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知识范式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女性主义如何借助社会政治资源和学术传统资源，在对传统实证主义研究模式的批判基础上，构建自己另类的知识范式。文章从三个方面详细阐述这种知识范式的新主张，并对其面临的争论和质疑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女性主义 知识范式

　　20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范式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库恩的“范式”理论宣告了后实证主义时代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知识范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代。这一时代由于解释学、现象学、批判理论的兴盛而热闹非凡，但始终未能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主流知识模式。80年代以后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又使这种多元化生存的知识境况获得了天然的合法性。对社会建构性的强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知识不再被简单地还原为一种纯粹的认知活动，它同时被视为更是一种社会文化进程。传统的知识论在这里退却为一种知识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正统模板的实证主义被社会建构论所取代。女性主义借助其自身的社会政治资源和学术传统资源，在这个知识范式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变革后新的知识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意在通过对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评述与分析，更好地认识西方知识理论的范式转换特征，同时纠正那种将女性主义仅仅视为一种政治诉求的偏狭理解。

　　‍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两大资源‍

　　与这一时代的其它学术思潮一样，女性主义是在一种席卷欧美的反主流文化和批判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政治运动与学术界的反实证主义潮流，构成了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两大重要资源。

　　以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为主体的当代女性主义运动，扛着反对性别压迫与歧视、争取女性自主自决权的旗号，从社会性别（gender）视角出发对主流社会的男性权威进行了挑战，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倾向。但在考察性别不平等的根源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者逐渐发现问题并不在女人和男人自身，而在于构成整个社会结构基础的性别主义（sexism）或父权制（patriarchy）意识形态内在地认可了对女性的忽略与排斥。因此伴随着“个人的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的著名口号，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以及整个社会的意识觉醒（consciousness-raising），从而将批判和挑战的对象从现存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推向作为其依据的现有知识权威。女性主义从社会政治领域向文化学术领域的蔓延，直接促成了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这一跨学科领域的出现。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知识界仍被迫处在边缘和被忽视地位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展开了对知识界整个学术传统的重新审视，批判了其中无处不在的男性偏见，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院派女性主义（academic feminism）。

　　与此同时，知识领域本身的范式危机以及库恩以后学术界反实证主义潮流的兴起，也为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形成提供了学术传统资源。如前所述，基于启蒙思想传统的普遍主义和二元论的知识范式在后现代与后结构文化中受到了猛烈的抨击。知识与其说是普遍真理的化身，不如说是话语霸权的结果。所谓认知与社会、理性与情感的两分从来都不是界限分明的，因此知识从来不能免于文化和价值的侵扰，而关于知识、权力、文化之间的相互纠缠成为新的知识范式框架中无法回避的主题。这意味着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认知模式权威的轰然倒塌。女性主义正是在大势已去的传统知识范式上再插上一把性别批判的利剑，并由此在新的知识范式框架中开辟了一块独特的领地。

　　考察女性主义知识范式关注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这两大资源的影响。女性主义知识范式关注的首要主题就是社会正统知识与女性经验的分离问题。这种分离不仅表现为女性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未被充分代表，而且表现为女性经验在社会研究的前提和结论中都遭到了忽略、扭曲和排斥（Millman & Kanter, 1975）。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提出了“分裂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分离（Smith 1987a: 6-7），认为在女性自己所感知的世界与官方话语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错误的界线，女性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出发所发现和感受的经验与考察这一经验世界可用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断裂（disjuncture）。这种判断包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认为男人和女人其实并非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世界中，或者说在社会生活中男性经验与女性经验是完全不可等同、不可替代的。现有的社会研究将男性的经验和立场作为普遍知识的天然代表，女人被系统地排斥在整个知识体系之外而被迫保持沉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和知识结构中存在着男性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制（ideological apparatus）。这样，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中的作用、以及性别对于文化和知识构成的影响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女性主义知识范式关注的另一个主题，是社会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模式的内在缺陷。他们认为，现有社会正统知识和理论之所以忽略和扭曲了女性经验，以男性眼中的世界取代普遍世界，以男人熟知的统治话语解释社会结构的基础，使社会理论本身成为支持性别统治和男性霸权的依据，就是因为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的，社会研究所推崇的基本程序和方法论模式本身与父权制文化之间形成了结盟关系。女性主义社会学家朱迪丝·库克（Judith Cook）和玛丽·福诺（Mary Fonow）将对客观性准则的挑战确认为女性主义社会研究的认识论原则之一，指出“女性主义者质疑科学的规范结构包括客观性标准，其中首要关注的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僵化的两分法，以及所导致的女性的客体化和将定量化等同于价值中立的倾向。从认识论上说，女性主义方法论拒绝这样的假设，即坚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严格分离可以产生更加有效、更加客观的知识”。（Cook & Fonow, 1986）

