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市场经济

【内容提要】 本文是一个从理论出发，最终又回到理论的“案例研究”。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形成习俗。习俗如果能够经受住不断发生的独僻性冲击，就可以成为传统。这是对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概念的拓展。独僻性相当于变异或者突变，演化稳定策略只经受了一次独僻性的冲击，只有在随机地不断出现的冲击下保持稳定的习俗，才能成为培顿·杨所定义的传统，这就是随机稳定均衡。义乌市场的发展，就是如此。本文通过一个义乌商人利用其社会网络发家致富的故事，将经济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结合起来，对义乌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独特的学术解释。

【关 键 词】社会网络 案例研究 秩序涌现 演化 创新

　　

　　首先对案例（或数据）的概念进行澄清，因为误解很深。这种误解在西方已经很少，他们经历了“后现代运动”，接受过“批判理论”的洗礼，对“数据”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中国由于仍处在学术“启蒙”阶段，大多数学者都以为，只要收集到数据，或者只要能够通过案例来说话，他们的“研究”就具备了某种科学性。这是错的。自胡塞尔以来，西方人的观念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一样了。任何现象或者任何数据(Data)，都是有其先验条件的。“先验”原本是一个哲学术语，这里说的“先验”，是指在观察到某些现象或者收集到所关注对象的有关数据之前，我们脑子里全部的知识传统，即全部生理学的、心理学的、知识论的社会学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自己抽象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纯粹的观察者，再到义乌去“客观”地观察。这是不可能的。我和贾拥民，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去义乌的。任何一位学者做的任何案例研究，都不可避免这种“偏差”。这种先于我们这次经验而存在的成见或偏见，就叫做现象或数据的先验条件。我们不可能找到完全客观的现象和数据，对此，读者应该心中有数。

　　

　　一、经济学的社会网络理论

　　培顿·杨1998年的著作《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Individual Strategy and Social Structure: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Institutions)的结论是：我们所描述的理论……展示了博弈论高度理性的解概念如何产生于一个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这个结论的意思是，并不需要主流经济学那种高度理性的理性人假设，在由低度理性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当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种社会秩序，这种自发涌现的社会秩序，对应着博弈理论家们所讨论的高度理性的解概念①。这完全符合哈耶克的思路。

　　一群低理性的人交互作用形成各种各样被培顿·杨称为习俗或惯例(convention)的秩序。这些秩序或习俗并不一定能够长久维持 ，在培顿·杨的演化理论中，只要这种秩序或习俗能够被足够多的人记忆足够长时间并且遵循足够多次（时间是定性的，“时间长期”可以用博弈的次数来衡量），就可以形成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一群低理性的人交互作用形成的习俗中，有一些在随机的独僻性② (idiosyncracy)冲击下保持稳定，成为“传统”。这是对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的拓展。独僻性相当于变异或者突变，演化稳定策略只要经受一次独僻性的冲击，能够回到原来稳态的现象型，就满足了梅纳德·史密斯的演化稳定策略。但是，只有在随机不断出现的冲击下保持稳定的习俗，才能成为培顿·杨所定义的传统，这就是随机稳定均衡。

　　演化稳定均衡和随机稳定均衡这两个概念有本质区别。现实世界中，交通规则的形成、金币银币的互相替代、人们择邻而居等例子已经表明，只在一次冲击下保持稳定的稳定性策略，不能解释制度的均衡和翻转（翻转即制度被推翻，转换为另一个制度）。演化稳定均衡不能解释一套秩序自发地向另一套秩序的过渡（比如说中国正在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变迁），但是培顿·杨的随机稳定均衡概念有可能解释。随机稳定均衡是自发的，它不需要类似“上帝理性”或者外星人降临之类的一次性冲击，只要有随机发生的一次次小“独僻性”冲击，就会出现翻转。微小的冲击不断积累，原来的秩序就会被推翻，例如，原来大家都使用金币，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使用银币，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又都使用金币。

　　在《个体策略与社会结构》第十章，培顿·杨给出三个概括性的结论。(1)局部遵同性(local conformity)。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非常赞赏英国式的个人主义，认为它超越了德国式的个人主义。英国式的个人主义具有conformity。英国绅士认同conformity，认为如果一群绅士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就是非常糟糕的绅士；而德国人则是完全的个人主义，几乎“以认同他人的看法为耻辱”。培顿·杨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传统，在不同的局部都表现出多样性，而在每一个局部则表现出遵同性，即“全局多样性和局部遵同性”。例如，每一个村庄都有当时当地的秩序，而在另一个村庄可能是另外一套秩序。(2)间断均衡。秩序的多样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上，即使在同一个村庄之内，在不同的时间，由于自发演变，原有的传统会被推翻，形成新的传统，“新的传统”又会被推翻，被更新的“传统”所取代。所以均衡是变动的，是间断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所以传统在时间上也有多样性，它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有多样性。　(3)均衡稳定性。有一些均衡比另外一些均衡更稳定，能够存在足够长的时间。这里的均衡不再是永久性的，它只依赖于在多次博弈中都出现，然后均衡被推翻，推翻之后就不再出现了。

　　这就是培顿·杨的演化适应理论，他把这套理论用来解释两类博弈情形：二人讨价还价实验和分成契约。我们一直强调，几千次实验，都观察到人们的行为与新古典经济学结论很不一致。在二人讨价还价实验中，以及现实中的分成契约中（这不是张五常在台湾观察到的分成契约，而是在美国农业各州观察到的分成契约，二者完全不一样），都观察到人们倾向于公平分配。对此，完全理性的纳什均衡不能解释，但是培顿·杨的演化适应理论有可能解释：原有秩序一次次被推翻，最终得到的最稳定的秩序，确实是公平分配（即二人各得50%的方案），即演化理性倾向于公平。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个解释。因此，培顿·杨的理论贡献值得尊敬，尽管其理论还有局限性。

　　在这两类博弈情形中，如果出现不公平，演化的结果表明，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也合乎经济学的结论。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获得较大份额，这符合现实观察到的结果。这一结论意味着，所有不公平状况都归咎于既得利益或既得秩序(status force)。法学家最熟悉status force这个词，一说到这个词，就无法讨论了，因为这是既得利益。所以法学家和社会学家有一种说法：the tyranny of status quo，就是说，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只要讨论到既得利益格局，或者讨论到独裁统治和专制暴政，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下去了。张维迎最近的文章就有这个意思：改革不是革命，得尊重既得利益。但是，要尊重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要尊重到既得利益拥有暴政性的权力？这些都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社会变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要逐渐把社会从暴力的统治转换成为可以改变的。

