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改革新共识，社会流动性是核心

蔡洪滨：凝聚改革新共识，社会流动性是核心

　

从长远来说，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要做什么，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就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

通货膨胀、经济收缩、民企艰难，中国经济的周期显示出了越来越紊乱的景象。同时，旧有的经济结构之下的矛盾开始传导到社会层面，回旋余地越来越小。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高歌猛进三十年后却失去了方向，目前看还有没有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性？如何找到改革的方向？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接受了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他认为社会流动性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所在，考察中国各种政策的正当性，因以能否推进社会流动性为标准。中国当在这一方面形成改革共识。

 

宏观调控应该更稳定一些

 

南方都市报：目前物价上涨汹涌，民企在加息和流动性短缺的夹缝中苦苦挣扎，中国的转型面临两难的困境，出现了高盛、索罗斯等唱空中国的声音。曾记得，在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通缩引起的恶性循环，你曾主张政府必须制造可信的通胀预期。你觉得目前高涨的通胀与经济刺激方案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蔡洪滨：对于以前金融危机的应对，包括现在通货膨胀的看法，均属于短期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分析，根据这种经济周期分析，再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从4万亿计划出台来看，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周期调整，而是一个危机处理。在特别的危机状况下，没有必要去追究当时是不是做过了。因为你并不知道如果不做会有什么危害。美国那时也采取了很多从未做过的措施，比如国有化银行，国有化汽车公司。现在来看是没事了，但是你不知道当时如果不做会怎样。

判断是有很大的时效性的，在危机阶段有一定的判断，危机过后又有一定的判断。所以针对现在，我们要判断的是针对物价水平、通货膨胀，结合现在给定的调控手段，分析在未来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调控还是调整节奏。这里，经济波动从宏观调控角度讲，怎么掌握一个合适的节奏，有很高的预判性。因为很多政策有滞后性，效果不是那么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掌握节奏非常关键。

在当前的情况下看，大家都很关心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但核心的争论，我想是，这是不是一个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增长9%，通胀5%，这不能算是恶性的膨胀。但会不会继续恶化，给定的调控措施能否将其稳定下来，这在学界、政界显然有很大的争论，很难有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宏观调控的节奏还是应该把握得再好一些。在看不清楚的时候稳定一下。过分刺激和过分紧缩都不好。对于现在这个5%，我倾向于再观察，再稳一些。如果会逐渐好转，那么就不需要更猛的药了，毕竟这种调控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还是有些副作用的。

南方都市报：目前各个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纠结在一起，给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巨大压力。人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经过三十年之后，正在失去方向，中国接下来的经济改革还有没有可能性？目前中国经济转型遭遇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蔡洪滨：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只是一个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下的副作用的问题。从中长期来讲，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结构转型。你刚才说的高盛，包括一些国际机构，比如，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还蛮有影响，说中国2013年经济会崩溃。我认为他们所看到的现象比如基础设施投资过多啊，效率不高啊，现象是对的，但中国是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今年修好的路没有人用，三年之后可能是过挤了。他们的判断没有依据中国的情况作出调整。所以短期之内，我还是谨慎乐观的，对于中国经济短期的表现，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不确定，是中长期的问题，未来二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往哪里走。我们是不是需要改革，经济改革有没有可能性。不改革肯定是没有希望的，关键是找到方向。我们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简单说就是制度改变后带来的增长。未来的经济发展，也要调整制度，给予它持续的增长动力。这个持续增长动力的问题，也就是我坚持的观点，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流动性存在着高度关联性。

 

警惕社会流动性丧失

 

南方都市报：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确有一个“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你认为跳出这一陷阱的关键是保持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进入到另外一个经济增长阶段，摆脱贫困线之后，便需要新的机制去保障。原来是要素投入，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有物质资本的投入物质资本，现在要提供效益。需要从哪些方面去做呢？第一，生产要素的质量要提高，具体来说，我们最大的生产要素就是人，需要提高每个人的教育水平，让他们去提高技能、参加培训，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第二，资源配置效率要提高。这就需要更好的制度保证。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点？配置效率要高，就要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要使得人们有积极性去提高人力资本，这就要社会有个健康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每个年轻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不受出身、家庭背景的限制，不受制度歧视，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是社会流动性的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能够跨出贫困线，但跨不出中等收入限制，最重要的原因是，到这个阶段，大多数国家不能保持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在一个社会中，跨过贫困线以后，社会自然产生分化，总有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但是社会制度、政府政策、行为都不能保持社会有一个合理的机制和规则，原来的优势阶层会利用优势将优势进一步扩大、固化，没有优势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对年轻人，我强调的是动态的机会公平问题。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实点上，所有人的机会和收入要平等。纠结于静态是纠缠不清的，因为社会上有的财富已固定了，机会已固定了。现在的财富分配、机会分配、权力分配，动态地来讲，对于下一代年轻人，不管他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家庭，这些人大致上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他可以去奋斗。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长期持久的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样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流动性，使得年轻人都积极去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这是对于经济中长期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关键的关键。

很多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没有办法保持这一点，所以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国家现在正好也到了这个地步，社会流动性有一种下降的趋势，社会有固化的趋势。我们必须重视、警惕、去努力扭转这个趋势，保证社会的流动性，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南方都市报：我们也讨论过阶层分化和固化的问题，最近像广东的一些地方还发生了外乡人与本地人的冲突。目前这个固化的程度是不是还没有很严重？你的研究中有没有具体的指标？