　　女性主义对两分法的认知图式的拒斥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视角。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和认知传统本质上就是一种二元结构，即以理性/情感、心智/身体、主体/客体、文化/自然等范畴的两极对立为特点，这种源于笛卡尔的二元论模式恰巧反映了性别化的二元分割，即与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硬的/软的、主动/被动、公共/私人的性别两分法相对应，并且前半部分与男人和男性气质相对应的范畴被赋予更高的价值，后半部分与女人和女性气质相对应的范畴被赋予更低的价值，由此形成了西方文化中一种等级制的统治的逻辑。认知的二元模式建立在性别两分法的隐喻（metaphor）基础之上，反过来又支持和强化了性别两分法的等级关系（Haste 1993, Keller 1985）。在社会研究实践中，这种认知模式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知者与所知之间人为地划出一条界线，二者之间的距离由于量化方法的运用而进一步加大，并且形成了一种权力控制关系。研究者的意愿强加其上，使得被研究者异化为可操作的物，被女性主义者批评为一种“形同强奸”的研究（Abbott & Wallace 1996: 286-291）。作为实证精神体现的量化方法被视为遵循客观性准则的范例，在主流社会学研究中获得了权威地位，然而有关客观与主观、量化与质性的范式争斗与性别两分法搅和在一起，成为“两性战争的另一种形式”，体现了不同群体之间的话语权力之争（Oakley 2000: 23-43）。

　　可以看到，女性主义从性别平等的政治诉求出发，试图寻求女性屈于从属地位的原因以及终结这种状况的途径和力量。从检讨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到检讨整个社会的统治结构和运行机制，从消除知识中的男性偏见到讨伐整个知识结构和方法论模式本身，体现了女性主义知识范式中两大资源的共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经常遭遇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女性主义有将知识问题政治化和伦理化之嫌；二是女性主义在知识问题上的见解相对于其他反实证主义潮流并没有什么新意。

　　‍女性主义知识范式新主张‍

　　女性主义本身流派众多，关于其知识范式的具体内容可以有许多版本。朱迪丝·库克和玛丽·福诺曾概括出女性主义研究范式最为常见的四大特点：（1）反身性（reflexivity）作为一种见解来源的作用。反身性意味着女性主义对研究过程的本质进行反思、批判性地考察和分析的倾向。（2）行动的导向。这种对行动的强调反映在有关研究目的、主题选择、理论取向、方法选择、人类本性的观点、以及研究者角色定义的陈述中。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是彻底变革父权制并相应地赋权于女性，因此他们对于有关女性研究的政策应用给予特殊的关注。在方法上女性主义强调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权力控制关系。（3）对研究行为中的情感成分的关注。女性主义研究者拒绝忽视研究行为中的情感维度，往往自己参与到知识生产过程的特定情感角色中，并将情感因素作为知识见解的来源之一。（4）对具体情境的运用。女性主义研究强调关注日常生活世界，将具体情境的运用作为方法论策略，强调研究主题和方法选择上的自发性、即时性和创造性（Fonow & Cook, 1991）。

　　另一位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舒拉米特·瑞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特别强调了女性主义研究方式的多样性，指出“在女性主义研究中，不存在‘方法论的精英主义’或‘方法论上正确’的定义，取而代之的是许多个体的创造性和多样性。……女性主义研究就像是变形虫，它发生于任何地方，走向任何方向，遍及所有的学科，运用所有的方法……这条变形虫是由妇女运动滋养的，而女性所受的凌辱和怀抱的希望又孕育了妇女运动”（Reinharz, 1992: 243）。但是女性主义研究的多种声音并存并不代表他们没有立场，而只能代表他们是试验性的、包容性的和累积性的。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女性主义知识范式不同于传统知识范式的新主张。