　　2005年，培顿·杨把这套“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演化理论”应用到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讨论“创新在一个社会网络中是如何蔓延的”问题。创新是美国这样的社会最关注的事情。创新一旦成功，就会有人模仿，导致创新的蔓延，对此可以用所谓“S曲线”进行描述。培顿·杨的研究引进了心理因素，以往对创新的研究只是用客观的模仿行为来表征，培顿·杨则提出一个阈值：只有当行为主体根据他以往的经验，根据他观察到的其他社会成员的行为去进行博弈，而不是去无限理性地预期未来每一个人的行为。个体只是根据他所记忆的历史来决定他在本轮博弈中的策略。这就是所谓的“虚拟博弈”，培顿·杨在书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这样，在社会网络内，当且仅当创新主体的观察和确信所形成的创新的预期收益超过行为主体根据以往经验所形成的常规行为的收益预期的某一阈值时，“创新”行为才可能发生。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体，按照他能够记住的经验作出对传统行为收益的预期，然后再根据他记住的历史选择一个他愿意相信的“确信”（因为对创新行为的收益，有一个“愿意相信与否”的问题，这是因为认知不协调），当这两个收益之间的差超出某一个阈值时，主体才愿意创新。创新行为的发生并不是线性的，并不是说创新收益刚大于零，主体就去创新，而是要达到一个阈值。假如这个阈值是300%的利润率，那么哪怕有299%的利润，主体仍然不会去创新，而是恪守传统。培顿·杨引用了1999年去世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Zvi Griliches的研究成果。③

　　如图1，每一条单独的曲线都是一条S型曲线，代表着美国一个州内杂交玉米的扩散。而从空间上看，各个州又不一样。因此，这是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扩散曲线。1933年至1935年，信息不扩散； 1936年开始，信息开始逐步扩散至全境，创新利润也在达到最高点后逐渐降低，直至消失。这条曲线，后来被道格拉斯·诺斯引进到制度变迁的研究当中；收益递增经济学的“教父”Brian Arthur也引用过这条曲线。

　　创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散，对应着真实世界内具体的社会网络。这是近几年来新兴的一种建模方式。Lindon C. Freeman，一位大学教授、研究社会网络的权威学者（最新的学者都是跨学科的，很难给他们划定一个专业），在《社会网络》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004年“计算社会网络学”的历史。文中，他引用美国知识精英的社会网络作为例子（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知识精英的社会网络是很独特的，其模态(pattern)与下文中将会给出的其他群体的社会网络有很大区别。居于中间的是常务活动家，最底下是激进分子，左上角是文学家，生物学家在左下角，而社会科学与文学圈子则处于右上角。这是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社会网络。

　　最近几年，社会网络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热点。困难的是如何定义一个社会网络中的“距离”。它肯定不是地理上或物理上的距离，它是心理距离，要定义“心理距离”很困难。④

　　培顿·杨这本书的结论部分，还包括以下几点。(1)任何一个社会网络，即嵌入在社会网络内的经济，是一个更大的博弈内的博弈，有三个层次的博弈：最低层次是经济行为的博弈，其次是政治与法律的博弈，而政治与法律的博弈又是嵌入于道德与宗教博弈场域内的博弈。因此(2)研究每一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界定该问题发生的场域。这也正是青木昌彦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提出的方法论。(3)对场域内制度演化的理解，应以场域外部环境的变迁为参照系。义乌案例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一点，义乌的成功或不成功，都与外界密切相关，例如义乌现在所面临的结构转型问题，就是和宏观调控密切相关的。

　　 培顿·杨引进的随机稳定均衡，不可能是永久维持的均衡，而一定是能够被推翻的均衡。均衡维系得越久（即被翻转的等待时间越久），制度惰性越强。培顿·杨下面这段话是关键所在：越是当人们拥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信息基础和一个整体性的交互作用时，制度惰性越强。例如，“红灯停、绿灯行”是一个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规则，“绿灯停、红灯行”可能是一个在较少国家实施的规则，“单日红灯停、绿灯行，双日绿灯停、红灯行”可能是一个在很少国家实施的规则，那么“红灯停、绿灯行”就是一个有最强制度惰性的规则。这是合乎我们的直观的。制度惰性比较小的时候，制度变迁比较容易。这很适用于义乌的情况。

　　整个义乌的经济是从廿三里⑤发展出来的。义乌在20世纪80年代，是全国最贫困的20个县之一，而到2003年，义乌已经成为全国最发达的20个县中的第15个。与其他县市相比，义乌的发展速度显然是加速度的。义乌从最穷到最富的发展，都围绕着“廿三里模式”。义乌的特性是，每一个个体的行为都是个人的，其人际交往的模式不是整体性的。个体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获取信息，其获取信息的范围可能远至全国各个省区（只要“鸡毛换糖”的货郎担能够到达，即在货郎担出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范围之内），在这么广泛的范围之内，个体的交互作用不可能是整体性的。这是非常独特的，在中国，能够满足这个特征的，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温州，另一个就是义乌。温州和义乌也有不同的特点。下面将会谈到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义乌政府正在强化其“导向”作用。政府导向作用增强，就意味着义乌这个地区内人际交往的整体转换性开始增强，也就是说，既有秩序的制度惰性开始增强，这是很危险的。这样，在未来的变化当中，适应的可能性会下降（当然，也可能上升）。

　　

　　二、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

　　过去30年来，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社会网络理论，其视角与经济学家完全不一样。

　　布劳⑥的社会网络理论影响深远而广泛，其代表作是《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经济学家只解释“合作是如何发生的”，由此来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而社会学家则特别重视另外一个视角，即“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于是“社会何以不可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两个视角都需要，才能有一个完整的看法。在布劳看来，社会网络是嵌入多层次社会交换当中的，除了经济学研究的经济交换外，还有权力的（政治的）交换，还有情感的（社区的、家庭的）交换，共有三个层次。这种视角有悠久的传统。一个典型是马林诺夫斯基讨论过的“夏威夷呼拉圈”(Kula)⑦。Kula相当于日本丰田“零库存”生产中的“看板”，让人知道在哪里发生了事情。马林诺夫斯基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指出，维系社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换，还有情感和政治。因此，社会交换，不同于严格意义的经济交换，二者之间的本质性区分在于，前者包含着许多事先未曾明确界定的义务，比如礼物的馈赠，隐含了对回报的社会预期，但对这种社会预期不能事先确定。

