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的政治信任是怎样瓦解的

【摘要】 苏联解体是公众对苏共及苏联政府丧失了信心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的快速发展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普遍的社会焦虑。中国公众信心的构建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进行，通过深化改革，可完成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通过制度建设，使政治不信任通过制度化的渠道表达出来，使之形成促进社会稳定健康的力量，才能凝聚公众的信心，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关键词】 公众信心 苏联解体 政治信任 改革 制度自信

　　信心源自对未来积极而稳定的预期，对国家和社会未来的信心则源自公众对治国理政者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从来源上来看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立在领袖人物个人政治魅力基础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另一种是建立在制度规范基础之上的现代政治信任。①传统政治信任往往由于领袖人物影响的消失而消解，进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就成为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顺利实现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关系到社会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得失、国家的兴亡。从政治信任的转型来看，苏联和我国都经历了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转型的过程，选择的路线不同，结果也大不相同。

　　‍苏联公众是怎样丧失信心的‍

　　人们感到吃惊的是，有着近2000万党员的苏共，对于苏联解体居然未进行任何像模像样的反抗。党员和公众或者隔岸观火，或者幸灾乐祸，或者积极推动事态的发展，甘当自己此前为之奋斗付出的国家掘墓人，足见公众对苏联的未来完全丧失了信心，只能以代价惨重的剧变来变革社会，重塑国家的未来。因此，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是民心尽失的结果，丝毫不值得人们为之惋惜。倒是各国执政者应该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下力气争取人民的信任，建立起公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免重蹈覆辙。

　　苏联民众曾经对自己的国家信心满满。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更开辟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俄国从此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苏联成立之后，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36年底，苏联实现了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国家工业化，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部门，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1938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德法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人们对国家未来的信心不仅有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支撑，更有意识形态上宏伟奋斗目标的鼓舞。人们真诚地相信，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代表了未来的浪潮，代表了站在社会进步前列“日益崛起”的阶级的呼声，②共产主义理想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英国学者卢因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③此外，苏联共产党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控制，任何对党的路线的怀疑都可能被镇压或清洗，这就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一致，进而形成了对苏共政治信任的高企，反应在公众心理上则是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苏联民众对苏共的政治信任。这时，苏联民众的信心来自对苏联领袖斯大林和苏共(联共)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的信任，属于传统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转型的失败导致了苏联民众信心的溃散。在传统政治信任形式下，民众对政治制度、过程和组织的信任几乎完全置换为对政治领袖，特别是领袖个人人格化的信任。从生成逻辑来看，这种政治信任是以文化和意识形态而非经济绩效和制度理性为主导机制。④由于领袖人物的去世和国家社会生活的去意识形态化，这种传统政治信任必将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苏联正是在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开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开启了苏联社会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进程，但这一进程是以对前任领导人彻底否定的方式展开的。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报告，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的“公开性”改革，都在不断地否定苏共自己的历史，逐渐破除了建立在领袖个人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基础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然而，却没有找到树立起新的政治信任的途径，导致公众对整个国家前进方向的怀疑，这对苏联民众信心的打击是致命的。在对制度新的信任建立起来之前，经济效益也能够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获取人们的信任，但苏联在这方面也未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及其后的苏联领导人都没能成功革除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苏联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家控制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严重压抑了个体的创造性和活力，在经济发展路线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牺牲了农业和轻工业，而在与美国的全球争霸过程中，又使大量人力物力用于军事工业，经济畸形发展，导致民用必需品严重匮乏，人民群众享受不到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体会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政党像苏共那样试图通过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历史和领袖来建立社会对自己的信任。苏共通过自我否定不断消解建立在个人人格和意识形态热情之上的传统政治信任，却没有建立起基于经济绩效或者制度理性的政治信任。当传统的政治信任被挥霍一光，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也全然溃散，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也就不难理解了。

　　‍苏联解体给我们的教训‍

　　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的转变是建设现代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苏共政治信任的丧失导致国家解体的失败转型之路，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呢?

　　首先，要有道路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具有本国特色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苏联共产党的变革之路是在不断地否定自身历史的基础之上展开的，但在否定自身的同时，也没有提出与时俱进的核心价值体系，最终导致政治信任的丧失。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注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没有把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不同阶段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完全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没有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而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吸取教训，不断前进，坚持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积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承续了民众对党和社会的信任。事实证明，这是我国实现由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平稳过渡的有效模式。

　　第二，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赫鲁晓夫所开启的苏联改革进程走走停停，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则出现了停顿和后退，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难题，使苏联社会失去了活力，也使苏联民众对苏共失去了信心。中国在改革开放伊始就认识到改革是持续的、长期的事业。中国的改革进程首先从经济体制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随后稳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速保持在10%左右，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党和政府通过经济绩效实现了人民的信任。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有的问题还非常尖锐。例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进入高发期、社会公平正义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等。若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缺失，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⑤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尤其是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根除权力寻租，消除腐败，打破不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体制和良序公正的法治社会，使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有安全感，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预期，才能使民众不仅对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也能提升公众的制度自信。