　　1、性别的核心作用

　　对社会性别的高度重视是女性主义区别于传统实证主义以及同时代其它后实证主义流派的一个主要特色。在女性主义知识范式中，性别处在一个核心的地位。女性主义的知识批判源于对性别不公的不满，女性主义的知识构想又以建立性别平等的知识模式为目标。他们相信，性别与知识在父权制文化中相互建构，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统治结构。只有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全面介入，才能打破这种权力等级和统治逻辑，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机制和知识蓝图。因此女性主义知识范式从来不避讳他们的政治伦理取向，或者说他们的知识目标与解放目标往往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时性别被视为社会研究过程中一个无可争议的理论视角和分析范畴，因为女性主义相信性别在所有制度和文化中对社会关系的核心作用，而已有的社会理论以及作为正统知识模式的实证主义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女性主义最基础的贡献就是对性别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批判了性别的生物决定论，强调了性别的社会文化建构性。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曾经将女性主义眼中的性别概括为三种涵义（Harding, 1986: 17-18）：一是个体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的核心，也就是人们意识到自己是男人或女人、并将某些现象与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联系起来的性别认知。二是结构性别，也就是作为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总体特征的性别。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都体现了这种制度性的性别，还有教育、司法、宗教、医疗等几乎所有的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符号或文化性别，也就是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人女人的规范性涵义。例如公共与私人的性别划分提供了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的统治的意识形态。

　　既然性别是通过社会制度安排、文化规范制约以及个体身份认同等过程共同塑造的结果，可以说社会正统知识本身也参与了性别理念的建构，而性别本身又反过来强化了知识的权力功用，因此女性主义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正统知识的批判看成是同一个目标的两个侧面。女性主义社会学家莉姊·斯坦利（Liz Stanley）和苏伊·怀斯（Sue Wise）强调女性主义研究必须是由女性做出的、具有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方式（Stanley & Wise, 1983），这种独特的视角体现在将社会性别视为最基本的组织概念和权力关系基础，并将性别关系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情境中加以分析和考察，同时强调女性经验的特殊价值，把它放在研究的核心位置。因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不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这个世界，而且要改变这个世界。“知识的适切性在于它是否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我们身为女人的处境，并提供我们自我解放的资源”（Abbott & Wallace 1996: 296）。

　　史密斯干脆直接将女性主义社会学定义为“为女人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or women）。强调“以日常生活世界作为问题来源”（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的研究策略（Smith, 1987a: 46-47）。这种特别的为女人说话的社会学，将来自不同定位、不同社会关系或同一关系不同方面的女性经验带进人们的视野当中，让女性学会将自己作为说话和认知的主体，这样的社会学是反身性的——它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既作为研究者、又作为参与者（Smith, 1992）。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安·欧克利（Ann Oakley）也指出，女性主义研究应该是消除了等级制的权力关系的、民主、平等的研究，这种研究过程拒绝任何要求或认可将专家自身的观点强加于女性主体的解释模式。女性主义研究与妇女运动共享一个解放的理想：即学术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学应该是为女人说话的（for women），而不仅仅是关于女人（of or about women）或者由女人来做（by women）的研究（Oakley 2000: 36）。而只有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知识范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朱迪丝·库克和玛丽·福诺将性别在社会研究中的重要性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最能代表女性主义的观念是将女性置于研究的中心”，将女性以及与男性的关系作为社会研究的重点；其次是“重视被传统社会学所忽略的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认定现有的社会实在是以压迫女性、强化男性统治为特征的；再次是“将研究者作为一个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性别人来看待”，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同时影响了社会学的分析和解释程序，而且也影响了研究者本身。女性主义认为知识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父权制，“知识必须以一种可以被女性用于改变他们的受压迫状况的方式来引领和分析”。因此女性主义强调知识的变革力量，并且相信能够产生与压迫不同的另类知识的可能性（Cook & Fonow, 1986）。