　　作为宏观结构理论家，布劳最为著名的方法是“图群”，即不是一张图，而是一群图，把社会网络宏观结构揭示出来。下面这组社会网络结构图出自同一个人，他就是Linton C. Freeman。⑧一个典型的社会网络如图3所示。每一个平面社会网络，在定义了距离之后，就被嵌入一个具体的场域里面。不定义距离，这个社会网络就没有嵌入另外一个更大的网络里面。因此，最关键的就是如何定义距离。给定一个距离后，典型的平面社会网络是这样的：有几个权力中心（图3所示的社会网络有7个权力中心），每个权力中心都有若干个核心人物（他们是企业家或者政治家，维系着其所在的局部社会）。

　　

图4所示的是在好莱坞发展的有亚裔背景的演员所组成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链状的，其中黑点是男演员，白点是女演员。图5所示的是美国一所大学中一栋宿舍楼内部成员之间的社会网络。这个网络是星状的。网络的模式是星状的，意味着如果网络中间这群人不存在的话，这个网络就会断裂成四块，换言之，这个社会也就变成了四个相互隔绝的社会。图6所示的是都柏林青少年的社会网络。图中表明，一群十几岁的都市少年朋友之间组成的社会网络是环状的。

　　Linton C. Freeman还注意到，很多社会网络都表现为“格”的形式。图7是一个伽罗瓦格 (Galois lattice)。伽罗瓦格就是知识格或概念格。

　　

　　

　　通过“社会网络的成像技术”得到的各种社会网络的不断出现，提出一个理论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为全体逻辑可能的社会网络进行分类。这个工作至今没有完成。

　　现实的社会网络不是平面的，而是多维的。三维的社会网络要比上面这些平面网络复杂得多。图8左所示的是职业群体的三维社会网络。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网络很复杂，其中有几个职业群体跨越了几个“收入平面”。

　　

　　

　　图8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社会网络。图 9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网络，　它是 18位女性参加14次聚会的社会网络。即使这么简单的一个社会网络，要定义“距离”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图9中，每一个有名字的圆圈表示一位女性，而圆圈E1～E14代表各次聚会。因此，这个社会网络的场域就是女性和聚会，此外都是环境。那么，如何来定义距离呢？第一，任意两个聚会的距离与它们分享的人数成反比，比如，12名女性都参加了A、B两个聚会，而只有6名女性参加了C、D两个聚会，那么A、B这两个聚会之间的距离要比C、D这两个聚会之间的距离更“近”。第二，类似地，任意两位女性之间的距离与他们分享的聚会次数成反比，例如两个女性如果都参加了9次聚会，那么她们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如果两个女性是情敌，凡对方出现的聚会另一位女性都不会出现，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远的。第三，任意一位女性与任意一次聚会的距离是“近”的，如果这位女性参与了该聚会。上述第三点所定义的距离，可能是有问题的，这里只是翻译过来。这样的网络肯定不是二维的，即使不考虑第三个距离（它有点问题）；因为已经有了两个距离，这个网络也肯定是三维的。总之，距离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很多理论家都意识到了这个困难。例如Sally 2001发表的文章，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困难。

　　 图8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社会网络。图 9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社会网络，　它是 18位女性参加14次聚会的社会网络。即使这么简单的一个社会网络，要定义“距离”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图9中，每一个有名字的圆圈表示一位女性，而圆圈E1～E14代表各次聚会。因此，这个社会网络的场域就是女性和聚会，此外都是环境。那么，如何来定义距离呢？第一，任意两个聚会的距离与它们分享的人数成反比，比如，12名女性都参加了A、B两个聚会，而只有6名女性参加了C、D两个聚会，那么A、B这两个聚会之间的距离要比C、D这两个聚会之间的距离更“近”。第二，类似地，任意两位女性之间的距离与他们分享的聚会次数成反比，例如两个女性如果都参加了9次聚会，那么她们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如果两个女性是情敌，凡对方出现的聚会另一位女性都不会出现，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就是远的。第三，任意一位女性与任意一次聚会的距离是“近”的，如果这位女性参与了该聚会。上述第三点所定义的距离，可能是有问题的，这里只是翻译过来。这样的网络肯定不是二维的，即使不考虑第三个距离（它有点问题）；因为已经有了两个距离，这个网络也肯定是三维的。总之，距离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很多理论家都意识到了这个困难。例如Sally 2001发表的文章，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困难。

　　

　　图10是美国一个乡村学区学生的社会网络，这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网络。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住在郊区(countryside)，只有实在没有办法的人才住在市中心。美国的学校是12年级制，7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用深浅不同的点标示在图10中，点与点之间的距离代表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距离。从图 10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7、8年级学生的社会网络与9-12年级学生的社会网络之间有明显的隔离现象，二者之间只有稀疏的联系。

　　图11则显示了乡村学区学生社会网络中种族之间的隔离情况。白人学生与黑人学生之间有明显的隔离，有意思的是，亚裔学生以及混血学生掺杂在黑白两个种族的学生之间，并且把二者联结起来，起到明显的黏合作用。这其实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

　 图12是一个“动态”的社会网络。对美国Jefferson High高中的某一届学生，取四个时间点作为横截面，调查他们的社会网络。右下角是这届高中生刚进校门时的社会网络，当时大多数人相互不认识，所以基本上“不成网络”，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是一上高中就相互认识的（可能他们就是从这个学校的初中升上来的），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个类似于“都柏林青少年环状网络”的社会网络（图12右下角部分的左上角）。经过一些时间后，这些学生之间的网络逐渐完善起来，见图12的左上角部分，此时已经形成了若干个权力中心，而整体上仍然是一个环状的结构。这样看来，环状结构可能是青少年社会网络的普遍结构（至少在都柏林和美国都是如此）。这是社会网络的一个动态图。

　　

　　 三、义乌的故事

　　义乌⑨有两个广为人知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诚信。这可能是整个中国都有的传统，可能有人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尤其在浙江，许多其他县市也可以找到同样的特点。在义乌也可能碰到不讲信用的人，当然这个不讲信用的人也许并不是真的义乌人。

　　义乌人的精神到底是不是诚信，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义乌人确实强调诚信，这是现实。义乌民间还有许多其他“规矩”，也体现这一点。例如，义乌乡间至今仍然流传着“进四出六”、“隔壁邻舍碗对碗、亲戚六眷篮对篮”等习俗。⑩这个传统并不很重要，可能在其他地方，浙江的其他县市也都是这样。第二个传统是远途贸易的传统。第二个传统可能也不重要，温州也有远途贸易的传统。但是，这两个传统同时在一个地方出现，就可能很重要。既有远途贸易的传统，又有讲诚信吃苦耐劳的精神，可能在浙江省的范围就义乌和温州这两个地方有。这两个传统同时存在，意味着既有农业的精神 （即刻苦耐劳信义为先），又有商业的精神（即远途贸易锻炼出来的商业计算能力）。(11)

