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官民互动如何实现?
距离22日长沙女孩杨丽君坠井已一周,随着一次次搜救工作宣告失败,网友们不愿但不得不承认“坠井女孩”生还的希望已非常渺茫。网友在无限痛惜的同时,也无限感慨:一场暴雨就能带走一个生命的事故何时才能停止?2012年285个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有1.38%提及城市排水系统,从“到城市看海”的尴尬到北京暴雨的惨痛教训,再到如今的暴雨冲走井盖,城市地下排水系统建设越来越成为悬在城市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近日,网友开始呼吁给“夺命下水道”安装“尼龙防坠网”。网友认为,尼龙防坠网价钱不超过10元,但能承受六百多斤的物体,是非常“聪明、实用、性价比高”的设计,@徐达内 、@记者刘向南 、@甘元春律师 等意见达人都对此予以肯定。目前,长沙、东莞、杭州等城市都开始试装防坠网,但@袁裕来律师 很显然在这一问题上思考得更多:“杨丽君仍下落不明,长沙试装防坠网防‘吞人’悲剧。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悲剧的根源在于,政府工作的后果由人民承担,考核他们的确是上级官员……唯一的出路是,将考核官员的权力交给人民”。
26日发改委宣布27日起降低成品油价格,今年首次油价下调显示出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联动加快,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也千呼万唤始出来,部分地消解了网友对国内油价随国际油价总涨不跌的印象。同时,中国以较为强势的姿态驱逐越南越界捕捞的渔船,并驳斥越南“中方枪击导致渔船起火”的挑衅,也一定程度上抚慰了一直质疑中国外交疲软的网友。此外,消息称,民众呼吁良久的包括养老金并轨在内的社保改革方案也于近日确定。不管这一系列是否如网友所忧虑的只是“习李新政”初期的形式主义,但无论如何,政府与网民能够在这众多问题上达成并落实意见共识,都能反映一种社会合力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性趋势。
继广州、湖北等多地连续出现几起城管“暴力”及“被暴力”事件后,云南昭通又发生一起城管围殴盲人乞丐的恶性事件,佛山的城管则遭小贩追打,只能高喊“我们也是弱势群体”。城管制度一直以来饱受民间诟病,给摊贩甚至对城管群体本身都造成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虽然民间废除城管制度的呼声从未停止,但迄今为止未有任何改良制度的意向体现。看来,要将官民之间在小小的防坠网上达成共识的模式挪移到解决社会痼疾及修复制度漏洞上来,仍需要很漫长的社会沟通过程。
三公经费公开以及官员财产公示都是十八大以后舆论场的热点议题,称之为民心之所向毫不为过。一方面是公务宴请转战私密会所:农家院内可洗桑拿,另一方面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对传言“三公消费每年9000亿”的回应,“肯定没那么多,三公经费绝非越少越好,应该强调‘适度’”,这一毫无证据的辟谣言论必然遭到舆论场炮轰。而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关于官员财产公示肯定不能拖的态度也被网友力挺。
李克强在26日廉政工作会议上谈及政务信息公开时说:“我们要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主动让人民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接受人民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同时,李克强提出,逐步实行县级以上公务接待经费公开。此言一出立即在舆论场荡起涟漪,@记者刘向南 立即表达了积极情绪:“很好。下一步就该财产公开了吧!”但更多人表现出各种担忧质疑:政策能否执行?能否监管?是否会消费转移?网友@丹北京 就对此不抱太大希望:“想法不错,可惜依然是表面文章:现在各级政府公款豪华消费都已由其下属的国资企业或关联民营企业买单了!”政府如果想重塑公信力,避免信息公开最终流落成一句空口言,就应该接受媒体和网友监督,以全面、细致、准确的材料公布于网络,表彰先进者惩戒迟滞者;另外,鼓励民间会计事务所审计,实现公开专业化、监督专业化。当然,不管民间如何解读新闻以及政策后效如何,至少官方目前表现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大趋势逐渐明显,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时代大趋势,也是官民实现有效沟通的重要前提。