　　2、新型的知识主体以及主客体关系

　　女性主义对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模式的批判之一，是认为这种研究的主体是抽象的、冷漠的、脱离了情感和价值需求的超验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是彼此分离和对立的。而女性主义所宣称的知识范式完全打破了这样一种规定，还原了研究主体作为具体的人所具有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并倡导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非等级制的、参与式的互助合作关系。

　　哈丁明确阐述了女性主义知识主体所具有的新特性：1）这些主体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是打上了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烙印的人；2）这些主体与他们研究的客体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差异。因为影响知识客体的社会力量同时也影响着它们的主体以及整个研究计划，客体本身也不是外在于社会文化因素的自在（out there）的东西，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一部分；3）作为知识产生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体，还包括具有特定共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共同体；4）女性主义知识主体是多元的、异质的、甚至冲突的、不连贯的，而不是像经验主义所宣称的是统一的、同质的和连贯的。因为女性主义知识来自多样化的不同的女性生活经验，不存在所谓典型的或本质意义上的女性生活可以作为知识的起点（Harding, 1993）。这样“研究者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以一个无形的、匿名的、权威的声音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具有具体的、特定的欲望和利益的真实的、历史的个体”（Harding, 1987: 9）。因此在女性主义研究中，研究者本人的阶级、种族、文化、性别和价值观念等必须置于他们所要描绘的框架中去，使得研究本身获得一种反身性，也就是在看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同时，看到自己作为研究主体的对象性，使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偏见和假设尽可能地清晰明了，也更容易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理解他们的感受（Sprague & Zimmerman, 1989）。这也是女性主义试图调停主客体之间僵化的分离关系、打破主流模式的“伪客观性”的重要一步。

　　强调女性经验的特殊价值，将研究者本身的个体经验运用于研究计划，是女性主义研究强调的特色之一。与主流研究将研究者的个体经验视为可能造成对客观性的玷污、因而必须排斥在研究过程之外的做法不同，女性主义强调这种来自日常生活的、有关研究者自身的活生生的个体经验是知识的重要来源，可以矫正那种抽象的、无激情的所谓客观性的虚假形象。如史密斯一直致力于倡导从自己的个体经验出发作为研究的起点，她认为研究主体不是超验的、价值中立的，而是存在于其自身的生活以及与他人关系的现实当中。因此知者应该是情境化的（situated），他们始终是所研究的社会的参与者，同时研究本身也成为一种参与形式。她倡导重构社会学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改变提问的方式，使研究对象作为同类主体的声音得以显现出来。“这种重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将社会学家置于她所在的具体情境之中，也就是置于她所了解或将要了解的行动的开端；其次是让社会学家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成为构成她的知识的主要基础”（Smith 1987b: 91）。

　　女性主义研究认定女人对她们自己生活的叙述、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以及她们解释自己故事和经验的方式构成了有效的、可知的经验材料，因此研究关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被访者之间深深的和谐关系（Bloom, 1998）。许多女性主义者推崇“让女人研究女人”的方式，认为在这种研究关系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享着作为女人的共同经验，作为主体的自我的知识与作为客体的他者的知识之间是相互构成的，她们有共同的兴趣和关注点，因而更容易形成彼此平等和对话的关系，避免出现实证主义框架中的等级权力关系。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通过讨论厘清所要研究的主题，通过交流各自的经验加深理解。在具体的对话情境中，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的主体性都不会被忽略，女人之间的交谈可以以更加自由、互惠的方式进行，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父权制方式的参与式的研究关系（Acker, Barry & Esseveld，1991）。

　　为使这种新型和谐的研究关系得以实现，女性主义者尝试了许多方法和技巧。比如，许多女性主义者相信量化方法更容易导致研究对象的物化和被操控，在主客体之间形成等级关系，因此极力推崇质性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深度访谈、民族志、文本分析的手法等等。欧克利在对访谈方法的分析时指出，教科书中的访谈范式要求访问者作为一个收集材料的工具，同时被访者常常被操控、被非人性地对待，以提供研究所需的信息。也就是说即使在质性方法中也不一定能避免权力关系，访问者应该以个人的身份投入到访谈过程中，与被访者之间建立亲密互惠的关系（Oakley, 1981）。因此非结构式的访谈被认为更有利于跨越横亘在访问者与被访者之间的鸿沟。