　　20世纪60年代，义乌从省里争取到了一个特殊政策，即允许村民出外“鸡毛换糖”或者要饭，由公社出具证明，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口子（但这种证明只在浙江省范围之内有效，出了浙江省，仍可能被查扣）。(12)图13是2002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义乌所访问的老吕，1970年开始出门鸡毛换糖，到1975年的时候已经稍具规模，开始向其他货郎供货。当其他地区的人还在忙于批斗等事情的时候，义乌人已经进行着频繁的商业计算，开始培养出当时中国最为精细的商业判断。他们必须考虑两件事情：(1)在货郎担限定的容量内配置 30种小商品的数量。喜欢玩游戏（比如玩“暗黑破坏神”）的人就会明白一些这里面的道理。(13)很多游戏里面有极精深的经济学道理，涉及到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这是第一个问题。这类问题导致计算数学的发展。这就是“货郎担问题”，学过计算机专业的人都知道这是经典的计算数学问题。(2)确定每一类鸡毛及杀鸡服务的“价格”——以随身携带的30种小商品为支付手段，按照客户的偏好和客户提供的便利随时调整各种小商品对各类鸡毛和劳务的相对价格。比如，有一个老太太，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一个什么怪异的东西，怎么办？她拿出来卖的鸡毛成色如何、值多少，得马上给它定价。以物易物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要求每两种物品之间都有一个交换比（马克思就讨论过这个事情），需要极高的智力。鸡毛换糖时，义乌人根据客户的偏好和客户提供的便利随时调整各种小商品对各类鸡毛和劳务的相对价格，他们必须精确到厘！(14)

　　小商品所涉及的计算特别复杂，它与大商品不一样，必须精细到厘。而换回来的鸡毛也要进行分类加工。鸡毛被分成三个等级。最上等的为“羽”，用来加工成工艺品；第二等的鸡毛加工成鸡毛掸子；第三等的鸡毛则用来肥田。这里有不少东西值得详细讨论。比如，鸡毛掸子是由孩子和妇女们用针线穿成的，这个事情就很重要。老吕自己是从5岁起就开始做这个活的：针穿上线后，从鸡毛极细的根部穿过，把鸡毛穿起来，这对小孩的智力发展非常有利。经过这种训练，他们的脑神经就发达起来了。美国小学教小学生使用小剪子，认为这是一种对手脑协调很有益的手工活，这是七八岁以后的事情了。廿三里的人五岁就开始穿鸡毛，到七岁的时候手都被针扎出茧来了。这件事情不能小看，它对大脑智力开发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从脑科学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这是第一次。经过这种训练，脑部相关的神经元被激发出来，而且这种激发正处于最好的年龄。温州人有没有经过这种训练？据我们所知，没有。如果真的没有，我们就在脑科学上找到了一种差别。

　　老吕出门鸡毛换糖最远到过哪里？这就是他吃苦耐劳的极限所能到达之处。(15)只要满足一个条件，他们就外出鸡毛换糖，这个条件就是“货币收益大于零”，至于体力支出、时间成本等因素，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过剩人口”，只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这些对于后来故事的发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两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商品交换的计算能力，他们要在瞬间完成很精确的计算。前面已经讲过，物物交换是非常复杂的，其之所以被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所取代，就是因为它太复杂了，以至于聪明人可以从老实人那里占到便宜。这种交换的计算能力训练，培养出第一代义乌商人，使他们拥有绝顶聪明的头脑。第二个变量是手的灵巧程度。廿三里人从五岁开始（五岁是虚岁，其实应该是四岁）就开始穿鸡毛，促使其大脑高度发达。老吕就肯定是一个聪明人。

　　手的灵巧程度是很重要的。与其他地方的人相比，手的灵巧程度极高是廿三里人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因此，当地学手艺的人也非常多。老吕本人就学过一年泥水匠。老吕是先学手艺，再挑货郎担闯四方，这就是说，是手的灵巧优势在先，因为要学手艺并不容易。学手艺就意味着横向流动性强，这导致信息获取的范围大。于是，在一个非整体转换的制度之下，他获取了整体性的信息。根据培顿·杨的理论，这是最重要的。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卷第一册第一章，就论述分工的三大好处，第一大好处是Dexterity，说的就是手的灵巧、心智反应的迅捷以及动作的协调。廿三里人从五岁开始穿鸡毛掸子，就使他们具备了Dexterity。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灵长目“亲戚”，就是因为拇指和其他手指能够做相对运动，可以把握住石器。拇指解剖学上的这种改变，刺激了脑区的发展，极大地激发了脑部的运动感觉区域。(16)

　　货郎担问题就是遍历问题，学过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等价于下述问题：要遍历一个城市的所有地点，求总距离最小的路线。廿三里人不可能挑着担子瞎撞，他们一定有计算的。当然这种计算在脑科学的意义是“自为”的，而不是数学家的那种计算。这是“从大量简单元素的互相连接涌现出来的复杂结构”，即相对简单的个体在没有一个集中控制的情况下，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复杂的群体行为。这种结构，适用于货郎担问题。

　　在计算数学领域，专家把所有的数学描述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演化的动态方程，这是一种高度复杂的数学描述，包括普莱斯方程，费雪方程等等。培顿·杨的“简单个体的交互作用涌现出复杂结构”则是另一类描述。前者是牛顿力学的、分析性的描述，后者是演化理论的、简单统计的描述，两者之间有很大区别（只需设想一下分析和统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可以体会）。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第二类，基于个体简单的行为，大量个体相互作用涌现出复杂的理性（这是在柏格森、怀特海意义上的理性）。在这个思路下，计算数学家研究过鸟的聚集飞行（如大雁）问题。鸟的飞行队形是怎么涌现出来的？只须遵循三项简单的规则：(1)避免碰撞(collision avoidance)，避免和邻近的个体相碰撞；(2)速度一致(velocity matching)，和邻近个体的平均速度保持一致；(3)向中心聚集(flock centering)，向邻近个体的平均位置移动。在这些规则下，起初是随机飞行的鸟通过自组织逐步聚集成一个一个小的群落，以相同的速度朝着相同的方向飞行；几个小的群落可以聚集成一个大的群落，而一个大的群落又可能分散为几个小的群落。这种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也是哈耶克早就注意到的现象。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就是指群体之间相互协调，却没有一个协调者 (organized without an organizer, coordinated without a coordinator)。

