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社会,很多人并不贫困,却有着与贫困群体一样的感觉。
唐家岭
这种感觉,我最早是从"蚁族"身上体会到的。2007年,我带领课题组走进唐家岭--那时的"大唐"仅是个位于北京城乡结合部的小村落。在那里,我遇到一个在证券公司工作的北大硕士生,他月薪两万五千元,每月省吃俭用仅花费一千元左右,丰裕的收入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上的安全感。"我一个月省下两万四千元,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实,凡是大学刚毕业能买得起房的,首付都是父母提供,而他只是一个农村的孩子,还有一个弟弟需要供养,首付的几十万对他不啻是天文数字。
北京房价
谁会把月收入两万五的金融从业者和"贫困"两个字联系在一起?但随着"蚁族"研究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个北大硕士生绝非个案,而这样的联想也绝非多余。三年来,一直有人不断地问我这样的问题:大学毕业、未进入体制之内,在大城市漂泊,是不是就可以算"蚁族"?没有人再遵从我在《蚁族》一书中对"蚁族"所下的严格学术定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只要自认或他认,无论收入多少,是否住在"聚居村",一概往"蚁族"圈中挤。不知不觉,"蚁族"概念在人们心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变成一个大箩筐:只要在为梦想打拼的年轻人,不问住处,不问收入,都可以放进去。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除了现象本身或者是新词语所引起的好奇心外,就是"蚁族"与很多人内心产生的共鸣。从表面上看,"蚁族"虽然特指那些生存境况让人担忧的大学毕业生,但在本质上,"蚁族"恰如其分地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现状与内心理想的差距,每个人都会从这个词中体会到苦痛焦虑与梦想希望。简单地说,"蚁族"身上或多或少有我们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
而这样的共鸣之所以能够产生,根源在于我们的社会出现了某种"病症"。每个人都担心,自己一步走错,就再也爬不起来,别看现在风光无限,可能下一个倒霉蛋就是自己,每个人离"蚁族"都只有一步之遥。从这个意义上说,"蚁族"已经成为一个符号象征。所有人都借"蚁族"来诉说对自己当下困境的担忧,进而上升为"对整个社会阶层固化的不满",在这个语境中,"蚁族"代表了所有社会阶层固化的牺牲者。而所有这一切,都在掩饰不住地诉说一种感觉:活得不踏实,现实不靠谱,还有背后对"官二代"、"富二代"的排斥。
而这种"悲催"的感觉,不仅是底层青年,在"蚁族"眼中许多"混"得不错的白领或金领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创业小有所成者令人羡慕,但说起工作,无外乎时下境况如何不好,生意如何难做;公务员貌似一生无忧,但每每谈到收入,又悔恨自己收入稀薄,入不敷出;而在企业打工的,则大多前路漫漫、得过且过。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爽地认为自己的人生不太给力。我们很努力地工作,却总也看不到尽头;我们不停地向上爬,但那只是处在滑梯的不同高度,一个不小心踩滑了脚,就会毫无阻拦地一路直滑到社会底层,迅速地逼近贫困线。据中国青年报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人自认是"穷忙族"。"穷忙族",即"working poor",该词源于欧美国家,欧盟对其定义是"在工作却入不敷出,甚至沦落到贫穷线以下的受雇者。"
这种有工作,却永远摆脱贫困感的心态,正深入、广泛地整个社会蔓延。贫困,这个在21世纪中国语境中,已经很少出现的词语,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没错,相比较亚非拉等国家,我们自称"贫困",的确有点"无病呻吟"。即使并不嚣张地自我审视,我们也不是这个世界中称得上贫穷的那一拨人。按照联合国所明定的"绝对贫困线"(即每天一美元),我们哪里算得上贫困,即使生活有些不如意,我们也不能自称为贫困。但问题是,我们不应只从"物质"这个单一面来理解贫困。代表贫困的指标,也不是只有"收入"一个。
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贫困除了物质上的匮乏、低水平的教育和健康外,还包括风险和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的需求和缺乏影响力。这种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令人痛苦难受,同时也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是一种继发性的贫困,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一般在物质贫困的逐渐改善后其他方面的贫困才会逐渐出现,因而消除这种贫困比物质贫困更为困难。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单纯从物质上讲,我们的确不能算"贫困",但未必不是"贫困社会"。因为,贫困除了物质的范畴,也包括精神文化的范畴。而且精神上的贫困比物质的贫困更为可怕。