近日,江西共青城市民向媒体反映,该市唯一的新华书店将被拆除。该书店办公室主任向记者反映拆迁目的是为了“给商业项目‘让路’”,但由于在安置、补偿等方案上未谈拢,书店现面临“强拆”。但“新华书店地块的用途,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了解的,这是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神回复”一出现便迅速吸引网友聚焦。27日,共青团房屋征收办有关负责人回应,媒体报道部分失实,已对当事人批评教育,欢迎媒体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在话语权争夺之战趋于白热化的阶段,拒绝发声拒绝沟通交流的一方很容易被定位在他人先设定的位置上,从而失去控制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在人人争夺“麦克风”的社会背景下,作为社会利益格局的一角想独善其身,太难。
事实上,涉及政府与民间的沟通,不得不提媒体在其中起到的中介作用。拒绝通过媒体话筒发声显得很笨,但某些媒体人想利用话语权进行功利性炒作,也并不聪明。
3月26日,一则《深圳90后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的图片新闻在网络上被各大媒体和微博网友转载,“深圳最美女孩”文芳也迅速走红,@传媒老王 、@鲁国平 、@点子正 、@徐昕 、@中青报曹林 等意见达人也都关注了此事。随后,有记者爆料,该新闻为假新闻,所谓“喂饭”不过是某商展的炒作行为,图片中女孩给老人喂了几口饭,便与专门拍照的男子离开。28日,该文作者及图片提供者在@中国新闻网 登出道歉信,声称“初衷是出于传播正能量、传播真善美”。假新闻质疑被证实,舆论场传出一片嘘声,网友不惜用“下流”“可憎”“可耻可恨”等词表达被愚弄的愤怒。@点子正 甚至采用@留几手 笔法表示不能接受道歉:“道歉没有丝毫诚意,还拿爱心当挡贱牌,还替早已扒皮的骗子做营销宣传,负分,滚粗”。其实,网友的负面情绪不只由于被欺骗,憎恨媒体公器私用,更由于所憧憬的社会良善与人情温暖的破灭。长久以来的宣传思路,导致了价值高于真相的报道手法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据了媒体主流,或者说主流媒体。在社会媒体时代,鱼龙混杂的信息更需要新闻专业主义的甄别。媒体无需背黑锅,但也不能自甘堕落。
除了媒介环节可能造成的信息污染,谣言的传播也可能使社会沟通过程受阻。近期,除了红旗超市中南海分店倒闭被当事人曹世如批为谣言,波及范围最广的谣言当属天然气涨价。受此谣言影响,陕西、山东、江西、湖南、湖北、四川、青海等多省出现市民排长队“抢气”的局面,场景之壮观堪比曾经的“抢盐”现场。各地物价局不断辟谣也无法阻挡来势汹汹的“抢气”大军,27日发改委发布消息,称“天然气涨价”纯属无稽之谈,未来或逐步推行阶梯气价。
为何民众会去抢气,这大概是非理性情绪下的理性冲动,从铁道部合并的舆论:“市场化之后就是要涨价”,到此次中俄迟迟未达成天然气合同,再到银行的货币发行冲动,种种事态表明,涨价有着广泛的社会心理预期。要辟谣,就需要社会合力形成良性的决策沟通和舆论互动,而不仅仅是事后被动的舆论引导乃至舆论消毒。
著名的新闻框架理论认为,长久的公式化的新闻报道模式形成的条条框框如同框架一样局限了受众主观认识世界的视角,受众只能从媒体构建的框架视野里思考和解释事物;但另一方面,受众也可能根据个人的思维方式形成自我认识框架。社交媒体的崛起实现了官民单向信息传递到双向甚至多向信息互动的蜕变,凸显出社会沟通的重要性。但在缺乏正常完善的沟通渠道的情境下,长期的非常态的社会沟通一遍遍这样进行着:一边民间自顾自通过网络反腐、群体运动、赴京上访等途径向上表达诉求,另一边政府愈加熟练地抛出一个个“决策气球”试探民意。长此以往形成的社会沟通框架必然是病态的扭曲的,在这样的框架下,民众不信任政府和官员,反映民意首选网络;政府决策却忽视足够的民意调查过程,妄作决断等待舆论反抗。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帮抱怨着“贪官”的民众、一个怒斥着“暴民”的政府以及一个乱象横生的社会。