　　由这套“货郎担算法”，可以引发基于主体行为的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ACE也称为“基于代理人行为的计算经济学”，它是一种分布式的网络算法，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分布式的市场经济中，没有自上而下的计划和控制，全局的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另外一种理性观就是渥伦·史密斯所称的“生态理性”，它在计算数学中对应的是“群集智能”(swarm intelligence)。群体(swarm)是指一组相互之间可以直接通信或者间接通讯的主体，它们能够合作进行分布问题求解，所谓群集智能就是指“无智能的主体通过合作表现出智能行为的特性”：每个主体都只知道局部信息，通过简单规则连结起来的群体则显得有智能。这被斯密称为“先天和谐”，被哈耶克称为“自生自发扩展秩序”。

　　廿三里那个地方，同村人之间没有商业秘密。义乌本地人特别强调他们相互之间分享信息的程度，与温州人“四海之内皆可为家”的传统观念有很大不同的是，义乌人远游之后必返家乡，家的观念重，由此可能推导出很多行为规则来。一位当地官员说，义乌是古越国的一部分，勾践描述越人：水行而山处。山是固定的，在山里，同村人相当于同一家人，他们之间必须分享商业秘密。不遵循这一规则的人，就会丧失可合作的声誉。老吕熬糖的技术比较高超，一般人一斤红糖只能加工出 100块糖，而他通过剪切角度的变换等方法可以加工出120块糖，他把这项技术在村里公开，大家共享信息。

　　老吕的个人经济史在义乌廿三里属于最常见的类型，而且恰好符合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里总结的“欧洲道路类型”。斯密把商业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成两类，一种是北美的：先有农业，从农业中发展出的手工业在供应本地之余，成为商品，再进行国际贸易；另一种则是欧洲的，一开始就没有农业，只是在城堡的附近出现一些以远途贸易为目的的手工业，工匠只为封建领主生产首饰等奢侈品，以武装力量护送进行远途贸易，其利润率极高，这是从手艺到商贸，再回到手工业的道路。斯密认为欧洲这种类型是“很糟糕的”，不利于人们内心的平静。廿三里的经济类型是属于“欧洲性质”的。老吕的个人经济史，明显地循着手艺——商贸——产业的道路在演进。

　　这就是农民群体当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货郎担算法”。农民虽然可能不懂数学、不懂经济学，但他们是有理性的，他们中间，肯定自发地形成了某种优化的路径。求得优化路径的一种算法，叫做蚁群路由算法(Ant Colony Routing, ACR)。这种算法已经广泛应用在电信路由上。它利用蚁群的群集智能来寻找最优路径（中科院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这种算法的基本思路是：蚂蚁出外寻找食物，沿途留下蚁酸气味，后来的蚂蚁如果闻到强烈的蚁酸气味，就认为前面的蚂蚁找到了短的路径（因为经历的时间短，才留下了强烈的气味），反之，如果后来的蚂蚁闻到的气味很淡薄，就说明路径不是最佳，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前面的蚂蚁还没有回来。这样，一群只能闻味道的蚂蚁 （这意味着它们只能记住有限的历史），其整体行为却涌现出高度的理性（找到了最佳路径），这也符合培顿·杨的理论。

　　老吕一家三代都是“落后分子”，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被批斗、被抓过，因此，老吕始终有所顾虑，他本人也没有能进一步富起来，这是现在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的。老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老义乌人，他一天到晚都想躲开政府。“靠政府”就不是真正的义乌人、不是真正的义乌精神。

　　老吕的个人经济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不计他五岁开始穿鸡毛到十五岁出外换鸡毛这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学手艺、开始经商的阶段，这也是他建立本地社会网络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他逐渐领悟到什么是政治、什么是权力，因为他在当学徒过程中受到过师傅的分配，出门换鸡毛过程中随时可能被查扣、关押。真正的个人权利观念，只能从真实生活经历中得到。在这个阶段所经历的种种经验甚至苦难(17)，使老吕的权利概念得以建立起来。现在年轻人所知道的权利，都缺乏“身体认知”的阶段，只是空泛的概念。像老吕这样，经历过那样一种生存情境，体验过种种艰苦，学会了生存，才能有丰富的权利观念。

　　第二个阶段，老吕成为批发商。当年老吕把成婚的定金全部投资买了纽扣，成为当地向其他货郎供应纽扣的批发商，这样老吕在其所处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就改变了。(18)这种把全部的积蓄都投进去的事情，普通人是绝对不敢干的。正如培顿·杨所指出的，预期利润已经超过了一个阈值。如图14所示，本来老吕处在A-13的位置，处在网络边缘，因为他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货郎，从一个地方进货，然后到其他地方贩卖。现在老吕占据了A-1的位置，进入网络中心，开始向本村的其他货郎供货，这是因为他有了纽扣的来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老吕自己也认为这是他人生中一个关键性的阶段，由此他真正开始脱离贫困。图14的分析方法是社会学的，与经济学不同，它考察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关系。交换理论指出，如果谈判能力作为一种“资本”依赖于以往各方的谈判行为的话，在交换关系中享有谈判优势的一方可能因此而在下一轮交换中享有更大的谈判优势，这样，谈判能力就能够积累起来，成为一种资本。贝克尔的社会资本理论，就延续了这个思想。

　　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网络是有“人”的，是以人为核心的，而不同于经济学家眼中只见物不见人的“死”网络。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喜欢社会学家的社会网络理论。试图从边缘挪到中心，这是任何一种动物（包括人）的特点。对于一个社会网络内中心对边缘的权力与控制，社会学家指出（如图15所示）：A对诸B的单边垄断使得诸B之间难以发生交换关系，从而进一步维持了A对诸B的权力（以货郎与货郎之间的关系为例，老吕就是A，向他买入纽扣的其他各个货郎就是诸B，因为老吕提供的纽扣很便宜，其他各个货郎之间就很难再发生交换关系）。社会学家的眼光不同于经济学家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权力的分化过程：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开始分化，有的人获得更大的权力，有的人权力开始萎缩。

　　

　　个体在群体内的社会地位（在此，社会地位指的就是权力，而不是贝克尔所说的social distinction），有三个要素：情感依赖（如以母亲或父亲为情感的中心）、物质利益、权力结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眼中的社会网络如图16所示（中间那个框“个体对群体生产的共有产品的消费需求”就是贝克尔的“社会资本”），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家的框图要比经济学家丰富得多。这三类要素的配置可能分别由不同的个体主导，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网络：权力导向的网络如政治科层；情感导向的网络如社区；物质利益导向的网络如市场。

