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权利与不信任

　 ‍  我不相信 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 雷没有回声

　　我不相信 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 死无报应

　　我不想安慰你

　　在颤抖的枫叶上 写满关于春天的谎言

　　来自热带的太阳鸟 并没有落在我们的树上

　　而背后的森林之火 不过是尘土飞扬的黄昏

　　但我相信 你的眼睛

　　但我相信 滚烫的泪

　　我永远相信 你的叮咛

　　我永远相信 这个夜晚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 青春和我的笔

　　我也绝不交出这个夜晚 绝不交出你

　　让墙壁堵住我的嘴唇

　　让铁条分割我的天空

　　只要有心的跳动 就有血的潮汐

　　而你的微笑 将每夜升起

　　在我的小窗前 唤醒记忆‍

　　——北岛《我不信任》

　　终于住上了高楼大厦，尽管有物业公司有保安，一般中国人还是要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把家营造得跟肖申克监狱一样，防盗门、防盗网、电子监控……能装的都得给它装上。之所以要自己动手抓安全，是因为对物业对保安的不信任。我的一个朋友甚至说：防的就是物业和保安。

　　有人总结中国的“新闻”：前面是“领导”很忙，中间是“普通老百姓”很幸福，最后是外国民众水深火热。尽管有这样永远正确光荣的报纸电视，许多正常的人还是要自己动手DIY，去找新闻：官方的人会去找《内参》，一般人去看《参考消息》，再厉害一点的去听境外广播看境外电视。这些年来，互联网则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渠道。

　　‍在中国，所有的新闻媒体和出版者均为官方独家垄断据有，也就是说，所有的新闻只能来自于官方一家之言，官方也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和置喙。甚至当年WTO谈判中，这个垄断话语权也是死也不放弃的。‍

　　古语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从半个世纪前所有的中国官方媒体都说每亩产粮百万斤后，中国媒体最拿手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老家话管这叫“戴木头眼镜”，木头做的眼镜不透明，可以让好人变成瞎子。经赵本山同志提议，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忽悠”——把好人忽悠瘸了。

　　心理学上认为，人对社会有着天生的关注与敏感。正因为对自己身处环境和外界事件的关注，人才可以保持对机会和危险的警惕，使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自身获得更高的生存概率。也就是说，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是比较危险的，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这就是人对信息需求的心理根源。信息就是真相，信息必须真实，否则就毫无价值，甚至，假信息比没有信息更糟糕。当年的大跃进中，来自官方媒体的高产卫星新闻就导致数千万中国农民被饿死。

　　因为自卑或恐惧，每个人或者组织都有欺骗和撒谎的企图，除非欺骗和撒谎遭到揭露和惩罚。在一个欺骗和撒谎不仅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获得保护、鼓励和奖赏的制度下，撒谎和欺骗必然成为一种常态。

　　“共和”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是中国纪元的原点，即公元前841年。“共和”来源于对周厉王的放逐。周厉王执政时期，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被敛聚到王室。王富民穷，民间多有怨言。周厉王就招募大量的特务监视民众，凡有批评言论者立即治罪。白色恐怖之下，民间噤若寒蝉，甚至熟人见面都不敢吭气，只能使个眼色。周厉王幸福了3年，3年后周厉王被沉默的民众放逐，这一年为共和元年。最终，民众在沉默中爆发，统治者在沉默中灭亡。

　　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到现代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谁控制了信息，说就控制了世界。

　　龙应台女士有一篇题为《思想的栏杆》的短文，对于权力左右舆论，媒体影响民意，有精彩的一喻：“你见过养猪的人如何把几十只肥猪引导到一个出口吗？只要用围栏围出一条长长的窄路，连到出口，猪就会一只一只排队走向你要它走的地方。无形思想的栏杆，也是如此。”在中国，借助垄断政治权力，官方几乎是唯一的信息来源和唯一的信息控制者。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官方信息机构根本不能满足需求。更不用说，官方每天要制造大量的虚假信息，封杀掩盖无数极有价值的真实信息。

　　在这场供求严重失衡的信息博弈中，互联网扮演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和战场。既然专业贩卖信息的新闻媒体没有能力提供信息，那么人们只好自力更生，每个人都主动奉献出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无偿提供给大家。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互联网就这样成为了一个颠覆官方媒体的民间信息集散地。

　　官方之所以控制和垄断信息，根源是因为对公民的不信任。公民之所以翻墙越过官方的法定渠道自力更生，根源是因为对官方信息的不信任。不信任来源于强制，只要是强制，必然不存在信任。

