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下降和“信任危机”

‍问：追求幸福和快乐，是每个人的本能和天性。但我越来越觉得，咱们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但人们的幸福感好像并没有水涨船高，相反，倒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不知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答：你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这种感觉不仅年轻人有，中老年人也有。区别在于，中老年人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所以在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三十多年间，他们的总体感觉还是幸福的。但这个总体的幸福感大体经历了正弦曲线那样的变化过程：改革开放初期整个社会百废俱兴，人们的物质生活迅速改善，百姓的幸福感呈快速上升态势。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深层次矛盾渐次显现，人们的幸福感开始降低，一部分人甚至感到生活困难。而后随着问题的逐一解决，人们的幸福感又有所上升……而年轻人则不同，他们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享受着独生子女特有的关爱和照顾，走向工作岗位之前，基本是家中的心肝宝贝，虽然也经历过学生时代的所谓艰苦，但总体来说是比较幸福的，对未来是怀着美好憧憬的。工作以后开始独立生活，压力陡增，幸福感也随之下降。

　　‍问：这种感觉是我们个别人的错觉？还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还是整体性的社会问题？‍

　　答：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大问题，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2010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有六万九千人参与的调查中，90%的人有孤独感，46.9%的人对生活满意度不很高，19.1%的人对生活非常不满意，而且越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人，越是感到不幸福。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了三次调查，其中，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995上升到7.08，2001年下降到6.60。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十年前快乐了。美国“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在2005至2009年间访问了来自一百五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民众，让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评价，研究者据此进行幸福排名，结果显示，中国大陆位列一百二十五位。

　　‍问：看来咱们国家快速增长的GDP并没有保证国民幸福感的持续增长。‍

　　答：这话不太好听，但我认为不论是从百姓的现实感受，还是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都可以大体印证你的观点。这里的关键，是没能做到“幸福感的持续增长”。

　　‍问：为什么呢？‍

　　答：原因很复杂。从宏观方面说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完全惠及普通百姓，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没有完全从百姓生活中体现出来，虽然工资都有提高，但涨幅相差很大，藏富于民做得不够；二是严重的分配不公，地域之间、行业之间、上下级之间相差悬殊，特别是某些垄断行业利用国家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大肆攫取巨额财富，导致社会心理失衡。

　　‍问：咱们中国人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我觉得也不能完全从消极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传统，它对于平衡社会心态，防止过分的两极分化，可能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邓小平同志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把这归结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人确实富起来了，而且相当富裕，富到可以要挟国家和普通民众的地步，但并没有带动后富，更谈不上共同富裕，某些为富不仁的房地产商就是如此。‍

　　答：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要从百废待兴的状态中迅速崛起，所以格外追求速度和效率，力争先把“蛋糕”做大，而对公平兼顾得相对较少。作为一种发展策略，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全面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凸现，公平和稳定问题已经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再也不能以牺牲公平换取所谓速度和效率了。否则，缺乏公平、公正的速度和效率是很难持久的。

‍　　问：这是从社会层面说的。从个体层面说呢，我们的幸福感为什么下降了？‍

　　答：首先是现实压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眼下的“社会存在”是什么？是教育、就业、医疗、住房、养老、社会保障等几大问题困扰民众。上学难的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但享受高质量教育难的问题依然严重；大学生入学人数持续增长，但就业压力逐年增加，毕业就失业的现象严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适当改善了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百姓就医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严重；至于住房，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出台了一连串的政策措施，但房价居高不下的状态依然没有改变，百姓买不起房的问题依然严重；而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养老和社会保障问题已无可回避地摆在面前，但相应措施还很不到位，老有所养的问题依然严重……

　　‍问：现在年轻人结婚除非举全家三代人之财力买房，否则就很难有自己的小窝儿。何况除了买房还有买车的问题，还有将来养育孩子的成本问题等等，“房奴”、“车奴”、“卡奴”加“孩奴”，想想就不寒而栗，哪里还有什么幸福感可言，还侈谈什么个人的价值实现？‍