　　图17是“五人集团的五种交流”（也就是社会网络形态的五种类型）(19)，社会网络形态的五种类型是：星状网、Y型网、链条网、圆圈网和全渠道网，从中可以看到，虽然只有五个社会成员，网络形态却可以很复杂，网络的权力中心也各不相同。不同社会成员可能偏好不同的社会网络形态，均衡的形态是社会博弈的结果。

　　老吕因为结婚旅行到了苏州，买回纽扣而成为批发商，这样他的信息链条就得到扩张，这满足行为学上的“成功原则”。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给了他深刻的刺激。接下来的关键是，他的人格能不能维持他作为一个供货商的信誉、人际关系和运用规则的技能这三个方面？要是不能维持，他的供货商地位将会被别人取代。一定得有一个自强化的功能使他维持这个权力，信誉、人际关系和运用规则的技能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显然，老吕维持住了。

　　第三阶段，老吕成为一名坐商。当时遵义比义乌要富，老吕从义乌长途贩运小商品到遵义设固定摊位摆卖。经过一段时间后，老吕经商已经有了名气。有一年，绍兴某家乡镇企业的一位推销员因为老吕的信誉良好，把当时较为紧俏、本来准备推销给国有百货公司的棉毛衫交给老吕代卖。老吕发现贵州人喜欢红色，而红棉毛衫在其他地方却是滞销的，因此老吕就包下了这个厂的存货，由此赚了不少钱，这可以说是老吕的第一桶金。由此也扩展了老吕的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在此之后，绍兴那个乡镇企业厂面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原有设备却已经落后了，要想更新设备却因为乡镇企业是集体产权，决策不灵活而受阻，于是由老吕建一个针织厂，作为配套企业加工棉毛衫，由该乡镇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后从德国进口最先进的设备，配备给老吕的厂使用，作为老吕个人的投资，设备款项则从加工费中扣除。若干年后，老吕就成为义乌“能人标兵”了。之后不久，老吕也就半退休了，把厂交给他儿子打理，因为他觉得政治上太危险。值得一提的是，跟老吕学过“做生意”的一些人，还有与老吕有过这样那样关系的一些人，现在都已经富起来了。例如，老吕早年经商的时候，曾带过几个徒弟，这些徒弟后来又带过徒弟。这些“徒子徒孙”，许多都已经很成功。其中一个徒孙，现在经营着全国首屈一指的饰品厂，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又如，原来在老吕厂中做机修工的三个人，现在也都成为身家过亿的富豪。还有，租住老吕家房子的几个巴基斯坦客商，现在也在义乌成功地开办了公司。致富，几乎成为一种细菌，在老吕周边的人群中蔓延。这就是社会网络中的市场经济。整个义乌就是一个嵌入社会网络的大市场。

　　行为学大师霍曼斯给出的行为学基本命题是：成功命题、刺激命题、价值命题、剥夺／满足命题、攻击／赞同命题、理性命题。例如，老吕第一次卖纽扣成功，他就记住了，但是他后来投资股票不怎么成功，他就不讲了。与霍曼斯的交换原则相互补充的是齐美尔的交换原则。齐美尔的交换原则包括：吸引原则、价值原则、权力原则、张力原则。权力原则(Power Principle)是指，一个人通过交换从另外一个人那里获得的资源价值越高，他对另外一个人的依附（感情、人身或者政治的依附）就越深，另外一个人对他的权力也就越大。张力原则(Tension Principle)是指，在社会交换中，行为者越是力图控制局面来掩盖对某种资源的需求或者隐藏这种资源的可用性，交换中的紧张程度就越大，也越可能引发冲突（马克思的“异化”，其实也是类似的思路）。齐美尔提出的张力原则对后来的社会理论影响很深远：不仅看到商品交换，而且看到商品交换引发出来的紧张关系，而一旦有了紧张关系，就有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正是有了冲突的可能，社会才会演变。而按照经济学家的解释，社会就不会演变，因为经济学家解释成功“社会何以合作”以后，就完了，社会就静止了，没有新的问题要解决了。

　　社会学家肖特概括出支配人类在社会网络内的行为的六种情感：内疚感（内在的）、羞耻感（外在施加的，如社会惩罚内在化）、尴尬感、自豪感、自负、移情。符号互动理论发源于米德，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情感的符号互动理论，即情感是可以符号化的，这就是肖特的贡献。这些都可以在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这本著作中看到。

　　最后回到Peter Blau，他是最重要的理论家。布劳将互惠原则与公正原则等原则引入社会网络。布劳隐含的交换原则有五个：理性原则、互惠原则、公正原则、边际效用原则、不均衡原则。不均衡原则(Imbalance Principle)的imbalance不是经济学中的不均衡，这一原则指出，某些交换关系越是稳定和均衡，其他关系就越可能变得不均衡和不稳定，这和培顿·杨的“秩序在各个局部的多样性”也是相符的。另外，理性原则、互惠原则是在经济学中研究得很多的，但公正原则是经济学中没有研究过的。因此，布劳的社会网络理论是比较全面的。

　　最重要的是布劳引进的冲突原则。社会学研究“冲突是如何发生的”，而经济学研究“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在社会网络这个现象面前，这两种思想我们都需要，这样才能解释中国的大范围制度变迁。布劳的冲突交换命题有六条，这六条是逐渐发展的。第一条指出，一个社会网络内，当上下级之间（例如韦伯所说的科层制内部，或者市场交换中的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均衡时或者上级违背了互惠规范和公平交换规范时，无权者和有权者之间的对立可能会增大。比如说改革本来是互惠的，但改革路径使得有些人有了更多的权力，他们越来越频繁地违背互惠规范，破坏社会对于回报的预期（例如呼拉圈传递中对于礼品回报的预期），就会招致最底层的强烈不满。第二条，这种强烈不满如果被下级集体性地感受到时（即下级体验到集体性的剥夺感时），随着被剥夺感的增强，集体体验会增强。第三条，下级团结的可能性由之增大。第四条，社会冲突的可能性变大。第五条、第六条，最后社会就会变成两个相互隔离的种族，各自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底层群体有底层的意识形态，通过底层意识形态，强化其团结感；而上层有他们自己的贵族意识形态，有他们自己的团结感。这样社会就非常危险了，因为这样下去非导致社会战争不可。所以，社会学的视角非常重要，它告诉我们冲突是如何发生的。不能光看到和谐，那样和谐最后在哪里不知道。这是布劳的交换和冲突命题，共有六条。

　　布劳指出，资源稀缺性使主导资源配置者对被主导的各方享有权力，这种权力分化将使社会网络从平面的（效率导向的市场结构）演化成为三维的（即有权力阶梯的社会网络）。布劳还论述了权力分化的各种条件。