何谓"精神贫困":精神无所皈依,价值观的缺位,崇高感的丧失,教养和素质的低下,诸如此类,皆可谓之"精神贫困"。"精神贫困户"的日益增多壮大,应当受到充分关注,其对整个社会肌体的侵蚀危害极大。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将焦点对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文化体制改革,正是题中应有之意。
一直以来,我们的困窘都与钱有关,现在却没有因为钱的增加而有所改善。当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处于"精神贫困"之中,就像发动机空转而车轮没有前进一样,这就是需要警醒之处:一个上行社会阻滞于"下流化"的节点所在。
人是要有精神世界的,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精神。倘若没有精神,人就不能称其为人。一个人如果"精神贫困",则迷失自我;一个社会如果"精神贫困",则丧失支柱。一个国家,即使物质极大富有,但精神上是荒漠,也不可能强大起来。物质贫困,但精神富裕,社会终将走向富裕;如果物质富裕,但精神贫困,那社会最终将走向贫困。
市场经济可以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却无法拯救人们"精神贫困"的现状。物质与精神原不可偏废,而现在大多数的人们把追求"物质"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以谈理想为奢侈,以重德行为迂腐。
曾几何时,我们有人生的哲学,讲述了许多崇高的道德和愿景,可却没有生活的理论---直接为具体生活实践的理论,人们究竟在具体的生活中怎么做?怎样才能过一种有意义而又顺心畅意的生活?如何处理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哪一种人生之路最适合自己?等等,都要完全靠自己去摸索。抽象的理论太多,而可操作性的人生行动准则却太少。这样脱离现实的道德教育往往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很高远的道德,一旦进入社会之后,就会发现这些高远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相差太大,这种反差容易让人怀疑这种高远道德的合理性,进而回归到了原点状态,一切靠经验去找寻现实生活中的所谓"物质支持"。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某个场景:老师在课堂上问,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天文学家,探索无穷宇宙的奥秘。而绝大多数同学的答案是科学家、警察和老师。
追求真理、正义、知识,这是多么动听的"大话",又是多么美好的答案啊!人类对物质的欲望沟壑难平,但对这些梦想的追逐也生生不息。正是这些美丽的梦想,和物质建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两极,带给人们进步的巨大动力。正是这些梦想,让我们正视自身的问题,不沉浸在物质的迷梦中。
但是,当上了大学的时候,大家的答案都变了。我们的梦想纷纷都变成了:官员、企业家、明星。价值观念表面上看是"多元化"了,实际上是失去了是非判断,丧失了理想主义的气质,现实的利益考量成为压倒性的因素。与上述答案变化相呼应的,是这样的场景在大学里习以为常:考试不及格,却非常坦然地、甚至公然地请求老师把分数改过来,理由是如果不及格将拿不到奖学金或不能出国。这显然是一种廉耻之心的缺失,却已经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压力。
而更多的青年人则不再对知识怀有敬畏,不再对真善美有所追求,随便到书店走一走不难发现,店面中摆在最显眼位置的除了英语辅导和考试教材之外,基本都是功利性颇强的书籍,尤其是有着无数耀眼光环的"成功人士"撰写的人生经验。在这个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大家都希望从这些书中寻找些"捷径"或"秘笈"。但对于尚在人生准备阶段的青年,读书的第一目的应该是积累和沉淀。
解决"精神贫困",不能仅仅指望民众的照镜自省,还需要整个社会文化教育的改革。有学者建议:尽快废弃"假大空"的"素质教育"体系,制订世界共同价值观和华夏传统文化精华的双核评估标准,以自由自立和健康阳光的人格为骨架,以优雅的教养为风貌,确立作为独立主体的生命信念,矫正资源焦虑造成的人格障碍,提供国民精神培育的公共舆论平台......
