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

 摘要：当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不仅展现了哈维所论述的时空压缩，而且还呈现了大规模的时空扩展。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行为快速发展的推动下，当代社会的时空扩展在主观与客观、形式与内容等方面都呈现了十分复杂的状态。因为主观时空扩展的差异性和客观时空扩展的复杂性，特别是时间扩展的三维性和空间扩展的双层性，以及社会分化、利益分割、贫富差别和矛盾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多元化的时空观念又同差异化的客观时空扩展之间存在复杂矛盾。开展多年的社区管理和网格化管理，存在管理实践与时空变迁错位的问题。应当深入分析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与时空矛盾，因时制宜地开展符合社会时空变迁实际的社会治理。

关键词：时空压缩 时空扩展 时空矛盾 社会治理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列斐伏尔和哈维等对城市时空的社会性和时空压缩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对于推进社会学在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变迁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然而，在互联网大规模推进，社会生活快速网络化的新形势下，城市社会生活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不仅继续进行着时空压缩，而且还出现了广泛而深刻的时空扩展，只有在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的统一中才能更深入地认识网络化条件下的社会变迁。本文以中国网络社会崛起引发的时空变迁为根据，探讨网络社会时空扩展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揭示时空扩展引起的社会矛盾的新形式与新冲突，并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或新任务做些讨论。

　　时空压缩与时空扩展

　　 无论是自先秦开始的中国思想文化，还是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学术理论，时间与空间始终都是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和表达思想观点的一对基本范畴。因为时间和空间不仅是物质存在与运动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感性形式，并且也是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展开形式。也正因如此，古希腊哲学的宇宙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近现代的认识论，以及中国先秦以降卷帙浩繁的儒道释学说，都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时空论述。然而，真正把时空看成是自然、观念和社会共有的存在形式，并深入揭示其中的资源、权力以及矛盾与冲突，还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社会。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丹尼尔•贝尔称之为后工业社会，吉登斯和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卡斯特称之为网络社会。凡此种种，虽然称谓不同，但都清楚表明，当代社会的变化是一种总体性变革，是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转变。虽然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直至今日才逐渐明晰，但在20世纪70年代端倪初露时就已显示了非同以往的趋势。列斐伏尔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空间生产和空间革命的时代。福柯甚至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以空间关系为主的时代，“我们处于同时的时代，处于并列的时代，邻近的和遥远的时代，并肩的时代，被传播的时代。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我相信，世界更多地是能感觉到自己像一个连接一些点和使它的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

　　 列斐伏尔和福柯论述的都是社会空间，为什么把社会空间看得如此重要？哈维的论述对这个问题做了清楚回答:“无论如何，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广泛而复杂的空间变化，才引起了人文社会科学对空间问题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就空间体验来追溯各种相似的过程并得出相似的结论。”因为空间分化、空间重组、空间对立、空间争夺与空间冲突等崭新的空间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

　　 哈维是在后工业社会来临、城市化进程加速、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加剧和社会运动频发等新形势下开始注意时空问题的。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运行和生产活动发生了深刻变化，注重时间计算和严格约束的福特制的管理方式逐渐失去效力，代之而起的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承认个性、实行灵活性的弹性管理模式。在福特制的刚性管理中，主要注意的是旨在增加资本积累的时间效率，而在弹性化管理中，个性自由和多样存在的空间差异性表现出来了。这些变化都是哈维重视空间问题的现实基础，他依据这些变化批评以往的社会理论：

　　 社会理论始终都把焦点放在社会变化、现代化和革命（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革命）的过程之上。进步成了它在理论上的目标，历史时间成了它的主要尺度。确实，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最终“通过时间消灭空间”。把空间变成一个附带的范畴，隐含在进步概念的本身之中。