　　布劳是一个社会宏观结构理论家，在他所构想的社会结构图中，齐美尔的张力原则相当于“潜在冲突”的位置（参见图18）。总之，在社会学家眼中，冲突永远都是潜在着的。

　　最后是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这是非常庸俗的一个思路：冲突已经没有了。不管怎样，吉登斯也算一个社会一个大家，因此我们还是把他的图放上（图19）。

　　

　　

　　评论：

　　罗卫东：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

义乌案例为跨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就是，把跨学科的理论和具体的情境或案例结合起来，通过具体问题的研究，打通经济学和社会学，共享这两门学科之间的某些东西。从义乌模式的形成和演化能看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做一些拓展：能够对一个具体经济模式 （如义乌或温州）的变迁过程进行以整体性解释的跨学科方法有哪些？社会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彼得·布劳(Peter Blau)最重要的作品《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交换》（这本书的中译本已经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它是社会学家对于“交换、互惠”等问题的经典之作）以及齐美尔等早期社会学大家的作品，其中体现出的观察问题的视角，或者说问题意识，与最近培顿·杨等所做的最前沿研究有着非常多的契合之处。这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发，跨学科研究一定是问题导向的，如果不是问题导向，就不可能从那么多的社会科学知识中融合出某些共同元素。强烈的现实关怀——正是这种问题意识，推动着汪丁丁不断去寻找资料，他自己亲自去了义乌不止一次，并且不断从各个学科中发掘理论资源。可能有的学科的理论家认为这不是他们那个学科原本的看法，但这不重要，理论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围绕问题重组学术资源，把问题解决之后，再有人来进行细化，最后形成一门新的学科。

　　最关键的是对问题性质的刻画。如果不能从问题中看到它最基本的理论特性，就无法去考虑到底什么学术资源将会有用。所以，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首先把现实问题转化成理论问题。如果没有这种转化，或者说不懂得找出符号化的、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达现实问题，当然也就不具备做理论研究的可能。而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问题的途径是开放的，其中方法的选择就决定了跨学科研究的命运。汪丁丁试图用演化社会理论来完成一个现实问题（比如义乌的变迁）到学术问题的转化，这既不同于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说事，也不同于用主流社会学的方法来说事，但是与这两种现有的知识传统都有十分密切甚至是内在的联系。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内的现有知识系统很难处理好内容与形式、长期与短期、程序化与非程序化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总是很难在科学传统的架构内解决“变化”问题，这使得社会科学在面对转型社会时自身的解释力大打折扣。在这个意义上，汪丁丁以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所做的学术探索是非常有意义的。

　　当最前沿的理论和最前眼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巨大的理论创新。当然，最前沿的理论和韦伯意义上的“历史的”现实也是可以结合的，例如格雷夫对热那亚和马格里布商业活动的考察研究，同样得出了非常前沿的成果。无论是历史上的现实还是今天正在发生的现实，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相比，他们更关心身边的社会现实，注意用心去体会现实世界；经济学家比较相信通过形式化的符号系统不仅可以刻画甚至可以推导出所有人类的理性行为。无疑，这两种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差别，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哪一个都是不妥当的。我认为，一个学者很难具备既全面又深刻的多学科知识，但是严肃的人还是应该注意倾听其他人说些什么，可以通过倾听和交谈来增进相互的认识和彼此尊重，这对于跨学科研究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在我看来，基于社会演化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其主要目标不是全面和系统地取代各学科高度发达的专门化的研究，而只是弥补现有专门化的知识系统已经被认识到的不足；其次，作为一种新型的符号系统，只是加深我们对生活世界或者实践活动的理解，而并不是指导它们。因此，对形式化的社会演化理论的局限性，我们也要保持警惕。

　　

　　注释：

　　①“高度理性的解概念”就是指高度理性的“理性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均衡。

　　②独僻性(Idiosyncracy)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1998年我（汪丁丁）访问诺思的时候，他跟我一见面就说他自己完全沉浸在两个理论里面，一个是遍历（ergodie，热力学中的各态历经理论），另一个就是独僻性(idiosyncracy)理论。

　　③Griliches的博士论文《杂交玉米的扩散过程》，这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研究领域的经典论文。Griliches是立陶宛人，几乎所有最优秀的计量经济学家都是他的学生。

　　④Sally发表于2001年的文章“带有同情的博弈”，就碰到了这个困难。两个人的心理距离，并不满足距离的对称性。例如，A爱上B了，那么对A来说，B所有的行为都是特别亲切的，“心理距离”很近；但如果A只是单相思，B可能对A完全不在意，于是对B来说A离开得非常远。这是不对称的。而Sally的文章，却把对称性作为心理距离的第一假设。仅此一点，Sally这篇文章就要被推翻了。

　　⑤廿三里是义乌的一个镇，它距义乌县城、东阳县城的距离都是23里，故名廿三里。廿三里原来是一个穷乡僻壤，当地人必须去“鸡毛换糖”才能维持生存。

　　⑥Peter Blau，奥地利人，与波普尔同时代。他是南开大学第一届“社会学讲习班”的老师。2001年去世。

　　⑦夏威夷群岛上的住民，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只能依靠一种独木舟，交往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维系这个由各个岛组成的社会的整体性呢？组成的社会的整体性呢？就依靠Kula。Kula是贝壳穿成的一个花环，作为一件信物，它只能沿着一个方向环状传递。比如有A、B、 C、D、E五个岛组成的一个社会，Kula由A岛酋长传给B岛酋长，B传给C，C传给D，D传给E，E再传回给A，然后A再传给B，如此永远传递下去。整个传递过程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由于各岛之间相隔遥远、交通困难，一个酋长从送出Kula到收到Kula，可能要等上好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传递的顺利进行，令酋长们有一种安全感，让他们知道“没有事情发生”。当A岛酋长从E岛酋长收到Kula的时候，他就知道整个社会仍在正常运转，但如果A岛酋长从C岛酋长那里收到Kula，A岛酋长就知道肯定有事情发生了，因为正常的链条断裂了，这肯定是D岛与E岛之间发生了战争，因此D岛酋长就不把Kula传给E岛酋长，而往回传给C岛酋长。

　　⑧Linton C. Freeman是《社会网络》杂志的创刊人和两主编之一。专注于研究“社会网络的成像技术”。这种技术与脑成像技术类似，可以把社会“成像”。Liton C. Freeman早在1956年就在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这要比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早很多。现在他是加州大学Irvine分校数理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教授。他现在做的“社会网络成像”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很困难。这项工作与计算机图形学关系密切，但现在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软件。因为必须要对“所有逻辑可能的社会网络”作出分类，才有可能编出一个通用软件。Freeman教授在美国学术界是个边缘人物，获得博士学位已经半个世纪了，还在学术最前沿地带努力奋斗。

