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的信任危机

 信任对于人们的交往活动和生活体验，对于组织的日常运作和目标实现，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繁荣稳定，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传统社会是“熟悉人”社会，现代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在由熟悉人组成的传统社会里，人们不需要时常突出强调信任的存在及其作用。而在由陌生人组成的，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风险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尤其感到信任的重要。许多学者都认为，现代社会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现象。对信任的需求既是人们应对种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急速变化的现实必然，也是人们应对种种可能挑战未来预期而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

　　‍ 普遍的风险意识影响社会信任的心态‍

　　 学界有一种观点，把信任危机与风险社会的兴起联系起来。风险社会的兴起代表着从“简单现代性”到“复杂现代性”的转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社会中风险的“现代性”特征越来越明显，并且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风险的体验。风险的“现代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从风险的感知维度看，人们对风险的感知越来越远离“直觉”，更加具有“隐伏性”；其次，从风险的时间维度看，风险导致的后果越来越不仅“即时性”显现，而且更加具有“延迟性”；再次，从风险的空间维度看，风险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越来越脱离“本地”，更加具有“扩散性”；最后，从风险的类型维度看，风险越来越多元，越来越突显出“复杂性”。

　　 现代性将世俗理想和理性主义完美结合，唤起人们征服自然的欲望，引发人们进行思维模式的转变，追求无止境的技术突破和物质繁荣，完成一场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事业。现代性表现出乐观主义的时代气质，相信线性进步，坚持科学理性能够创造与维持合理的社会秩序。现代性促进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形成了种种新的制度安排以及个体对生活的理想追求。个体期待政府提供安全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足够的经济收入，保障有质量的幸福生活。

　　 与此同时，就制度和个体而言，风险和不确定性却大量涌现。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物质的丰富，繁荣了人们的生活，变革了社会的样式，体现出科学和技术的积极力量与正面作用。但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也导致了一些难以预测、尚且未知和前所未有的风险。这些风险使得现代社会突显出种种“脆弱性”，有时甚至比较频繁地造成对社会生活广泛的冲击和损害，人们感受到因无助、失控而引起的焦虑、恐惧。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和突发性成为生活的常态概念，生存的风险意识成为现代生活中人们的一种普遍意识。现代社会表现出强烈的时代分界和范式转换的特征，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风险不断增长。而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风险意味着人们无法百分之百地充分预期未来的状况，也无法百分之百地充分掌控事件的进程。信任衰退是社会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风险的特殊结果。

　　‍ 变换的社会归类冲击社会信任的秩序‍

　　 社会归类是社会认同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个体将他人归属于特定类别的过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类别概念当作基本的社会经验来频繁使用，如宅男、剩女、土豪、屌丝等。社会类别具有鲜明的识别特征，能够起到“分离且清晰”的标识作用，体现出内群体的相似性和外群体的差异性。人们常常依据他人具有的社会归类的身份信息作出信任选择。特别是在社会归类的身份信息非常显著时，这些信息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对他人可信任度的判断。具有显著社会归类的身份信息能够为未来信任形成提供认知决策上的选择便利。当社会归类变换及混乱时，信任秩序就会发生动摇。

　　 信任建立在认知过程的基础之上。人们要进行认知上的选择和行为上的判断，以辨别哪些对象是可以信任的。就信任的形成而言，社会归类是一种初始条件，也是一种心理能力。社会归类为后续形成与维持信任提供了多方面信息，如职业、社会阶层、能力、个性、态度以及品质等方面的初始判断。在社会归类过程中，通常出现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歧视现象。人们认为内群体成员不仅仅在群体归类的标准上相似，相比外群体成员而言，内群体成员在其他方面也更为相似。社会归类伴随着社会认知和社会价值两方面趋于强化。在社会认知方面，人们表现出强化同内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以及同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性，当与内群体成员进行交往时，具有特定归类的共享身份有助于提供一种认知资源，形成简单的认知策略，帮助确定低风险人际信任的界限，从而减少对陌生他人认识的需要以及降低协商互惠的成本。在社会价值方面，人们从主观情感上强化内群体相似性以及外群体差异性，维护所属群体共同的价值观和普遍的行为模式。由于归类的认知后果和内群体偏好，人们更倾向将积极属性如诚实、合作、诚信归属于组内成员身上。

　　 现代社会上行机会增多，但同时社会下行危险也增大。在去传统的社会变迁中，人们的社会归类呈现出去定位化、去整合化、去定向化的趋势。现代社会中传统约束力量不断弱化，个体身份变迁机会增多，身份转变迅速，定位与边界意识逐渐淡化，社会定位相对滞后，社会归类变得模糊多重，社会信任的固有秩序频繁受到冲击。