　　 确如哈维所指，20世纪中期以前的各种社会理论，特别是各种社会变迁、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理论，其主要追求都是社会如何从传统迈向现代，如何超越传统、抛弃旧习、革新制度、提高效率、实现现代化，等等。这种被称之为“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变化，实质就是追求线性发展的时间变化过程，而轻视了具有异质性、多样性的共时性存在，淡化了具有个别性、差异性的多样存在之间的并存关系。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各种社会革命的进程中，人们的目光聚集在财富增长、社会进步和制度变迁等线性的时间过程上，有其真实的现实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仍在继续，甚至速度比工业社会还要快，但城市化、全球化、群体分化、利益分割、社会结构重构，以及在信息通信技术影响下发生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多样化，就不能仅从时间过程加以观察，更重要的应当从空间关系做出分析。

　　 在承继列斐伏尔和福柯等人社会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时空变化做了深入考察，并在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中论述了时空压缩观点。哈维指出：时空压缩“这个语词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各种过程。”可见，哈维是在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中界定时空压缩概念的。一方面，作为客观现象，时空压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加速与集中，其突出表现是大规模城市化；另一方面，时空压缩又是一种主观体验，是客观的时空加速和集中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感受，并且是焦虑、矛盾和冲突的心理体验。

　　 哈维的贡献在于，他不仅全面考察和概括了当代社会时空加速变迁和紧缩集中的新形势和新特点，而且还对人们的时空感受变化也做了深刻分析，揭示了时空压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这既克服了机械唯物主义仅从客观外在性认识时空问题的片面性，也克服了一些后现代主义者仅从主观内在性理解当代社会的时空紧张和时空冲突的单纯性。事实上，当代社会的时空压缩不仅广泛地发生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各种角落，并且通过网络交流和信息传递深深地反映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只有在二者的统一中才能真实而深入地把握当代社会的时空变迁。

　　 然而，哈维在阐述时空压缩的思想观点时，未能对时空扩展给予必要的重视。时空扩展也是当代社会时空变化的重要维度，并且是与时空压缩同时展开的重要方面，哈维对这一点未能予以充分论述。像时空压缩一样，时空扩展也是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同时展开的。尤其是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时空扩展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同时大规模展开就表现的更为明显。

　　 一方面，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节奏在加快，而且内容也迅速膨胀、日益复杂，无论哪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存量都已今非昔比，彰显个性、标榜差异性的各种社会现象千姿百态地并存着。并且，从空间范围上看，不仅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北京、上海和广州都已变成了超大城市，一批省会城市变成了特大城市，就是乡村小镇的占地面积和存在空间也出现了明显扩张，甚至家庭的生活空间和活动内容也发生了空前扩展。

　　 另一方面，这些以差异性和扩张性表现的时空扩展，也像时空压缩一样改变了人们的时空体验和心理状态。不仅2亿多农民的目光从狭窄的乡村田野扩展到城市甚至远离家乡的中心城市，而且城市居民也逐渐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思考自己的职业、行为和命运。正是这种目光视野或思想观念的扩展，推进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扩张，就连大量涌向韩国、日本以及欧美的旅游购物队伍，也表现了中华民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活动空间的大规模扩展。

　　 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

　　  如果考虑到网络社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人们头脑中就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时空扩展现象。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行为展开的社会现象称之为虚拟社会。因为，不仅有超过半数的中国人口（6.88亿）进入了网络、成为网民，而且网络购物、网络金融、网络交往、网络群体、网络文化等网络行为与网络生活也异常活跃，据第37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竟然达到26.2小时。中国社会因为互联网的繁荣发展而呈现了崭新的面貌，出现了空前活跃的生机，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互联网＋”展现的旺盛活力已经令人感到别开生面。

　　 在互联网引起的各种变化中，最突出的是时空扩展。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论述了网络社会崛起引起的社会空间双层化，在我看来，网络社会既是现实性很强的社会，又是同传统社会具有性质上不同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在特定的时空地点中存在的、人们的身体活动于其中的在场社会，而网络社会则是可以超越时空限制的、身体不在场的缺场社会。在场社会与缺场社会的同时并存，使当代社会空间发生了双层分化。并且，这种双层分化不是简单分开，而是形成了十分复杂的辩证统一关系。