　　第三，通过制度建设构建现代政治信任。苏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治社会，人治社会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不尊重制度。与传统社会政治信任建立在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意识形态热情上不同，现代政治信任要依靠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行为，使政府的运行具有确定性和可信性，从而给社会一个稳定的预期。制度是政治信任的基础，政治信任关系的建构只能靠制度。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度信任建设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政治信任的对象已经由过去的对政治领袖的信任转变为对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公共政策、公共组织等不同层面的信任。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使政治权力的公共性更加明确地显露出来，其运行的确定性、可控性、责任性、可信性日益增强，市场经济培育了民众制度信任的品格，他们不再相信权力，开始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公共权力，懂得了依法维权。⑦不过，当前我国建立制度信任的过渡性特征十分明显，说明制度建设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四，构建合法表达不信任的渠道与机制。苏共长期依靠强制力量封闭了人民合法表达不信任的渠道，克格勃是维持苏联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党的剑和盾”，是“勃列日涅夫稳定”的威慑机制，维持着苏联有秩序而无信任的社会。⑧其实，现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建立需要“不信任”得到有效表达。“一种政治制度，如果不信任在其中容易被表达和听到，而且其假定的理由容易被公平地评价为有效或者被驳倒，那么由于这种透明性给公民们提供的保证，它值得信任。”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表达政治不信任的制度，推动了我国政治信任制度的建设。通过政治不信任制度的规范和约束，公共权力才能不妄为，才能为民所用，得到人们的信任，凝聚民众的信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启的是一条全面改革之路。改革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对自己的背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证明，中国选择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道路，我们应该有高度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不断完善制度体制，沿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之路继续走下去。‍

　　‍如何理解我国公众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获得政治信任的基础与苏联早期类似，都是建立在对领袖人物的政治信任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同样属于所谓的传统政治信任。但中国在向现代政治信任制度过渡的过程中，在维护社会大众的传统政治信任的同时，又通过建立经济绩效获得了公众的政治信任。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现象反映了伴随经济迅速发展而来的焦虑或者不自信，这些社会上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焦虑，表现出部分国人对制度的不自信。

　　对于前进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回避，承认“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⑩当前社会中出现的焦虑，正是从传统政治信任向现代政治信任过渡阶段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如何认识这些焦虑存在的根源，更好地推进改革，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立起自己的制度自信。

　　首先，制度变迁对公众的传统价值体系形成冲击，造成了人心的迷茫。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政治民主进程的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市场经济所特有的效率和竞争机制，必然导致财富和贫困在社会两端的积累，同时由于制度建设往往滞后于实践，从而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对从平均主义时代走过来的人形成巨大的心理冲击;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法治取代了人治，个人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独立意识都得到了发展，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期望越来越强烈;同时，各种政治亚文化开始出现，与主流文化相互碰撞。在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冲击，而新的道德平台尚在建立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影响民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第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关键性的制度调整尚没有完成，导致腐败的根源没有被完全铲除，吞噬了民众的信心。由于我国首先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则采取了稳步推进的方式，政治权力并未完全退出，仍然盘踞在不少经济领域。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为某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提供了空间，导致当前社会腐败丑闻不断。腐败分子往往是大权在握的党员领导干部，从而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党的声誉，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以及对国家未来的信心。

　　第三，制度转型期间形成的制度错位和缺位，导致有严重社会影响的安全事件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容易引起民众认识的混乱。最近一些年来，由于监管不力、制度缺乏等原因，出现了“三聚氰胺”、苏丹红、速生鸡、塑化剂等食品安全事件，出现了“楼脆脆”等在建楼盘倒塌事件，更出现过新建不久的桥梁垮塌事件，还出现了“黑砖窑”事件。除了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事件之外，一些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更冲击人们的信心。

　　第四，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一种有限信任。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政府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越来越复杂，突发事件更是对政府管理的巨大挑战，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引发政府信任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在事件中角色的差异、个人期望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对政府绩效评价的差异。另外，互联网社会、快餐文化的形成，导致公众对政府往往是感性信任而不是理性信任，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适应这些变化，则会导致公众信任的下降，这可能会表现为公众的制度自信不足。

　　现阶段我国民众社会焦虑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制度自信不足，这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其所表达的政治不信任，大多没有特别的政治恶意。有研究发现，我国当前的政治不信任的特点是：公众对上级党政部门的信任要超过对基层和地方党政部门的信任，且党政部门的级别越高其所获得的信任度越高，对中央的信任度最高，群众往往担心中央的政策在下面执行的时候走了样。这说明民众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还是信任的。民众的政治不信任在表达上尚处于可控范围，因此，对于民众表达政治不信任，我们不能漠视，但也不能恐慌，应理性对待。应该认识到，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被打破，在构建和谐均衡利益新格局之前，格局调整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不协调、不稳定、不平衡的过程，从而引起人们对改革前景的迷茫，这是难以避免的现象。从政治信任的角度来讲，只有不断推进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制度信任，才能使人们对未来有一个稳定而乐观的预期，提升人们的制度自信。

　　注释

　　1 Mathew R. Cleargy and Susan C. Stokes. Democracy and the Culture of Skepticism: Political Trust in Argentina and Mexico,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p.14.

　　2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96页。

　　3 [英] 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第71页。

　　4 上官酒瑞：“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5 上官酒瑞：“靠单纯经济增长赢得的政治信任是短命的”，《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0日。

　　6 张康之、李传军：《行政伦理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7～414页。

　　7 上官酒瑞：“中国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风险”，《理论与改革》，2011年第5期。

　　8 郝宇青、时晓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9 [美] 马克·沃伦：《民主与信任》，吴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71～72页。

　　10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