一个国家,物质上不能贫困,精神上也不能贫困,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的国家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一个人,只有坚持追求物质富有和精神富有的统一,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我们不仅需要减除物质贫困的现象,而且更要重视改变精神贫困的状况。创造出大量"精神贫困"的社会,是一个衰弱的社会。不管军力有多么强大,不管GDP有多么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将无法"再生产"有人性、有尊严的人,也将不会"可持续发展"。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视角,站在未来看当下,会发现有一种"精神贫困"更为致命--对未来丧失希望。
"为什么我总是努力工作,但得到的总是很少?"--每天工作15小时,两餐都在公司吃盒饭的一个"蚁族"曾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整日奔波劳苦,收获的只有"别人总是得到比我多"的相对剥夺感--我们看美国梦版的《乔布斯传》来幻想自己、看百忍成金的《侯卫东官场笔记》来麻醉自己,看80后修成正果的《杜拉拉升职记》来强打精神--我的未来在哪里。
"蚁族"看到了什么?是光明吗?是希望吗?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聚居村,成为"蚁族",往往是被动的。若干年后,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脱离"蚁族",走出聚居村,则是主动的。但到这时,他还想不想出去?他还是否记得曾经的梦想?或者自己肉体出去了,而心灵却依然困在聚居村,永远地成为一个"蚁族"。也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之下,才有了精神"蚁族"之说。
近年来,"旭日阳刚"组合所演唱的歌曲《春天里》和"筷子兄弟"制作的电影《老男孩》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论是《春天里》的感慨,还是《老男孩》的咏叹,都在面对着自己生活的同时在激发勇气,都在回首自己历程的同时在召唤希望。他们为什么能够打动那么多人,因为他们所展现的是最真挚、最坦诚的灵魂,所凸显的是在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普通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和美好。这两个现象其实凸显了一个对于当下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主题:我们的"中国梦"是什么。
"中国梦"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在世界视野中观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视角。就拿中国梦与人们耳熟能详的美国梦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梦",核心是依靠自己的奋斗取得成功。就此而言,中国梦与美国梦有很大相似。但美国梦鼓励强者越强,中国梦更加重视群体的感受。每个人凭借个人的能力去奋斗,但是又不忘关怀与合作。
而与"旭日阳刚"和"筷子兄弟"同时发生的,是在地球的另一边,相对平静的北非,爆发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世界最大的一次政治地震。
2010年12月17日,26岁的突尼斯水果小贩瓦吉吉在挨了城管人员一个耳光后,羞愤交加,在警察局门口点燃了身上的汽油。这位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自焚的一幕被手机拍下后,很快引发了一场阿拉伯世界的连锁政治地震。
瓦吉吉的自焚点燃了地下涌动的烈火,因为它唤起了突尼斯年轻人的命运共同感。尽管本·阿里治下的突尼斯曾长期保持较稳定的高速的经济增长,2007年突尼斯还被评为非洲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甚至2010年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中,突尼斯的全球第81位还要高于中国的第89位,但表面的数据后面,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结构性失衡带来的民生困境,相较而言,突尼斯的通胀和物价上涨程度在阿拉伯国家并不算比较高,但其失业率,尤其是大学生失业率却几乎是最高的。世界银行近日的报告显示,突尼斯毕业18个月后没工作的大学生占失业大军的46%。
瓦吉吉的命运其实是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典型,阿拉伯国家的骚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蚁族"有知识,所以有梦,所以能坚强乐观。只是,现实离梦想究竟有多远?如果梦碎了他们会怎么样?我们还不得而知。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当青年人发现自己奋斗过后,离梦想的距离不是更近,而是越来越远时,他们将会对自己的人生境遇做出何种解释?是归因于自身--天生愚钝?努力不够?归因于家庭--投胎技术太差?没有一个好爸爸?还是归因于社会--分配不公平?富人太霸道?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年轻时的经历会影响他今后一生的心态和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时被社会冷落、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后,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社会?他会如何来回报这个社会?他又会如何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如果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没有给青年希望,另一方面是青年自己仅仅把希望寄托于名利。那么,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个别人获得成功,而大多数人依然平凡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必须承认,任何社会都会是一个"有阶"的社会,这里避免使用"阶级",意味着,总有一群人将处于社会"相对的"下层。说"相对",是因为在好的社会,相对的下层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力不强。一个社会要完全消除"下层"是不可能的,可是也没有谁生下来就注定要去承受这种生存方式,最重要的是应该给每一个人以机会,改变自身环境的机会,能够离开无知,贫穷的境遇。因此,如何拥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是青年人精神世界最为重要的根基,也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在这一点上,个人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个人的梦想和国家的梦想是高度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梦,由普通公民的一个个梦汇聚而成。只有在个体梦丰富并且有机会实现的国度,国家梦才有可能孕育。国家应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青年起点公平,保障资源合理分配,保障人格人权平等,为所有人构建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和良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使"富二代"不会因其富庶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原罪的道德压力,使"穷二代"也不会因其贫穷而承受不该承受的来自物质的压力,使每个青年都能公平地分享与其奋斗打拼相值的发展际遇和改革成果。国家有愿景,社会有共识,个人有希望,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既有个人梦想和目标,又有共同信仰和普遍追求的伟大国度。
今天,21世纪在风云激荡中已经走过了十年,这十年也是中国发展的黄金十年。未来,我们对中国有更大的期许。我们希望在这片土地上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人生价值,国家能为每个人的奋斗提供公平的起点,而身在其中的个人在竞争中也能不忘分享和关怀,在前行中相互慰藉和守望,在奋斗时牢记社会的责任,在自我追求成功时关爱他人。最终,步入一个人人都能有尊严地劳动和生活,物质与精神同样富有的美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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