      自从中国名牌奶粉里出现三聚氰胺后，无论杨佳邓玉娇，无论陇南瓮安南康石首，甚至29岁市长，一切社会事件的内在根源其实就是关于信息权利的争取与剥夺。一个公民到底有没有合法的天然的信息权利——即中国宪法中的“言论自由”……

　　　事实上，官方对信息的垄断、篡改、封杀和掩盖已经到了下意识的程度。每一次社会事件刚在青萍之末，官方就开始信息封杀，紧接着暴力封杀，结果是投石入水，导致信息和信息需求者如同涟漪般迅速扩大，最后官方丢人现眼，民众获得信息满足。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轮回反复，官方对民间越来越不信任，民间对官方同样也越来越不信任。

　　在缺少第三种力量的二元中国，这种不信任所引起的隐忧困扰着迷局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我不想让你知道你想知道的东西”，这种固执僵化的信息控制思维其根源在于数十年的意识形态体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在中国，好比“城管”总是和“打人”连在一起，“群众”也总是和“不明真相”连在一起。一方面，官方指责“群众”“不明真相”，另一方面，官方又故意让“群众”“不明真相”。官方之愚蠢与可笑真是匪夷所思。

　　求知和好奇是一个正常人的自然天性，官方对信息的操纵和阉割是对所有正常人智商的侮辱，更是对所有正常人尊严的伤害。信息权利其实就是知情权。真相在中国的缺失导致整个社会的焦虑，使不信任成为一种习惯和流行病。这样的社会从微观上说成本太高，从宏观上说则是很危险。信息权利是一种基本人权，没有这种权利，人只是行尸走肉。

　　互联网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官方信息垄断权受损，“滤霸”（绿坝）不过是官方收复信息垄断权的一个拙劣手段而已。借助互联网，自力更生的人们发起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信息民主运动，被窒息了数十年的人们终于在互联网时代，体味到了自由拥有信息的幸福和快乐。这些信息完全不同于官方信息，而且彻底瓦解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权和话语权。

　　民众对信息权利的收复必然伴随着官方信息权力的削弱。对一个以权力褫夺权利的体制来说，对一个政治权力完全垄断的官方来说，信息垄断权的受损或者丧失绝对是一个不祥的征兆。信息垄断权一旦彻底丧失，其他的垄断权力势必也会如多米诺骨牌般崩塌。

　　从互联网诞生之日起，中国官方和民间就展开了一场暧昧而微妙的斗争与博弈，虽然中国官方没有像北朝政权一样彻底取消互联网，但从早期的妖魔化、严厉审查、频繁封网到后来的反低俗“滤霸”和惩处谷歌，中国官方可谓处心积虑机关算尽。周厉王首创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信息管制在“跨省抓捕”中甚至已经演变成为新时代下的文字狱和社会恐吓。

　　不可否认，中国近30年经济发展迅速，但这种发展仍然保持了国强民弱国富民穷的病态趋势，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压制和褫夺有增无减。公民是国家的根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优秀公民就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国家；没有健康正常的公民文化，也不会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国家。当一个个正常公民被国家判定为精神病人的时候，说明这个国家的精神一定出了问题。

　　1841 年12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用虚伪的自由主义词句掩盖其专职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为此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它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异曲同工。马克思说：“新闻出版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在马克思眼中，受检查的报刊＝不自由的报刊，书报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的批评，“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警察手段”。马克思认为，“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受检查的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它有“伪善、怯懦、阉人的语调和摇曳不停的狗尾巴”。书报检查制度的后果是制度建立者自欺欺人并伤害人民的心灵。

　　300多年前，弥尔顿在英国国会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演讲；30多年前，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从来都是一种奢侈品，自由只是权力的延伸，而不是权利的产物。权力的大小也就是自由的大小。每一个权力者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对其他人自由的剥夺上。在启蒙运动之前，知识和信息从来都不是奢侈品，而是危险品。对知识和信息的封锁无处不在。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自由首先是一种可以选择的权利，而垄断剥夺这种最基本的自由。所以说，垄断是最大的不对称和不公平，也必然产生最大的不信任，更何况这种垄断是建立在强制和暴力之上。与其说是垄断，不如说是强奸。从某种意义上讲，邓玉娇必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政治注脚和符号：对强奸者来说，所有的反抗都是犯罪——即使没有惩罚。当然，一旦遭遇反抗，邓贵大的下场绝对不妙。

　‍　说明：这是一篇旧作，写于2009年。恰逢联合国设立“世界新闻自由日”20周年，谨以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