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方面，政府协调利益冲突，维护稳定的投入不断加大，花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呈现数量增长和性质暴烈的趋势。两方面的事实比照，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维稳怪圈”的存在，表明既有的中国社会治理方式面临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
诚如有人所言，“社会管理”并不是“社会问题管理”或“社会危机管理”，因此，不能简单将“加强社会管理”理解为“加强社会控制”。善治出于良政，可谓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而“良政”的构建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底层为公共治理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如宪法制度、产权制度等;中层为公共治理的一般规则和程序，如政党政治、责任政治等;上层为公共治理的具体政策和行为，如社会政策、就业政策、维稳措施等。“社会管理创新”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实际上意味着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先比较一下现实存在过的不同治理模式。就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而言，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统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为“霸道”：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算是典型表述。“霸道”的重点不在于公民参与，而在于政府依靠强力对社会实施管控，所以，它所建立的是统治者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它把管理理解为“我命令，你服从”，因此，如果政府需要改革的话，它很容易把政府改革引向强化社会管控的方向。
第二种为“王道”：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算是典型代表。“王道”的重点在于通过法统、文化认同和统治者的道德自律来构建让人民自愿服从的统治秩序。它所建立的也是统治者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只不过，与“霸道”模式所不同的是它强调统治者仁政礼治、“内圣外王”，率先垂范，因此，它一般会把政府改革引向道德自律建设方向。
第三种为“民道”：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算是典型体现。“民道”的重点在于保证统治者要受人民委托并受到宪法和法律制度而不是道德自律的约束。它所建立的是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它往往把政府改革引向法治和制度建设的方向。
当今中国，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社会治理，都面临诸多问题。有人将之解释为转型社会的必然特征，有人将之概括为“中等收入陷阱”。不管怎么解释，这些问题最终都可以归结或体现为治理模式的困境。今天，随着社会利益结构日益分化，公民权利意识日渐增强，信息沟通日益频繁，王者风范日见式微，社会动员日益强烈，大众对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渴望和期待，以及为了切身利益而展开的维权行动或社会抗议运动，遭遇了某些地方政府固有体制的粗放式治理和粗暴式对待，这使得政府管理的形势日益严峻。
政治学研究的一般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社会对抗的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这个国家将一般社会矛盾制度化的能力。依据这个理论不难做出判断，社会治理模式不能适应民众的权利需求，是当下中国社会麻烦的总根源。
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才是正道，要走上这一正道，关键在于实现治理模式从“霸道”和“王道”向“民道”的转变。要求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意味着：由政府管控转变为多元共治;由政府决策转变为公共决策;由命令式管理转变为协商式管理;由政府主导优先转变为社会自主优先;由政府维稳为中心转变为公民维权为中心;由政府替民做主转变为公民自我做主;由政府政绩为导向转变为民众满意为导向;由“警察抓小偷”式的官民关系模式转变为“财主雇家丁”式的官民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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