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困境

【摘要】生态女性主义作为新视角中的生态观念，对传统西方哲学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合体，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自身亦存在一些不妥乃至悖论，在发展中面临着各式理论和实践困境，这些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力图解决和克服的。关怀伦理作为女性主义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关怀、关系、情境和同情，显示出对生态女性主义批判和困境的可能解决的巨大张力。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关怀伦理/二元论/关系性

　　 伴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提高和满足，可是，生态危机和道德冷漠乃至道德沦丧在社会生活中却日益凸显。一直以来，人类从未间断试图超越自然、超越他人，认为超越就意味着突破限制，获得自由以至于可以根据人类自身的意志控制和支配一切。然而，时至今日，即便物质文明得以高度发展，人类仍没有实现其所预想的完全自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令危机一步步加深甚至发展至让人恐惧的地步。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人们从各方面进行反思并深入探究造成如此境况的根源性缘由，以试图弥补和改善这些矛盾性问题。对此，作为女性主义自然观代表的生态女性主义指出，自始至终人类所奉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具有男性色彩，是在“父权制”背景下推行的，女性和自然一样都处于缺席的角色，压迫自然和压迫女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因而，要想解决生态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就必须摆脱传统等级制的关系结构，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新型和谐关系。

　　 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的理论形态，生态女性主义在极具生机性的同时自身也遭遇理论和实践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传统伦理趋向于强调个体分离，并根据普遍原则进行行为选择，使得其面对这样的困境显得无能为力。相反，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学，关怀伦理强调关系性、关怀性等，显示出引导生态女性主义走出困境、解决其面临问题的极大张力。

　　 ‍一、生态女性主义及其理论批判‍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缘起与分类

　　 “生态女性主义”由法国激进女性主义者德·埃奥博尼(Francoise d' Eaubonne)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指向对女性和自然压迫之间的联系，试图号召女性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建立一种新型关系。[1]自此，生态女性主义迅速延伸并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沃伦(Karen Warren)、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普朗伍德(Val Plumwood)、席瓦(Vandana Shiva)等理论家。

　　 根据女性与自然应如何联系这一划分标准，生态女性主义划分出众多分支，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尽管各分支间见解存在差异，但彼此都认同：女性与自然的关联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渊源，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父权思想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是导致男性对女性歧视和压迫以及人类歧视和压迫自然的根源，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之间以及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之间有着社会逻辑的、历史的联结和不可分割性，生态危机的解决与妇女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2]在这一共同思想的指导下，生态女性主义将矛头指向父权制和二元思维，对传统主流哲学及其中的重要概念展开批判，诸如理性、自我、客观性等。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局限于批判和颠覆，而是在此基础上借鉴实践性较强的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能动地进行自身理论建构，以确立新型和谐关系。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在分析压迫自然和压迫女性之根源的过程中，将批判矛头指向父权制的概念结构和二元论思维方式，试图在此基础上建构自身理论。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中，妇女不再被简单归于自然，男人和女人都是自然和文化的一部分，男女两性都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他们可以携手一起打破文化的二元论建制。

　　 第一，对父权制概念结构的批判。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人类对自然的压迫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之间存在某种概念结构上的关系，即都源于父权制影响。沃伦就曾指出，父权制下对自然和女性压迫的关键就在于概念结构。这种压迫性的概念结构包含三个特征：其一，价值等级思维，即认为等级结构的上层具有比下层更高的价值；其二，价值二元对立，即将事物分为相互排斥对立的两部分，且赋予一方比另一方更高的价值；其三，统治逻辑，即价值较高者对较低者进行统治的合理性论证。在这三者中，概念结构的关键问题在于统治逻辑，而非前二者。因为统治逻辑从伦理的角度上论证了压迫和统治关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就赋予了人类对自然和男性对女性进行统治压迫的合理性。由此可见，统治逻辑这一特征不仅是一种逻辑结构，也涉及到重要的价值体系，因为它需要一种伦理前提来准许价值低的东西服从价值高的东西。而这通常的典型做法就是宣称统治的一方(如男性)具有被统治一方(如女性)所不具有的某种特性(如理性)。[3]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逻辑作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伦理观念是需要在当前生态和社会环境下进行重新审视和讨论的，而这也正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要解决的。