　　‍ 弱化的社会期待妨碍社会信任的形成‍

　　 许多学者将信任看做一种预期性的心理状态，从相互关联的认知过程和取向分析信任，也有上升为从对他人和社会系统的普遍态度或期望来定义信任。作为期待的信任，体现了信任的理性形式，可以分为两类情况：指向“义务”的期待和指向“道德”的期待。指向“义务”的期待植根于一种特定的观念，即社会交换模式。推动人们持续进行交往的动力是资源收益的最大化和损失的最小化。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人们需要估计他人如何应对自己的行为，关心他人的未来可能行为，以便基于此而策略性地进行活动，最大程度获取期望的资源，将个人代价降到最低。

　　 指向义务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基于社会角色的信任。这种信任建立在对他人在社会中承担特定角色的认识基础之上，更多是对“角色”本身的抽象认识与判断，并将这些认识与判断赋予到承担特定角色的具体个体身上，至于个体实际的能力、动机、品质、意图和性情的认识信息与线索并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角色本身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替代对角色承担者所需要的个体认识。由此而来，社会中的角色本身与对角色胜任力的强烈期望紧密关联。人们通常相信角色承担者具有完成受托责任和义务的意图与能力，并且期望角色承担者履行与其承担角色相匹配的受托责任和义务。因而，在即使缺乏对角色承担者个人认识或者先前交往经验的情况下，人们对角色关系的期待仍然持有一种预定信任。

　　 然而现代社会中，角色、规则以及同一性面临着诸多威胁，这些威胁源自于因内在的规范、价值观、习俗和传统的坍塌而产生的风险。现代社会人们对于自己的人生轨迹和生活道路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发言权，外来的束缚力量越来越少，社会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至高无上的旧有权威不复存在，僵硬固定的秩序日渐化解消亡。人们不再被动地、受驱使性地进行社会生活。但是，人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也表现出存在前所未有、无法预料、难以控制的全球性危险。安全感、稳定感日渐销蚀，隔离化、分裂化日渐增长。社会流行焦虑、不安、不确定和躁动的情绪，基于义务的社会期待时常显得非常脆弱。

　　‍ 缺失社会善意导致社会信任的虚化‍

　　 信任表现出多个层面的形式。最基础的是亲密人际关系层面，其核心关系到信任的本体论基础。信任的形成根基源自于早期儿童社会化过程以及亲子关系的养成。在与养育人持久、可靠、温暖、安全的关系互动过程中，婴儿自身发展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信任感。第二层次是紧密的群体关系层面，主要是周围身边熟悉的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有着共享的表征、预设和价值观，构成社会信任的基本条件。第三层次是组织层面，表现为公共的秩序、条文的契约和制度的实践。最后就是社会的层面，指文化、国家或者区域等更大公共领域的广义层面，体现为更一般的、抽象的、非人格意义的信任。前两种层面信任形式具有浓厚的人格化色彩，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结果。后两种层面信任形式则表现出非人格化的色彩，是一种“自为”的过程结果。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后两种层面的信任形式仍然包含基于道德的信任期待，即基于社会善意的期待，其特点是显现出社会利他。

　　 在有些社会群体情境中，人们的信任判断更多地与责任认同相关联。关于社会困境中人们合作行为的研究发现，责任感反映了对群体的一种社会取向，它不同于由于他人行为而对个人利益预期得失的计算。那些对他人高信任的人觉得有道德义务去进行合作，高信任的人进行合作时很少考虑群体中他人做了什么或者他人期待做什么。对群体及群体价值观的认同会加强个体从资源库中动员资源进行非义务性的合作行为。对于群体而言，具有高社会善意的人觉得有责任去发展出对群体及群体价值观的认同。这种合作区别于基于对他人行为期待的合作。具有高社会善意的人出于责任感的道德行为时常表现在利益群体内，为了群体利益作出努力，群体内所有人都有可能得益，但成本则由他个人来承担。

　　 基于社会善意的期待常常因为社会善意受到怀疑，进而导致信任的虚化。怀疑效应会造成两种类型的归因结果：一种是保守主义归因，即引发个体怀疑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体提高接受行为信息的阈值。换句话说，一旦意识到违背信任的可能性，个体可能会倾向于避免急于做出判断，维持需要再三斟酌的状态。第二种是复杂性归因，由于消极事件降低信任的程度超过积极事件增加信任的程度，引发个体怀疑的信息可能导致个体对他人行为的潜在动机和原因进行反复、仔细的考虑。无论怀疑效应造成何种类型的归因结果，“负性偏差”现象经常存在。不信任一旦形成，就趋向于强化和永久保持。不信任倾向表现出主动抑制那些潜在可能克服不信任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经验。由于抑制这些人际交往和社会经验，本已稀缺的社会善意更加受到遮蔽，造成不信任氛围的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