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信任中国政府吗？可能你不屑回答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在2002-2013年期间做了3次“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专门测量东亚、东南亚各国政府所获得的信任度。◢
@一图观政向台湾大学独家申请了中国数据（不包括台湾），并进行了独家研究。数据显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但在明显的持续衰退；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正从地方政府“上溢”到中央政府。
一、中国政府信任度的十年变迁：整体较高+持续衰退
政府信任度的满分是4分，中国的中央政府在2002年时竟能拿到3.91的高分，相当于百分制的97.75分，在亚洲各国实属好成绩，表明10年前大家对中央政府还是相当信任的。但是，之后10年的信任衰退也非常明显，对政府整体（中央+地方）的信任度从3.58一路下降到3.24，也就是从89.5分一路下滑到81分。
有人认为，民众更信任中央政府。调查表明，中央政府的信任度确实比地方政府高出一截，出现明显的“信任落差”。但是，这种情况在过去10年出现了微妙的反转：地方政府的信任度在触底反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却在持续下降。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两极的民众正在往中间靠拢，原本“比较不信任政府”的民众开始对政府恢复信任，原本“非常相信政府”的民众却降低为“比较相信”。例如，“非常信任中央政府”的比例从2002年的92.6%骤降到2013年的53.1%，“非常信任地方政府”的比例则从50.1%拦腰折断成20.4%。
二、什么样的民众更信任政府？
影响中国政府信任度的因素有哪些？@一图观政通过计算相关系数，发现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是（从大到小）：经济绩效、公共服务水平、“崇尚权威统治”的威权价值观念、政治绩效、民主价值、社会信任、政府接触、传统主义、向政府反映当地问题。
1、“因为成绩好，所以被信任”
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经济绩效”。只要经济发展得好，政权就会稳定。
@一图观政发现，数据肯定了这种观点：对经济状况满意、对政治绩效满意、对公共服务水平满意的民众，更加信任政府。政府信任度也就像是民众反馈给政府的“执政成绩单”。
还有一个最新的趋势是，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经济绩效，或将成为对政府信任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其次，对“政治绩效”（包括制度自信、政治自由和对腐败感知）的关注，也越来越显著地影响对政府的信任。
换而言之，民众越来越关心“我是否能生活得更好”、“政治是否更自由、清明”，而不仅仅是GDP。
2、“因为崇尚权威，所以信任政府”
“威权主义者”往往偏向于认为“人们应当服从政府权威”、“哪种话题可以在社会上讨论应该由政府来决定”、“多元思想可能导致社会混乱”、“如果政治领导人道德品质高尚，人们就可以让他来决定所有事情”等等。
大陆学者马得勇发现，在“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大陆），民众对政府的整体信任程度会更高。主张“尊崇家庭权威”、“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传统主义者也更信任政府。
对比之下，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众对待政府的态度不应当是信任，而应当是审慎的怀疑。这种价值观很可能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3、“接触过，反倒不信任”
你会信任熟悉的人还是陌生的人？大多数人的答案应该会是熟人。对政府的信任也会这样吗？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的多年追踪调查表明：美国民众更信赖地方政府，州政府次之，中央政府最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台湾地区。
但是，@一图观政分析发现，中国大陆正好相反。与政府接触过的民众，更多地表达出对政府的不信任。
一方面，根源或许在于政府的“品质”——因为了解政府是什么“货色”，所以更不信任。以近年来倍受关注的群体性事件为例。《2014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统计，44.0%的群体性事件，是由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矛盾引发。以致于坊间流传着一句名言：“不是解决民众提出的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民众。”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恶性接触”，直接导致地方政府的信任流失。
另一方面，民众与身处前线的地方政府接触较多，与“深居幕后”的中央政府接触极少。独特的“归功于中央，归罪于地方”的政治文化，也使得绩效所带来的合法性主要集中于中央，而转型期的种种社会问题，又被归罪于地方政府的执行不力。这些都导致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地方政府，形成“信任落差”。
三、最新趋势：民众的不信任情绪，正在上溢到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并不能高枕无忧。民众对地方政府不信任的负面效应，会逐渐向上“溢出”，形成对中央的不信任。相比于2008年，尽管地方政府2013年的信任度略有回升，但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依然处于下降状态，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研究了农民上访和政治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发现越来越多的“越级上访”，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到北京上访次数越多、逗留时间越长、走访部门越多，对中央的信任度也就越低。
四、建议
最后，@一图观政想说，如果政府信任度的衰退，仅仅是因为“威权主义”解体、“批评式公民”的成熟，那其实不必过分忧虑，因为这是社会由权威走向自由化的正常过渡阶段，它必将伴随着政府信任度的下降。
然而，如果政府还在试图用“崇尚威权主义”来维持自己的信任度，恐怕难以为继。政府信任的来源，应该是更高的公共服务水平，而不仅仅是所谓“意识形态合法性”、“经济绩效合法性”。
当然，首先需要解决的应该是“接触过，反倒不信任”的问题。如果越相处，越反感，那还谈什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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