　　 第二，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

　　 二元论指以主—从地位组织两类概念(比如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地位)，并将它们建构为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其中蕴含着等级制逻辑结构，二元论正是女性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批判的重点。这种二元论不只是简单的二分、差异或者非一致性，也不是一般的等级关系，而是对差异的异化形式，具有极端排斥和分离的特征。在二元论中，得到更高评价的一方如男性和人类被认为是疏离于低层的另一方如女性和自然，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本质和规律；同时，这两者被认为不具有任何类似的属性，从而不可能出现任何重叠、相似性或延续性，每一方的本质都是通过对对方属性的排斥而建构起来，占统治地位的一方被认为是主要的，而从属的一方则需要通过与主导一方的相对关系得到定义。[4]17这也就是女性、自然成为他者，成为二元中低级一端，被排斥和被压迫一方的理论根源所在。主宰的一方利用或借助于被主宰方或从属方达成自身目的，却通过将其背景化来否定对其的依赖，以保证自身的主宰地位。由此，女性和自然就沦落为前台统治力量的手段和工具，自身的独立性和目的性被忽略，成为仅能通过为前台统治者服务才能得到确定的他者。

　　 可见，如若要消除二元论或说逃脱二元论的逻辑，不仅需要重构自我与他者的非等级化差异性，而且也要承认自我与他者的延续性，实现对从属身份和主宰身份的双重建构，形成相互性自我和关系性自我。

　　 第三，对工具主义的批判。

　　 工具主义是建构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必定会产生一种相对应的自我观念，即存在于他者之外并否认和拒绝自我对他者的依存关系。以自然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解说工具主义。工具主义把自然和其他一切存在物都视为人类达到其目的的手段，并且认为自然的这些存在并不会对使用构成制约或者威胁，是可以完全被加以改造以达到其目的的。当然，这绝不仅是简单的利用，而是一种忽视他者独立性、完整性和主体性的使用。既然作为手段和工具而没有自身的目的性，那么只要具备相同的功能和效用就可以被它物取代，这也就解释了自我对依赖性的拒绝。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工具主义对手段和目的极度区分而造成的手段—目的的道德二元论，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主宰的思想。这样一来，就抹杀了认同和同情的可能性，必然会造成自我对他者的冷漠甚至压迫。

　　 基于对工具主义的批判，女性主义认为需要建构一种相互性的自我，来重新解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相互性自我的角度看，自我与他者是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他者是自我得以呈现的他者，而自我也是他者得以展现的他者，两者间是辩证的、相互转化、相互确证的关系。这种情况下，他者必然具备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而不再是作为工具和手段的为他存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自我—他者的二元结构，并为关怀、尊重和友谊等情感作用的发挥提供了空间，为生态型自我的塑造提供了新途径。

　　 第四，重释人类中心主义。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价值的存在必定要反映人类的世界观和人类的利益，而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为人存在的。可是，价值——或更直白的说——利益这个概念具有模糊性，可以形成强弱两种意义的形态。在弱化意义上，只要是经由评价者所评价的，就可以被说为是“符合其利益”的，这仅是因为评价者评价并反映了自身偏好。这种情况就可以允许他人的利益包括他者的利益，形成一种关系型利益。相反，在强化意义上，符合其利益则更接近于符合其私利或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就具有排他性、自私性，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只为自身私利，在人类层面就表现为只为人类自身利益。同理，人类中心主义概念也存在这样的模糊性，具有强弱程度之分。生态女性主义所反对的是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强调自然是为人类服务，是实现人类利益和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那些仅代表人类的评价、看法和人类视角的弱化观点并非是其批判的目标。因为我们不能说，只要代表了人类的某些评价看法就不能容纳他人的利益和福祉，就必定是利己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及其成员的行为及欲望不是只反映他们自己的利益(利己主义)或其他物种的利益(利他主义)，而是反映这些利益之间的并不是偶然才形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可以存在于人类之间(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社会族群层面)，也可以存在于人类与自然之间(无论作为整体的自然还是其不同部分)。”[4]160由此，生态女性主义主张人类应该站在他者的角度上关怀他者，认识到自身目的与他者目的不是相互分离、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可以相互容纳、相互促进。

　　‍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困境‍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股日益兴盛的思潮在当前越发活跃，这与它自身的开放性和多元化分不开。然而，作为一个结合的产物，将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结合形成的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本身就可能会存在某些冲突之处。与此同时，在批判和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态女性主义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些理论和实践困境。

