对公平正义还应该特别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

一是,公平正义一定要坚守弱者的立场,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不是“傍大款”而是济贫穷。现代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固然不必然是对立与冲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补的。很多的时候某一群体的某种权利的实现是以其他群体的另一种权利的丧失为前提的。这个时候就不能抽象地去谈什么所有权利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优势群体的发展权利与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公平正义的逻辑是允许你有发展的权利,但你的发展不能以剥夺我的生存为代价。“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尚且如此,更何况人世间的制度法律。

二是,公平正义不能下不为例。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相当一些群体的发达之路不规范。由于这些群体现在有势力有地位了,自然不乏一些趋炎附势的辩护之语,什么“功到成时就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应该赦免原罪,不要再提了,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我们讲,这一页不是不可以翻过去。但是一个群体如果不能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所担当,如何让其他群体服气,如何让其他群体可原谅。所以,“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香港电影中的这句话是有些糙,可它反映的正是对公平正义的信守。

当我们坚守这样的逻辑去寻找共识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共识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共识的保障需要“力量均衡”

 

有人说社会和解最根本的是利益的协调。只要把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协调好了,社会就安定和谐了。此语不错,人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的利益有关,利益得到了保障,一切问题就都好说了。

但关键是利益如何得到保障?靠一些群体主动让渡利益有效但也有限。我们一定要记住,施舍的利益是不保险的。今天心情好了多给一些,明天心情不好就没有了;记起来的话给一些,记不起来也就算了。一个社会群体如果把自己的利益有无交给了别人的心情与记忆,这样的利益就不能叫做利益,至少不能叫做可靠的利益。

呼吁公平正义,必要但不够。如果一些群体厚颜无耻,假痴不癫,死猪不怕开水烫不也无济于事,徒唤奈何?

依靠法律,很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但也不够。如果人家有法不依怎么办,执法不公又当如何?

所以,共识的保障,利益协调是表,力量均衡是本。要让每一个社会群体都有途径表达自己的声音,都有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我们不要动辄宣布什么是好的手段,什么不是好的手段。

强者有其文明的护身符,弱者亦有其天赋的求生诀。目前社会中出现的一些看似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和非理性行为其实正是弱者用自己最后的手段在表达着自己底线的诉求。如果社会能给这些群体以过上更好生活的希望,没有哪一个正常人愿意铤而走险;如果社会能让这些群体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同样不会有人歇斯底里。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不是去压制暴力不让它出现,而是通过进步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利益去赎买暴力,让暴力不必要发生、让暴力不愿意发生。最近大家可能正在看姜文拍的电影。只要有可能,连土匪都愿意做文明人,用文明的方法得到财富,更何况普普通通的社会民众。所以,让子弹飞正是为了不再用枪。

有人担心鼓励让社会各阶层用自己的优势维护力量均衡会不会导致“丛林现象”,让社会更加的动荡。我们说这大可放心。从社会运行来说,动态均衡比僵化稳定更健康,“不敢”比“不想”更能避免社会冲突与混乱,更何况我们还处在现代社会的法治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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