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中国人属于“隐性穷人”

最近，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对媒体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年发展引人瞩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这段话立刻被《人民日报》引用刊载，配以另一些国内外的所谓专家观点，用来证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

　　“辉煌”与否，不做评价。但我注意到的是，文章提到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多，这在人类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也可理解为：首先，我国在减少贫困人口的“惊叹成就”本质上是因为贫困人口基数很大。这些生活在中国的穷人当中有6亿人在三十年的时间里收入越过了贫困线，还说明脱贫进程缓慢。

　　但越过贫困线的原因却并没有提及，其实这很可能是因为贫困线标准本来定得过低，所以穷人可以轻松“脱贫”；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穷人或许表面上“脱贫”了，但他们的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其实并没有什么改善，只是在身份上由吃低保的“显性穷人”，转变为不计入国家福利体系但依然很穷的“隐性穷人”，俗称屌丝。后者恐怕才是今天更为普遍的情况。

齐格蒙·鲍曼 英国社会学教授

　　我联想到英国的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写过一本研究现代社会穷人问题的著作，叫做《工作、消费、新穷人》。为什么我会突然想到这本书呢？因为鲍曼在这本书里论述的情况和今天的中国有不少类似之处。鲍曼认为，穷人作为一个阶层，在“神权至上”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必要的社会存在，用以证明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而到了现代工业社会，宗教道德退居二线，贫穷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特别是自19世纪的大工业生产时代以来，穷人作为廉价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在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起得比鸡早、干的比驴累、吃得比蟑螂还少，一点微薄的收入就可以让新时代的穷人们死心塌地为资本家卖命，成为产业工人，其社会角色完全可以和过去种植园里劳作的黑奴媲美。

　　而进入20世纪的消费社会，某些发达国家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穷人充当廉价劳动力了，“世界工厂”的位置已发生改变，中国便是廉价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地点之一。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新工作岗位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众多的穷人正好能填进这个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在成为血汗工厂的工人后，这些名义上脱离贫困的廉价劳动力其实仅仅换了个身份，成为了更无价值的“隐性穷人”。说他们“无价值”是因为，他们虽然表面上脱离了低保线，但收入仅能维持生计的他们显然不具备充足的消费能力。而消费，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与消费这一时代主旋律背离的“隐性穷人”（当然你也可以称之为矮丑穷、屌丝、农民工等等）在社会地位上只能是被不断边缘化，因为当你不消费，对这个社会而言你就不具有任何价值。众所周知，GDP是靠消费拉动的，而政府鼓励人们消费、把消费视为爱国之举，实际上进一步告诉人们：不消费是一种不道德的，甚至非主流的行为。这在政治上进一步把搬砖的屌丝们（或者按照鲍曼的说法：“新穷人”）置于一种既无发言权又无选择权的边缘境地。实际上，他们等于是二等公民。

　　因此，当读到主流媒体上“自1981年以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6亿多”这句话时，我想到的是：三十年来，血汗工厂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6亿赤贫的人变成了当代的劳工阶级。但和例如马克思时代的欧洲劳工阶级不同，今天中国的新劳工们所处的时代早就不是19世纪那种劳工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了。“革命”的激情早就被“消费”的控制术给驯化。从政府层面到商业广告再到励志节目，都在时刻提醒吭哧搬砖的屌丝们：工作、赚钱、消费、满足欲望，然后再工作、赚更多钱、消费更多、满足更大的欲望……这种牛逼的生活才是王道。所谓“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真是说到穷人心坎里去了。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打工者

在齐格蒙 鲍曼眼里，新穷人是被消费驯化了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并非属于传统的“工人阶级”，而只能算是一群既渴望金钱与成功，但又处于“市场”的主流之外、深深陷于自己屌丝命运无法自拔的穷鬼们。鲍曼进而说，对他们而言“富人不是敌人，是榜样。不是憎恨的对象，是偶像”。我十分同意鲍曼的观点，其实穷人并不仇富。媒体、大众、政府每时每刻都在灌输给他们“要致富”的魔咒，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灌输。于是，要想富，先修路。通向河蟹社会的奴役之路就这样被血汗工厂里的屌丝们自觉自愿的修建起来了。布局的确很完美。如此看，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还真不是什么过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