　　⑨义乌于秦汉年间建县，“义乌”二字，据当地人的说法，就是“讲义气的乌鸦”的意思。传说，义乌尚未得名之前，有一个姓颜名乌的乞丐，和他父亲在当地乞讨，住在一个树洞之中。颜乌是一个纯孝之人，每天晚上，在父亲进入树洞睡觉之前，他都先钻进去，让蚊子吸饱血，才让他父亲进去睡，这样吸饱血的蚊子就不会再咬他父亲了。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颜乌父亲去世。他父亲死时，是颜乌埋葬的；但颜乌自己死时，又由谁来埋葬呢？埋葬颜乌的是一群乌鸦。乌鸦们为颜乌所感动，在颜乌死后，以喙啄泥，做成坟墓埋葬了颜乌，坟上星星点点，俱为乌鸦口中的血染红。这就是“义乌”的来历。义乌人以此为荣，因为这是一种“义”。

　　⑩“进四出六”是说，因自己结婚、得子以及其他人生大事收入的彩礼，当送礼人也有同等大事的时候，须“还礼”，而且礼物的价值需增加。“隔壁邻舍碗对碗、亲戚六眷篮对篮”是说，一家收获新农品或制作新食物（如家里加工冻米糖、收获新鲜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分给大家尝鲜。当然，相互馈赠礼物价值的增加，得有一个限制，不然就无穷无尽了。这种限制是一种社会预期。总之，现实的情形是，如果一个村子里，谁还礼的时候没有增加礼物的价值，他在村子里就会被人认为没有“信义”。

　　(11)永康等地也有类似情况，但永康和义乌本来就接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虑。

　　(12)在当时“以粮为纲”的大环境下，这是有“以鸡毛肥田”的正当理由的：义乌廿三里的土地过于贫瘠，不能产出粮食，而鸡毛含有磷钾等多种元素，可以增加土地的肥力。但换鸡毛得出门去换，因为本地人太穷，很少吃鸡。这样廿三里人必须出远门，“敲糖换鸡毛”。事实上，鸡毛换糖在当地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早在清朝乾隆年间，义乌就有所谓“敲糖帮”。义乌从省里争取到这项特殊政策的意义在于把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了。出门换鸡毛基本上都集中在年关前后，农历12月20日左右出门，第二年正月初五左右回家。这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各地杀鸡过年，才有鸡毛可换。这些事情在义乌本地都已经像“神话”一样了，五十岁以上的，出生于廿三里一带的义乌人才知道这些故事。整个义乌的经济都是从廿三里发展出来的。我们所访谈的对象是通过很亲密的朋友找到的，经过很多说服工作，才勉强同意我们在研究中使用他的故事（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事实上义乌人收购的不仅是鸡毛。鸡毛增肥只是一个借口。卖的也不止糖一样东西。关键是，在“以粮为纲”的社会环境下面，不把收鸡毛说成是为了“肥田、种粮食”，不可能让出去。

　　(13)你有一个行李包，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但数量和种类都是有限的，游戏过程中会需要什么，你事先不知道，即使是最宝贵的东西，你也得丢弃，因为下一阶段你用不上了，你不带上别的东西，你就得死。

　　(14)当时4角钱一斤的红糖，能够加工成100多块糖，每块糖的成本不到4厘2。如果一个货郎，一斤红糖能加工出120块糖，而别人只能加工出100块糖，那他就有很大的成本优势了。义乌人当年鸡毛换糖时所用的“糖”，用当地出产的红糖加工得到。红糖经熬制后，或者拉伸成条再切成糖粒，或者晾成糖片。糖粒已经是成品，可以直接用以换鸡毛；而糖片，则需在换鸡毛时当场敲成糖块。后者正是“敲糖帮”一词的来由。

　　(15)当然还得把公安等查扣的风险因素考虑上，即把被查扣的损失乘以被查扣的概率。老吕的行迹遍及除台湾之外的全国各地 （包括西藏）。老吕出门收鸡毛，途中有借宿和暂时存放鸡毛的地方，这通常是行经路线上的几户农家，他们被称为“东家”，东家提供借宿和存放货物的地方（一般是非常破烂的院子、柴房或牲口棚），换取一点小商品。老吕的东家中，有的甚至是他祖父一辈就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些故事，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想像了。

　　(16)潘氏脑图表明，人类大脑结构中，“手”占据了大脑中央沟回三分之一的面积（其次是“吃”，也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所以手是非常重要的。

　　(17)老吕谈到，有一年收好鸡毛准备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气温极低，又下起了雪，他没有雨具，运送鸡毛的时候，雪落在身上，逐渐融化成水，水又在衣服上结成了冰。冰冷难当的他找了很久也找不到借宿取暖的地方。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破败的凉亭，这个凉亭却已经被一个乞丐所占据。千恳万求之下，乞丐容许他暂且栖身。这个乞丐还剩下最后一把稻草，老吕把这把稻草从乞丐处乞讨过来，生火取暖。但稻草一下子就烧光了，于是他把身体移到草灰残烬上方，不料突然昏倒，整个人就倒在稻草灰上。

　　(18)老吕（当年的“小吕”）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在同村找到一个对象，对象的父亲是大队书记兼大队长，母亲是大队妇女主任，而老吕一家则是标准的落后分子，三代都进过公安局，因此未来岳父有意为难，向老吕索要200元礼金。200元钱在当时的廿三里几乎是一个天文数目，老吕出门鸡毛换糖一次，最多只能赚到50元钱（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一分也赚不到，甚至还要亏本），总之，老吕拼命赚钱，终于攒够了200元钱。这200元钱其实就是老吕多少年来的所有积蓄了，围绕着这笔钱的使用，发生了一件可能是平生难忘的事情。故事是这样的，老吕的母亲说服亲家让他们同意由她来支配这笔钱（因为这笔钱本来就是礼金，她对亲家说由她来把关，把钱用于为小俩口置办结婚所需物品）。老吕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投资头脑的人，她带着儿子、儿媳妇到杭州苏州等地旅游，同时也不忘记“考察市场”，当时正时兴一种塑料纽扣，他们发现这种塑料纽扣在苏州只要5分钱一只，而在义乌则要2角钱一只，这里面有3倍的利润空间！于是老吕母亲就作了一次很大胆的决策，把200元钱中间的大部分全部购买了纽扣，带回义乌。

　　(19)来自黑尔里格尔.组织行为学：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26-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