　　 第一，生态女性主义自身的概念冲突。

　　 生态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的结合体，在将两个概念糅合为一的过程中就会给人留下批判的空间。首先，女性主义作为一种视角性的理论，它以与男性相区别为前提，而男性和女性又合二为一称为人类。女性主义向来以强调自身与男性理论的不同而著称，其意图在于凸显弱势群体(女性)及其具有的以及应该被承认的特性，以使女性的权利得到伸张进而获得女性解放。简而言之，女性主义是一种以性别区分为前提，以强弱逻辑批判为手段，以追求女性解放为目标的一种视角理论。再来看生态主义，生态理论的基本理念是现象学思维方法，强调自然是个整体，而人类属于自然，两者不是相互区分的关系而是统一体。生态运动的基础在于人们意识到自然构成了人类存在的绝对性前提，是人类有限性的根本来源之一。[5]从而，生态运动倡导人类要尊重自然甚至敬畏自然，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节点，人类与自然要形成一个互相依存、整体性的关系。因此，生态主义的内涵则是，以整体性为前提，以唤醒人类对自然的同情或尊重为任务，以达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整体为一的整体性存在为目标。可以看到，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在出发点、理论发展的任务以及追求的目标上均存在差异，各具特色。由此一来，将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结合为生态女性主义，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争议和批判。基于此，许多学者对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概念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就生态女性主义的存在意义发起讨论。那么，生态女性主义要想解决这些争议，更好解决生态危机，就需要深刻考虑女性主义思想的核心内涵，将其视角及其诉求更加深入于整体性概念，这样才能实现良性发展。这就促使生态女性主义寻求一种更具整体性、关联性的道路来扩充和丰盈自己。

　　 第二，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困境。

　　 生态女性主义既是一种女性主义理论，又是一种生态主义理论，同时还是一个多元化的思想体系。首先，生态女性主义具有极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个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它试图倾听来自不同方向的声音，来自不同学科的建议，不强求理论的普遍性和绝对客观性，而是以其灵活性和多样性来彰显和充盈自身理论体系，这就给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造成一定的困难。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自产生之际就意图探讨压迫女性与压迫自然之间的联系，进而认为两者结合能够相互促进发展，一方问题的改善和解决必定对另一方产生同样的作用。可是，对自然和女性的类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呢？至少，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女性主义将自然与女性的解放直接等同起来似乎值得商榷。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自然和女性之间依旧有着巨大的差异，对自然的解放从本质上看是通过同情先行切入，即通过同情(或尊重)使人们感觉到自身的部分性，进而将人的形象推衍至万物中形成真正的整体性存在，也就意味自然得到了解放。可我们能够从这种同情的角度来完成妇女解放吗？同样，女性主义认为压迫产生于以父权制和二元论为基础的等级制模式，只要将这些观念框架打破甚至废除，妇女解放就会得以实现。先暂且将等级模式的废除是否就能获得妇女解放搁置不论，退一步讲，即便这样女性得到了解放，那么等于自然也解放了吗？生活中，难道从来不存在女性对自然的破坏、对生物的虐待事件吗？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女性解放等于自然解放的等式。可见，生态女性主义自身的理论建设及其基本内涵都面临很多挑战。

　　 第三，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困境。

　　 当然，有学者也提出，即使生态女性主义的纲领得以施行，在实践中依旧难以避免遭遇多重困境。例如，人们会问妇女就不会破坏环境、压迫他人吗？或者，女性主义所提倡的那些女性特质如果离开它所批判的父权制和二元论背景能够得以存在甚至出现吗？退一步讲，如果女性得到了解放，自由和权利得到伸张，她们就会脱离自然，那她们还会改善自然状况吗？除了类似这样的疑问，我们认为一个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无限的魅力，不光是因为它的哲学理论如何宏伟和前景如何光明，而是还应具有行为规范上的可实现性，能够通过实践来证明，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确实的、可见的效果。在这方面，我们无法否认生态女性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　 三、作为可能解决策略的关怀伦理‍

　　 从上述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批判及自身存在的困境看，以个体间分离为基础、以普遍原则为指向的传统伦理道德无力解决。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要避免在主流理性主义概念下建构另一种道德理论，以免重蹈覆辙，它恰恰需要一种新型的、非二元化的关系性伦理，在这种伦理中，自我概念是相互性的自我、关系性的自我，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关怀与被关怀的互惠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相异而非陌生的关系。这种相异而非陌生的关系在关怀、同情和友爱等基础上，既尊重和承认彼此的独立性和主体性以保证各自的差异性，同时又相互处于网状关系的各结点保证相互间的延续性，这就为生态女性主义追求的新型和谐关系提供了新的方向——关怀伦理。