　　 就其展开形式而言，网上的缺场空间是一个超越了具体条件制约或局部环境限制的信息流动空间。卡斯特认为，网上的缺场空间是没有地理边界的流动空间，虽然人们的面目可以不在网络空间中呈现出来，人们的身体也不能在网络空间中活动，并且其中转瞬即变、不断翻新的话语表达和符号表象，常常与现实生活不能直接对应，但却不能据此而认为它是虚构出来的虚拟社会。因为通过微信、微博等交流形式展开的网络行为和结成的网络群体，都是一些十分活跃且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准确的判断应当是：网络的缺场空间是其展开形式与在场社会不同的现实社会。

　　 而从其活动内容看，网络社会又同在场社会发生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首先，每一位网民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或社会环境中开展网络活动的，虽然网络活动者和活动过程都有“脱域”的特点，但对具体环境的脱离不是绝对的，身体在特定场域中所受到的各种限制，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规定着网络思维，受网络思维支配的网络行为必然要反映出所处场域对身体的各种限制，折射出在场空间与缺场空间的紧密联系。

　　 其次，网民在网络空间接受的各种信息，一定会影响网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并进而影响其在场域中的活动与表现，场域由此而具有了网络的痕迹。特别是网络沟通、网络互动的便捷性和广泛性，以致网络空间不断形成大量的把网上与网下连接起来的传递经验。传递经验生成于缺场的网络活动之中，但其不能止于网络缺场空间，它一定能够影响甚至规定网民的网下行为。在近几年爆发的一些网络群体事件中，能够清楚地看到网络中形成的社会共识、观念互动和情绪共振对网下实际行动的导引和助燃作用。

　　 再次，网络交流还可以把在特定范围中形成的局部经验传递和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局部经验向全局经验的扩展。经验是人们在特定时空范围的身体经历和心理体验，当网络行为把人们在局部时空中形成的心理体验连接起来、传播开来时，起着瞬间放大的作用，而且放大的范围和边界很难被限制，尤其引起实地行动的串联与群聚时，其放大效应就更是难以阻挡。因此，网络的传递作用可以从心理体验和身体行动两个方面放大时空，起到在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扩展时空的效应。

　　 还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网络行为促进的时空扩展，既有形式上的扩张展开，也有内容上的充实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因此，网络化条件下的时空扩展，是形式上展开放大和内容上增加膨胀的统一。在信息交流相对闭塞的条件下，某些群体行为也可以发生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但是其中的矛盾关系、行动目标和价值要求，不一定能发生很快的转变，并由此而呈现相对稳定性。而在网络化条件下，因为来自四面八方、不断变化的海量信息持续向群体输入，改变和冲击着群体成员的价值要求和心理状态，因而使群体行动产生快速变化的不确定性。

　　 网络社会中的时间变化，是时空扩展更为复杂的问题。吉登斯曾经论述了当代社会因为高风险性而出现的时间观念的变化，即面对社会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人们对随时可能发生的社会风险怀有高度警惕的心理，在充满风险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不仅要经常对未来做出预测，而且还要不断思考过去的经历，并且还要左顾右盼地审视周围的环境。因此，人们对事件过程的感受已经不是传统哲学或经典物理学所论的由过去向未来的延伸，即时间是一维的，人们所感受的时间具有了三维性，时间具有了前后左右的延伸性。

　　 在网络社会，吉登斯论述的时间三维性已经不仅是人们的感受，而且还是一种线上和线下都普遍存在的实际过程。在线上的缺场空间中，信息从天南海北涌来，又向四面八方传开，人们目不暇接地通过川流不息的海量信息知晓过去、预判未来，同时还能知道周围世界的交织状态与复杂变化。并且，人们通过快速便捷的网络交流建立了保持广泛横向联系的网络共同体。人们还利用网络技术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三维活动，“人肉搜索”就是一种具有很强搜索能力的三维性的网络行为，它既可以实现对过去经历的历史回溯，也可以展开对未来的一种推测预判，还可以进行对各种相关因素的细致搜寻。