　　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马乔里·戴佛（Marjorie Devault）认为，对语言的关注——从女性立场出发的对女性谈话和倾听的意义的理解，构成了女性主义研究计划的核心。在传统的性别主义研究程式中，女人的谈话常常被视为不重要的“闲话”或者琐事的表达而被排除在经验材料之外，这种排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女人对公共话语的贡献，限制了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途径（Devault 1999: 59-60）。女性主义学者戴尔·斯本德（Dale Spender）指出，女人在公共场合经常保持沉默，是因为女人受到男人更大的社会权力和控制的影响，以有限的、在个体和制度两方面都受到规训的方式说话。这种独特的说话特征不能视为女人在语言技巧上的缺陷，而应视为对她们说话制约因素的合适反应。她认为女人对女人的谈话（woman-to-woman talk）与男女混合群体中的谈话就非常不同，在这里女性对话者更擅长彼此倾听，这种方式给女性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说话和交流的机会（Spender, 1985）。因此女性主义运动中广泛运用的“意识觉醒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作为一种有效的女人对女人的谈话方式，被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推崇为发掘女性经验、让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一种方法论工具和核心技巧（Cook & Fonow, 1986；Devault, 1999）。

　　3、立场论与知识的情境化

　　在有关知识何以可能的争论中，一个始终绕不开的问题就是客观性问题。女性主义虽然对实证主义的客观性原则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大多数女性主义者仍不愿意最终放弃客观性这个概念而落入相对主义的指责中，而是以各种方式对客观性原则进行了重新诠释，其核心特征就是强调知识的情境化（situatedness）。

　　建构所谓女性主义客观性的努力在不同的女性主义者那里展示了不同的面貌，比如朗基诺的“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Longino, 1993）、凯勒的“动力学的客观性”（dynamic objectivity）、哈丁的“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多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Haraway, 1988）。这些新的客观性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研究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主体的具体历史性和反身性，以及研究过程的情境性、女性日常生活和经验立场对于知识构成的不可替代性。因此知识的情境化虽然不是女性主义最先提出的概念，但是将这种情境化理解为对女性日常生活和日常语言的重视、以女性的立场和经验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却是女性主义知识范式所独有的。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知识范式带有明显的“立场论”（standpoint theory）倾向。

　　立场论并非简单意指女性主义研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事实上它已经成为女性主义认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影响深远的一个流派。多罗西·史密斯、桑德拉·哈丁等人都对此有过著名的论述。史密斯在1992年回应女性主义同行对她的理论的评价时说，她的计划是建立一种始于女性经验现实的社会学，这项计划可以用“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经验”、“女性的立场”等词汇来表达（Smith, 1992）。她相信女性立场存在某种特殊的东西，并试图把它融进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这样一种社会学将人们的经验和行动的情境与关于社会组织与关系的说明联系起来，通过对外在于统治机制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分析，揭示影响我们生活的社会统治关系和组织形式。这样的知识是建立在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基础上的、世俗的、特殊的、地方性的、从女性自己的身体立场出发的，不同于官方的那种普遍的、外在的、超地方性的、客观化的版本。在关于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的论述中，史密斯还强调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目的并不在于解释人们的行为，而在于说明日常生活中所镶嵌的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Smith 1999: 45-46）。

