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治理”的一点思考

 一般地说，国家安全有对外和对内两个侧面，对内这个侧面同“社会治理”息息相关。无论古今中外，“兴衰”同“治乱”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结在一起。“兴衰”就是“国家安全”，“治乱”则是“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关乎国家安全的一项真正的内功、基本功

　　 21世纪上半叶，中国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样全新的社会大变动。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国家安全同“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又以种种更加复杂的形式凸现出来。

　　 我们面对的一方面是发展和改革的新要求层出不穷；又一方面则是反映社会矛盾激化的种种社会问题大量涌现。这两方面情况一齐逼到眼前。再加上还有“三个交织”——国外境外因素和国内境内因素相交织、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交织以及网上动向和网下动向相交织。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二者关系密不可分，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者，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大问题。应当说，社会治理乃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项真正的“内功”，真正的“基本功”。

　　  新中国成立60年“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和两大段历史进程

　　 所谓“社会治理”，说到底是“人的治理”。

　　 当前我国“人的治理”的一个最突出、最重大的新情况，就是十三亿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作为求职、求富的人群，正在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以多种方式和巨大规模流动起来。

　　 那么，这样的具有时代全新特点的“人的流动”，究竟从何而来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需要回溯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关历史进程。

　　 应当如实地说，正是在这个“人的流动”问题上，新中国成立60年中，是经历了重大转折的。大体而言，经历了前30年和后30年两大段。前30年，特点是四个字：“组织起来”；后30年，特点也是四个字：“活跃起来”。

　　 先说前30年。就在新中国成立前一天，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篇宣言中郑重宣告：“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应当说，从那时起直到“文革”前，我们国家真正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到了大约把全中国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口都组织在“公”字号的各种组织当中，即人们现在常说的“体制内”。这是毛主席治国理政的一项大战略，本身即是一项巨大社会治理工程，对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曾起到重大保障作用。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这样的“组织起来”，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是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后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化基础之上，因而又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走向反面，起到束缚活力——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解放的僵化作用。别的且不论，只就农民来说，八亿农民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农村没有出路，中国没有出路！

　　 再看后30年。从1979年起，我们党实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战略转变。这个转变的最重大特征之一，就是使中国活跃起来。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这样说：“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正是这样。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人民公社的废除以及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国企职工下岗分流、出国留学的高潮不断掀起，“人的流动”就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重大现象。

　　 具体来说，这种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这种持续至今的“中国真正活跃起来”，正是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了广阔空间，随着经济社会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原属“公”字号单位管理的“单位人”，脱离原工作单位（含村镇）而自由地流入社会，自谋职业或以各种手段谋生，从而成为“社会人”而来的。

　　 除了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之外，还有异常活跃的“金流”、“物流”、“信息流”和“意识（思潮）流”，总共“五流”。而这“五流”，又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五化”的全新历史背景之下，形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大趋势，一个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以致影响人们社会风习和心理状态的大趋势。

　　 必须充分肯定，这样的“人的流动”，这样的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大趋势，正是中国在新时期真正活跃起来的一个突出表征，而且其本身还启动和催生新的活力和动力。试看今天中国大地，东南西北的建设热潮，就可以明白一条新的道理：这样的“人的流动”，其真正的本质，乃是“生产力要素的巨大流动”！具有这样改革开放历史特点又如此巨大规模的“人的流动”——“生产力要素流动”，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还不曾有过，可以当之无愧地叫作“史无前例”，叫作“举世无双”，还应当叫作“方兴未艾”。

　　 但是，我们又必须清醒看到，这样的“人的流动”必然带来种种矛盾，种种不协调，种种失序、失范、失衡，以致种种阴暗东西沉渣泛起。凡此一切，又正是今天“社会治理”问题上种种难点之最后原因所在。由此而来的，就是深刻的历史转折、社会变革对传统的“人口管理模式”，以致对整个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别的且不论，只就我们基层“社会治理”问题来说，只靠派出所和居（村）委会这两大手段的状况，恐怕是难以为继了。

　　  关于“社会治理”的总战略和前景展望

　　 党的十七大郑重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也是我们党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上的总战略。就是要努力建设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这个集中的表达，不仅要求进一步澄清过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强调“阶级斗争为纲”而来的某些深层次思维定式和积习，而且要求在“社会治理”问题上，进一步形成适应新世纪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整套新的具体方针、政策、制度、办法，以及新的队伍和新的作风。同时，这个表达，也十分明确地反映了“社会治理”与民主法制的关系。“社会治理”离不开民主法制建设。而作为“社会治理”重要任务和基本特征之一的民主法制建设，又不可能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不可能脱离我国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状况，不可能脱离民生建设的实际需要。这一项大工程，是当代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治理”大工程！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毛主席提出的“组织起来”，曾经是真正做到了（后期走向反面）；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三十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活跃起来”，也是真正做到了，并且至今方兴未艾（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失序、失范、失衡现象）。从党的十七大提出“和谐社会”建设任务算起，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时，我们用了五年时间，在“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初见成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到2020年，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之日，在“社会治理”方面能够大见成效。也就是说，“社会治理”方面的一整套新的具体方针、政策、制度、办法和新的队伍建设、作风建设能够相应大体定型，并且大见成效。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新的、了不起的伟大胜利。

　　 我认为，到那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这个总人口接近十五亿的大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这样全新社会大变动达到新水平的历史进程中，在不动摇地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的牢靠物质基础上，在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组织起来”、改革开放30年“活跃起来”之后，真正开辟了一个“更加有序,又更加活跃，总之更加和谐起来”的崭新阶段。

总而言之，面对今日“天下大势”，面对这样一个时代新关节，我们国家应当有以善处，首先是善处自己。而善处自己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进一步练好“内功”。良好的“社会治理”，正是不可或缺的一项真正的“内功”，真正的“基本功”。我坚定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办好这件大事，办好这件其重大深远意义现在可能还难以充分估量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