　　 于是，网络社会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高度统一。时间是空间的发展变化过程，空间一定是在时间过程中变化着的空间，这种被传统哲学与经典物理学论述的时空统一观，在网络社会获得了更广泛、更加生动的现实性。网络空间是以时间形式表现着的空间，因为它的最突出特征是流动性，因此，场景不断流转的网络空间本身就是时间过程。而网络时间作为三维性的过程，又展开为一种空间状态。网络时间的三维性，使人们在网络交流中不仅要前思后想，还要环顾左右，并且不仅仅环顾身体直接触及的左右，而且要在一个广阔的空间甚至全球化视野中展开自己的思维与反思自己的行为。

　　 网络社会的时空三维统一性，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这种变化的后果之一是难以驾驭的社会风险。在传统社会，人们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地方空间中。在乡村乃至城市有地理边界的空间范围中，虽然时间过程从未终止，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发生，但人们总能在可以直接接触的生活条件中，或在相对稳定的周围环境中，看清其存在的现实根据。而当时间和空间直接统一于纵横交错的迅速变化之中，人们很难清楚认识和明确把握瞬息万变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贝克所说的“我怕”，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在网络化时代挥之不去的社会心态。

　　 尤为重要的是，网络社会的时空扩展是在主观与客观两个层面同时展开的。哈维以城市化和后工业社会来临为基础论述的时空主观性，在网络社会表现的更为明显、更加重要。哈维把时空划分为：物质空间的实践（体验），空间的表达（感知）和表达出的空间（想象）。物质空间的实践，实质是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可以直接体验到的物质空间；空间的表达，实质是人们对实际空间的反映，或者是人们对实际空间的认识；表达出来的空间，是人们通过理想甚或幻想而形成的表象空间。不难看出，第一种空间是物质空间，但因为是在实践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实际的物质空间，因此，物质空间也同人们的主观性发生着联系。至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空间，就是对空间的认识和对空间的想象，它们本身就是空间的主观认识与表达。

　　 网络经济特别是网络金融市场的快速变化，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和房价的迅速上涨，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大与城市交通的拥挤阻塞，这些明显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空扩展，对每一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都是客观存在的外在现象，人们很容易形成共同的时空扩展认识。与社会时空的客观扩展同时，人们的主观时空也发生了十分复杂的普遍扩展。然而，对主观时空扩展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以至于某些关于社会时空变迁的研究成果，往往流于外在性观察和表层性描述。

　　 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人们头脑中先天的感性形式的论述，至今对于理解社会时空的变迁仍具有启发意义。康德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关于现象的时空性认识，最重要的在于人们具有先天的时空感受形式。空间是外部感官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是内部感官的先天直观形式。“空间实仅外感所有一切现象之方式。故空间乃感性之主观的条件，唯有在此条件下，吾人始能有外的直观。”“时间仅为内感之方式，即直观吾人自身及内的状态之方式。”“时间乃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方式条件。”正是这一对感性形式把凌乱杂陈的感觉材料组织成了可以被观察的现象，人类才形成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

　　 对于社会时空研究，康德的时空观具有更加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社会现象要比自然现象更为复杂，人类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与思考，更加复杂地受到其主观时空观念的作用。人们能否用清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去整理杂乱无章的感觉，是能否形成关于事物的生动表象或明晰现象的主观基础，也是能否形成明确概念和正确判断的主观前提。特别是在社会时空分化扩展的背景下，人们的时空感也处于多样化的变迁之中。并且，因为主观时空感受变化的差异性，必然引起对客观时空变化反映的差别或分歧，进而引起社会行动的对立排斥或矛盾冲突。

　　 时空矛盾与社会治理

　　  客观时空的扩展是社会层面共有的普遍性，而主观时空扩展则是群体的特殊性和个体的个别性。因为主观时空扩展一定是基于群体和个体的认识活动而发生的，而群体和个体都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中存在的，他们的时空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局部时空和自身体条件的各种限制，并因此而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多种特殊性或大量个别性的时空观同时并存，也就生成了差异性和多元性的时空观矛盾。人们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观中观察和感受社会时空变化的，因此，主观时空矛盾必然反映在人们对现实社会矛盾的认识和理解中，并由此形成对现实社会矛盾认识的差异与矛盾。