　　 关怀伦理是伴随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它建构在女性主义视角之上，肯定女性独特的道德体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互关怀的伦理理论。[6]25-26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对心理学道德发展的审视中发现，以往的道德都是“把男性的道德发展当作人类的道德发展，忽视了女性对自我和道德的不同建构，把女性在道德发展上的不同看作发展上的失败”。[7]19由此，吉利根通过对女性道德的研究，得出一条不同于以往道德(男性道德)，强调关系、联系、责任以及情境的“关怀”路线。诺丁斯(Nel Noddings)在伦理学层面上对关怀伦理学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认为“关怀的本质因素在于关怀方和被关怀方的关系，关怀是一种关系行为”[6]131-132、一种互惠的行为。特朗托(Joan C.Tronto)从社会政治理论与实践来建构关怀伦理，在试图超越女性视角的过程中扩大了关怀伦理的普适性。特朗托指出，关怀伦理学应归于“情境道德”的名下，“关怀不仅仅是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也包括对事物、环境以及其它事物的关怀；关怀不是两分的和个体化的；关怀的行为是根据文化来定义的，也必随着文化的差异而发生改变；关怀是正在进行中的行为”[6]167-168。由此，关怀伦理由人与人的人间关系伦理推广至整个环境领域，乃至其他相关领域。

　　 关怀伦理学作为女性主义伦理的主要代表，它不同于传统伦理道德以普遍性道德原则为标准进行道德选择，而是更强调关联、关系、关怀和责任，通过具体情境来进行道德判断，并将道德选择和判断视为关系中的理解和对话。具体来说有如下特性。

　　 首先，关怀伦理强调关系、关联的重要性，认为事物间不是完全相异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联系，是一种相互性的自我—他者关系。在这种相互关联中，男性和女性不再被简单分属于相对立的理性与感性、客观与主观，而是对对方有着依赖的相互证实，这就大大减弱了统治逻辑的强度，增强了对整体性的追求，塑造出带有依赖性的差异。

　　 其次，关怀伦理重新注视到关怀、同情、感情等理性主义所排斥的感性因素，重视这些情感对道德判断和认识的作用。这就弥补了长期以来传统伦理道德所造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分离和道德冷漠的缺陷，彼此之间的道德判断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普遍性的道德原则，而是增强了彼此间关怀、尊重等感情要素，使道德与关系的处理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具体性。相互间形成的是网状结构关系而非简单的逻辑等级序列，自我处于网络中心并向外辐射，越与他者关联自我就越能得到确认，这无疑对工具主义起到了削弱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批判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其目标之一就是建构人类是自然一部分的生态观念，而在这过程中绝不能通过抹杀人与自然的差异而实现同化或吸纳，所以人类就需要通过对自然的同情、尊重、关怀等情感将自身推演至万事万物之中。

　　 第三，关怀伦理将自身归于情境道德的旗下，重视具体情境，讲究“移情”。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多门学科交叉和融合而成的多元化、开放性的体系，其内容和具体实践现象极为广泛和复杂，这就更需要侧重具体的情境，对特定的场所和关系进行移情式的考虑和考察，做出具体的理解和认识。此外，移情要求作为关怀者的“我”不是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位置，而是将他人接受为自己，与他人一起观察和感觉，两者完全融合为一体。这种移情的融合，便可以大大加强女性主义的整体性观念，增强其与生态观念中整体性存在结合的内在张力。

　　 总之，运用关怀伦理蕴含的价值与关系理念，自然不再被背景化为无目的的为他存在、实现主体自我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女性不再被视为劣于男性的绝对他者，而是与男性处于相互关怀、相互联系的关系网之中，是一种整体性存在。关怀伦理作为区别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新视角、新理论，为生态女性主义提供了理论发展的新契机。不过，生态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别具特色的新潮流，它强调压迫自然与压迫女性之间所具有的联系和相似性，试图从女性的视角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新途径，的确为理论界增添了一道独特的色彩。或许我们应该看到，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共同组成的人类社会，没有女性声音和女性思维的社会是不完整、不健全的，其发展也必定存在各种可能的冲突甚至隐患。生态女性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时代的产儿，道出了时代的要求，是思想界的奇葩之一。或许可以说，在生态女性主义和关怀伦理的相互指引下，人类必定能走向男性和女性相互关怀，人与自然整体存在，彼此间共同发展的关怀型社会。

　　 【作者简介】

　　 方环非(1976- )，男，江苏沭阳人，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厦门大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科学哲学、当代西方认识论，应用哲学等；施月红，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注】

　　  [1]转引自赵媛媛，王子彦.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述评[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5).

　　 [2]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3]曹南燕，刘兵.生态女性主义及其意义[J]哲学研究，1996(5).

　　 [4][澳]薇尔·普鲁姆德.女性主义与对自然的主宰[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5]孙丽君.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困境与出路[J].外国文学评论，2011(2).

　　 [6]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