正常的良性的社会沟通框架应该包括元素和机制两个部分,框架内应该包括诉求反映者、社会议题、沟通渠道、政策决断者以及民意反馈等五个必备要素,五要素按照正确的行进次序组成相互联结的沟通环节形成最基本的社会沟通机制。而目前社会最为欠缺的当属能有效问责的机制化沟通渠道,政府应受到民间强有力的舆论、民意和制度监督,平和地良性沟通。而这又是全社会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必须要解决的体制缺陷。
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近日,媒体报道,三原县卫生局原党委书记王伟民涉嫌违纪违规,有举报称,王伟民的儿子正读高中,却拥有三个户口,在企业拥有100万的股份。长寿的户籍制度存在于其他制度的盘根错节之下,由此衍生出的权利寻租现象、城乡二元的社会不公、错综复杂的利益输送再次刺激公众脆弱的神经。
郑州“房妹”29套房产,一家4口人共有8个户口;在北京购买20余套房的神木“房姐”一共4个户口;山西“房媳”手握两个户口;继去年“房氏”家族成员曝光后,陆丰又现“房爷”双户口经商拥有192套房产……“房氏家族”在户籍制度这块大盾牌下潜藏身份转移财产大玩变身术。反观那些背负房贷枷锁的苦命“房奴”,被一纸户口挡在城市大门之外的农民工子弟,兰考大火中落户难的孤儿,为了准生证和“高含金量”北京户口疲于奔命的小夫妻和北漂一族,悬殊的对比、配置的失衡,官民两相参照,哀叹之余,有必要重新审视在利益面前大有漏洞的户籍管理制度。3月19日@司马南 微博曝任志强有两个身份证,再次搅动了舆论场,任志强回应称系一代二代,但中新网引用北京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法,对此予以否认,@吴法天 微博发问:任志强究竟想隐瞒什么?任志强一贯批评政府调控政策唱涨房价,且在微博时代成功转身,此事对其公众形象影响几何,至今尚未可知。坐拥110亿资产的湖北首富刘宝林也被爆拥有多个大陆户籍,而且还有澳门永久居民嫌疑,刘宝林在回应中自辩非澳门居民,未放高利贷。一边是门槛高落户难,一边是权利大倾斜易,网友担心的是有些人能如此“轻易”的寻找到现有制度的漏洞,并可能将之利益化。但另外一方面,有多个户籍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这里面有没有误伤,如果有些人确实没有其他违法行为,那这些官人富豪是否需要承担违反户籍制度之外的更大责任,在公共舆论的高压下,我们更加期待逼近真相后的制度追问。
@朝日新闻中文网 发长微博评论称: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至今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孩子们通往大学的道路……然而深受制度恩惠的城市居民却对此表现得颇为冷漠。这其中道出了几分讽刺?随着民工潮和大学扩招,户籍制度如同高考制度一般主宰着未来的道路,两种不同的福利体制、愈加深化的城乡二元发展,愈加强化的利益分配不公,使得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对户籍观念的突破被再次击溃,户籍改变命运重新深入国民心态。异地高考制度的推进困难重重,与户籍挂钩的教育、医疗、生育等,其依赖性被不断强化,户籍成为一种资格,普通民众只能选择顺应,手握权柄的人却能暗渡陈仓。经济学家辜胜阻将户籍制度称为“无形的墙”:在人口流动的时代,阻碍人们迁徙的步履;在追求平等的时代,将人贴上身份的标签、分为三六九等;在崇尚公平的时代,按照户籍身份分配着公共资源。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做“死循环”,户籍就是循环链中的死锁。人权、财产权、社会服务的不平等以及将人划分等级的制度,如蛆虫般一点一点蚕食稀缺资源侵蚀人心。义昌大桥垮塌事故中,遇难者城市户口赔偿40万,农村户口最多赔偿18万,曾引发公众对户籍制度持续吐槽——如此不公的规定是如何产生的?
而不少地方停办“非转农”,要想成为农民也许可以,但地是不可能给你的,这一另类的逆向户口转移现象更是凸显了户籍制度背后的利益博弈之激烈。户籍制度要改革,就要让嵌入户籍之中的社会福利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与其脱钩,扼制利用户籍门槛牟利的取巧行为。习李初政提出“城镇化”的政策课题,户籍改革势在必行。“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和环境”,中国梦还需要从这些具体的机制改革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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