　　 特别是在现实社会因为利益分割、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制度安排不当等原因而导致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形势下，以不同的时空观去观察社会矛盾产生的分歧就会更加严重。在当代中国社会，一些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本身就属于社会时空范畴的矛盾，而以不同的时空观去观察和理解这些社会矛盾，得出的结论往往大相径庭。诸如在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城市化发展、农民工进城、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拉大与群体事件中发生的社会矛盾，都属于时空变迁、时空扩展中发生的社会矛盾，处于不同时空进程、时空位置或时空关系中。而对于这些时空性突出的社会矛盾，人们形成的认识和提出的主张常常尖锐对立。

　　 事实上，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也无论是富人还穷人，都是从自己特有的时空视野去认识和感受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象或社会矛盾。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在时空关系中去观察社会事实与社会矛盾，而在于是否认识到自己的时空观念或时空视野的特殊性、个别性与局限性。特别是那些占有重要资源、掌握特殊权力的社会成员，更容易把自己在特定时空视野中的认识扩大为或误认为社会共有的观念，并以之作为支配资源和行使权力的普遍原则，进而发生以个别对待一般，以特殊限制普遍，甚至以过去束缚现实的时空错位。而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相反只能扩大社会矛盾。

　　 考虑到网络社会发展引起的时空扩展，如何正确认识时空扩展及其引发的时空矛盾与社会矛盾，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和艰难。缺场空间与在场空间并存而导致社会空间的双层分化，社会生活呈现空前复杂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这种形式和内容上的社会时空扩展，对于各种层面或不同条件中的社会成员都是共同的普遍性。更明确地说，在网络化的推动下，当代社会无论在时空的展开形式上，还是在时空所包含的内容上，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扩展。凡是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时空观念、社会认识和价值判断，在今非昔比的社会时空面前都应当做出调整，最起码应当不再局限于传统社会的在场边界性和相对确定性的限制。

　　 然而，事情不会这样简单。不仅人们对于网络化条件下的时空扩展有一个逐渐明确的认识过程，而且在传统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时空观念又往往同某种利益关系或权力目的交织在一起，存在对现实反映的难以克服的滞后性。尤其重要的是，人们都是基于特定的时空观去面对社会时空的客观变化的，因此，这里又存在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的主观时空观念同客观的时空变化的矛盾。而当一些人从特殊利益和局部时空出发，坚持用不适时宜的时空观念去对待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时空矛盾时，不仅无法化解社会矛盾，甚至还会阻挡社会发展变迁。

　　 在近些年旨在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就十分明显地存在社会管理者时空观念严重滞后于现实时空发展的问题。首先，在开展了十余年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实践中，很多人的社会观念还是停留在工业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时空视野中。但凡提到社会问题、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人们的目光通常都会聚集在具有清楚地理边界、实际物理存在和明确户籍人群的社区之中。实际上，这正是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社会时空观念的局限。在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社会成员及其社会活动绝大部分都是在具有特定时空范围和地理环境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中存在的，也正因如此，芝加哥学派关注的街角巷尾的城市社区和费孝通描述的街坊邻居的乡村社区，不仅成为研究传统社会的典型形式，而且也是学界之外人们认识社会、管理社会的基本视角。

　　 然而，时下已是时过境迁，虽然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仍然在较大空间中存在，但网络化和信息化已经推进工业社区和农村社区都已发生了深刻的时空转变。不仅迅速扩展的缺场的网络社会已经远远越出了传统社会的时空视野，就是城乡社区的实地边界、存在状态和群体聚集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种崭新的形势下，如果不突破传统社会时空观念，则无法看清楚城乡社会的实际存在，或者仅仅看到当代社会某个角落或某种层面，以其滞后于现实的时空视野去考察和社会问题和分析社会矛盾，只能形成某些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因此也就谈不上开展有效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了。