　　答：这就涉及到我们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即攀比问题了。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的是现实的物质生活需求和安全感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主要涉及心理调试问题。在不少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不得已退而求其次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幸福观和心理健康问题。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存在的，在比较中发现自我价值和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少成就感是从比较当中得来的，很多不必要的烦恼也是比较中自找的。我不想重复安贫乐道的老话，人家会说你怎么不“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呢？但我想说的是，一方面要在和别人的比较中积极地面对生活、改善境遇；另一方面，在一时还难以改变外在世界的情况下，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改变自己的心态，少和别人横向比，多和自己纵向比，只要纵向比较的结论是乐观的，就没有必要自寻烦恼。因为横向比较永无止境，而纵向比较相对容易看到成绩和进步，做到知足长乐。不幸的是，咱们中国人好像特别喜欢和别人攀比，比位子、比票子、比房子、比车子、比孩子……比来比去，比得只剩下贪欲，而忘了生活的基本需要其实很少，结果活得比谁都累。

　‍　问：不和别人比，觉得自己还可以，一和别人较劲，就发现自己灰头土脸的，满是挫折感。有些朋友频繁地跳槽，也是指望通过换环境改变境遇吧。‍

　　答：我能理解那些朋友的想法，人各有志，不可强勉。其实在职场的人都知道，频繁跳槽的成本是很高的，没有哪个单位会很欣赏跳来跳去的人，先就对他有个不踏实、不忠诚的印象。聪明人总是反求诸己，通过提高自身来寻找生命的至高点。

　　‍问：幸福感降低是不是还有一个孤独的问题？‍

　　答：孤独感可以说是幸福感下降的一个外在标志，孤独和不幸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我把它归结为“信任缺失”，这正是我想说的第三层意思。因为对外在世界缺乏应有的信任而感到孤独，而孤独的堆积就是不幸。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信任危机”已经不是学者研究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了。

　　‍问：我们不敢随便相信什么人，从小就被灌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似乎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了。‍

　　答：这是典型的由信任缺失导致的自我保护心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别人、对社会、对外在的这个世界，似乎总是缺少必要的信任感，遇到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总是先从坏的方面去想，先小人，后君子，宁可错怪一千，绝不轻信一个。当你自己或你的亲人生病住院时，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肯定是千方百计找个好医生，然后想方设法送个红包。如果人家欣然接受，你便心里踏实；如果人家严词拒绝，你一定如坐针毡。因为你不敢相信如今还有不收红包照样认真看病的好医生。你虽然不愿把人想得那么龌龊，但你必须按照潜规则向医生表示尊重，否则便是拿自己和亲人的健康开玩笑。

‍　　问：确实如此。其实，在以往的生活经历中，我们未必总是遇到那么可怕的事情、那么可恶的人，但为什么对坏人坏事总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呢？为什么总是“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推断别人呢？这种不健康的心态是如何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的下意识的呢？‍

　　答：首先，从不远的历史教训看，是长期的政治运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缺失。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革”，先是动员组织党内外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引蛇出洞，搞所谓“阳谋”；后在革命的名义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多少社会精英甚至开国元勋蒙受不白之冤。人们是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领袖的无比热爱投身政治运动的，结果却是人人自危，从此没了“免于恐惧的权利”。轻信和盲从带来的损失是以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的终结为代价的。从社会心理看，人大抵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记忆通常是短暂而肤浅的，而对丑恶和痛苦的记忆却是铭心刻骨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吃过一回注水肉，从此见到猪肉就犯嘀咕，猪肉可以注水，牛肉和羊肉为什么不能注？多宝鱼可以喂避孕药，东星斑就不能喂吗？婴儿奶可以放三聚氰胺，成人奶当然更不在话下吧？人们就是循着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照着这样的逻辑推断事物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的越是天花乱坠，人们越是报以怀疑的目光。对商品广告如此，对各种改革措施、社会承诺、甚至政治主张，又何尝不如此？

　　‍问：看来，重建失落的信任，重新找回丢失的幸福感，是当下一项紧迫的任务，我们应该从何做起呢？‍

　　答：这是一个大问题，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留待下次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