蔡洪滨：富二代、官二代现在是大家的一个直觉，觉得有这样的趋势。但是如果沿着趋势往下走，如果不提高重视程度，这个趋势越下去越难调整。最近两个美国学者研究墨西哥近二三十年的经济政策，发现其做法都是正确的，但就是经济不增长，可能他们没有看到背后社会结构的深层次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典型的这些拉美国家，流动性非常低。

如何衡量流动性呢？就是看代际之间的相关性。比如说，教育非常容易衡量。父辈如果接受好的教育，那么子女更容易能接受好的教育；父辈如果不能，那么子女也不能，这就是代际相关性太高，社会流动性太低。我们可以列举很多现象来说拉美国家为什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结构，城市贫民窟，但这些分析都很肤浅，都是短期的可变的因素。短期分析如何宏观调控的时候，这些指标是比较有意义的，但长期来看，我觉得要看社会增长的动力源泉在哪。从拉美看得很清楚，经济结构和政策可以调整，但是不解决社会结构这样的问题，很难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南方都市报：一个是教育的指标可以看出来，另外还可以从哪些看出来？

蔡洪滨：理论上可以有很多的指标，都是代际相关性。教育的代际相关性，地位的代际相关性，收入的代际相关性。比如说，穷二代，富二代，这是收入的代际相关性；官二代，这是地位的代际相关性。

南方都市报：我们谈论经济时还很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蔡洪滨：从中长期来讲，这就是核心的核心。中长期的增长，一定是制度调整的结果。制度也有不同的角度，有些制度是保障投资的积极性，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让人们去发明去创造新的产品；让人们投资有保障，愿意去建厂。我们现在到了一个阶段，就是需要去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这时候就需要制度去保证人们有提高人力资本的积极性，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有制度保证年轻人愿意去接受教育和培训，愿意通过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些制度保证，我们以前关注得不够。

 

凝聚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改革共识

 

南方都市报：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还有国进民退的现象，近几年的争论已有很多，强化固化经济社会结构的因素似乎有不少。

蔡洪滨：这些问题都十分复杂，我想肯定与社会流动性下降有一些关联，这些都有需要去改变的地方。社会需要形成共识或者主流意见，有这样的一种共识，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大家都在谈转型，谈结构调整，但是往哪里调？我个人认为，眼光放长远点，我们就是应该要有一种共识，保持社会的健康流动性，让年轻人有动力去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只有在这种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很多问题才能讨论出建设性。总是从静态的角度去谈，你多了，我少了，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都觉得不公平，这不具有建设性。我们每个人每个阶层，从长期国家发展角度来说，我们需要社会改进的地方是，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流动性，保证年轻人无论是哪个阶层哪个出身都有希望。那么我们探讨，从政策层面，从学校到政府到企业到个人，都应该做些什么。

在这个共识下，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体制改革。社会形式的固化为什么现在改变不了呢？这是因为已经占了优势的阶层愿意把这种优势强化下去。这就会有问题，如果社会固化下去，经济政策再合理，宏观调控再稳健，但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就没有了。

南方都市报：人保部有一个目标，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十二五”期间就可以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而且，看起来这两年工人的工资涨了一些。收入倍增计划是否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进社会流动性？

蔡洪滨：涨一些是很好的，谁都希望收入能够翻一番，但你要看最终你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是要看整个经济效益。我是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我还希望我们老师的工资两年就能翻一倍呢。可是我们真的能创造那么多价值吗？有可能，可是基于什么呢，不是基于愿望、基于学校领导的要求、基于政府的号召，而是基于我们能创造多少价值。我们甚至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差距的问题，最近美国一个商学院两位学者的研究很有意思，调查美国人对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感觉。他们问美国人最富的20%占多少比例的社会财富，中国的数字没法具体验证的，但很多人跟你一样会认为大概有90%吧？美国人平均认为是59%，而实际上是84%，这是非常不平等的，最上面的10%占了50%，接下来的10%的占了34%.美国人为什么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因为社会流动性化解了这一点。动态的平等，使得人们对静态的不平等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真正的和谐社会是这个东西。

南方都市报：刚刚听了你说的要形成共识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改善社会流动性的具体建议？

蔡洪滨：在有共识的前提下，我们考察一个政策，就是去思考它是在帮助社会流动性还是在阻碍，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意识。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这个政策要不要做，短期的有什么好处。

从这个角度去考察有关的政策，比如说高考自主招生，出发点是好的，我们要综合考察学生素质，不能光靠考试，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这个规则让那些农村的或者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们没有成功的希望，那就是不好的，不是说不可以去做，而是需要有意识去改进。可以参考国外经验，比如美国的私立大学招生，也不是只看分数，他们完全自主招生，他会考虑如果一个孩子是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那么给他特别的优惠，因为他能上大学一定是克服了重重困难，他的毅力、上进心一定比其他人更高。他们看家庭背景，但是自然而然地在做促进社会流动性的事情；我们的公立教育系统出政策说你的孩子必须会弹钢琴才能进入好的大学，那就是断绝了中国绝大多数孩子的希望。我不反对自主招生，也不反对高考改革，但是要把这些更重要的因素考虑进去，保持一定的比例，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北大、清华就保持30%的比例从农村招生，为什么不可以呢？哈佛也是这样的，人才就是需要多样化的，为什么我们的公立学校做不到呢？

南方都市报：正因为缺少这个共识，很多人对改革的未来持有怀疑。

蔡洪滨：从长远来说，中国发展需要做什么，没有共识；从短期来讲，经济政策要做什么，没有共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主流社会意识，没有共识。我们就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可怕的状态。

南都评论记者 张传文 实习生刘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