　　 笔者曾撰文指出，同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相比，城市社区管理包括网格化管理存在严重的局限。在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治理文件中，都很明确地宣称：社会治理要努力化解社会矛盾，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降低不和谐因素”。可是，这个十分明确的社会治理任务，却被集中执行于城市社区之中。虽然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社区中开展了大量社会治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一个不可掩盖的问题是：在城市社区中开展的社会治理工作，无论搞到何种程度，也完不成最大限度调动社会活力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的战略任务。因为不仅主要的社会活力不在社区，而且主要的社会矛盾也不在社区，相反是在社区之外的更加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

　　 社会活力和社会矛盾的主体是其大部分社会活动都在社区之外的职业群体，他们是在数量和能量上都远远超过离退休人员和无业人员的社会主体群体。首先从数量上看，职业群体是社会成员的主体构成。《中国统计年鉴2015》数据显示，2014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6782亿，其中职业群体人数为9.5606亿（含就业人口7.7253亿和大中小学在校学生1.8353亿），职业群体人数占总人口69.9%。 尤为重要的是，职业群体又同网民存在高度重合关系，换句话说，大部分网民都是职业群体成员，因此，职业群体也是网络空间的活动主体。在大量社会矛盾都通网络行为发生紧密联系的新形势下，开展社会治理就更应当注意职业群体的网络行为。

　　 网络化发展也引起了一些社会管理人员或管理机构的重视，但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开展更精密的社会管理，网格化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这种被誉之为具有重要创新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模式，更明显地存在时空错位的问题。网格化管理是由上至下的行政管理的细化，是试图利用网络技术对社会实行全面的精细管理。这种动用大量人力试图对社会实行的全方位管理，不仅给政府及其延伸机构增添了无尽负担，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广大社会成员看成等待管控和服务的被动对象，其结果不仅使政府及其延伸的社会管理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完成自己对社会开展“心连心服务”的承诺，而且还抑制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起不到“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的作用。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展开形式和运作路径不符合已经快速网络化的新社会形势。网络化展开的是横向的平面扩展，而网格化追求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尽管垂直和横向有交叉之点，但因展开方向不同，网格化的垂直管理对横向展开的网络社会接触层面很小。网络社会中大规模展开的缺场交往、传递经验、认同力量、信息权力等，是在更广阔层面上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扁平化，是社会成员脱离社区在场空间展开的具有旺盛活力的新社会行为，这些都是指向局部在场空间的网格化管理而无能为力的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是网格编织得再精细也无法囊括的脱域空间。

　　 网络化的新形势为城市社会治理提出了崭新而艰巨的任务。应当指出，无论现有的行政体系有多么庞大、多么发达，其管理效力都必须以适应当代社会的网络化变迁为前提。如果政府行政管理不顾网络社会的深刻变迁，因循守旧地坚持纵向垂直的网格化管理，即便细化出再多的网格，也难以对大规模扁平化的社会生活实现有效管理。至于社区中的离退休和闲散人员，虽然应当得到必要的社区服务，这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但如果城市社会治理仅仅面对这些人员，那就意味着城市社会治理无论开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过是一种边缘化行为。

总之，像时空压缩观点一样，时空扩展也不仅是对现实时空变化的主观反映与客观描述，同时也是观察和分析现存社会矛盾的理论视野和方法原则。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学界同社会各界一样，面对中国社会经济大幅增长和社会发展变化，在为增长和发展而欢欣鼓舞之时，曾一度轻视了在发展进程中发生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差别矛盾和社会冲突，以致在对社会转型的欢呼中而淡化了空间差异的辨别分析。事实上，说中国社会发生了完整意义上的转型还为时过早，只能认为在各种层面上都发生了复杂的社会变迁。并且，这是一种不平衡发展、差异性提升的社会变迁。面对这种现实，应当在大幅扩展的时空视野中，对充满多样性、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时空现象做出符合实际的观察与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