　　如果说史密斯的立场论更加强调知识的情境性基础的话，那么哈丁关于立场论的描述则更强调作为研究主体的边缘人立场的优势所在。哈丁认为知识是社会情境化的，处在不同地位、立场和经验的人群提供了知识的不同来源。那些处在社会阶层顶端的统治群体，由于缺乏审视他们自身优势地位的批判眼光，在见识上反而处在劣势地位；而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由于受到压迫和排斥，反而找到了一个审视和批判主流社会的很好的出发点。因为边缘群体提供了特有的需要说明或研究的重要问题，而统治群体往往没有能力对现有的理念提出质疑，也就是说研究主体的社会情境和立场推进或限制了他们自身的知识生产能力。因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从女性经验和立场作为出发点产生的知识，应该比主流的男性知识更少偏见、更少扭曲、更具有客观性（Harding 1986; Harding 1991; Harding 1993）。这样立场论就公开将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放在了讨论的中心，试图对不同社会情境对知识产生的影响做出因果性说明。这意味着它不仅承认社会因素是知识生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而且把社会因素本身看成了知识构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立场论主张传统的客观性承诺并不能保证其结果就是社会中立的，政治和文化经常成为囚禁知识的“牢笼”，然而应该看到政治和文化也可以经常充当知识的“工具箱”的角色，促进新视角的产生。因此具有政治和伦理导向的、处于社会情境之中的女性主义研究，往往能够成功地产生出经验上更加准确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说明，从而扩大人类知识的视野。哈丁强调指出，“一个概念框架越表现为价值中立，它就越有可能助长统治群体的霸权利益，越少可能觉察到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因此我们不需要——事实上也不能——在‘好政治’和‘好科学’之间做出选择，立场论主张前者可以产生后者”（Harding, 2004）。立场论实际上描绘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上的劣势如何可以转换成一种认识上、科学上的优势，当然这种认知立场上的优势不能视为是被压迫群体天然具备的。相反，立场是必须通过被压迫群体的斗争获得的，是需要通过科学与政治二者共同努力做出的。“与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启蒙思想不同，对于一种通过努力获得的立场来说，科学与政治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获得要求一种独特类型的知识，而那样的知识只有通过政治进程才能产生”（Harding, 2004）。

　‍　关于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几点讨论‍

　　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新主张在立场论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然而它所遭遇的批判和质疑——无论来自主流学界还是来自女性主义内部——也是最为集中的。可以说女性主义知识范式是伴随着争论成长起来的，这种争论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的大背景中获得了一种空前的意义和机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诞生于现代启蒙运动理想、并浸润了后现代理念的女性主义，却同时遭遇了来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两边的批评（Ramazanoglu, 2002），从这些批评与争论中我们可以条分缕析出女性主义身上所承继的现代性遗产和愈益明显的后现代转向。

　　1、性别、女性、女性主义：身份的危机

　　性别在女性主义的修辞中始终是一个最为基本和核心的概念。女性主义批判的起点是将性别区分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同时“努力将性别‘去自然化’，并赋予其社会文化的内涵”（Flax, 1987）。对于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的强调构成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特色，它带来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一是“性别不再被当作一个简单的中性事实”，而是被看作是在关系中生存的，并且性别关系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存在已经被问题化了（Flax, 1987）。也就是说，性别关系构成了女性主义所批判的等级制的社会关系的一种；二是性别因此也成为用于理解和批判社会政治关系和体制的基本范畴和分析方法，女性主义运用它来说明和解释人类文化的二元体制和父权制的统治话语，以此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

　　然而这样的性别概念和分析方法隐藏着一种潜在的矛盾。首先关于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是建立在女性主义自身所竭力抨击的二元模式基础上，与西方传统中的自然/文化、身体/心智、女人/男人的两分法隐喻相对应，将性别本身归于非此即彼的男性话语，因而这种区分本身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其次，运用性别作为主要或唯一的社会分析范畴，也受到了一些黑人女性主义者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者的批评。他们指出并非所有女人都分享共同的生活条件、经验和立场，因此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抽象的、统一的所谓女性范畴，只有处在不同生活境况、具有不同经验立场的支离破碎的（fractured）女性主体。这样，到了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和女性经验的多元化，强调性别、种族、阶级等不同社会因素对于女性的交叉（intersectional）影响，在研究中避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趋势。

　　然而这种来自后现代主义的对于性别和女性的统一范畴和性别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决定性作用的挑战，给女性主义自身的生存带来了危机。既然没有统一的性别和女性身份，就没有统一的女性立场和女性视角，那么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发生了动摇，或者说这种基础和依据是不确定的、可变的。这使女性主义遭遇一种两难的处境：为防止程式化的女性和性别概念遮蔽了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声音，必须强调女性生活的多样性，强调不同阶级、种族、宗教和性倾向的女性经验的差异，这意味着多种女性主义同时并存的合法性，也意味着放弃了与性别主义相对立的整体女性主义的理想；然而如果保留这种来自启蒙运动理想的女性主义普遍性追求，强调多样化的女性生活和经验的共同点，又有可能因为反映了某种特殊的社会经验、忽略了其它经验而造就一种类似于男性统治的新的霸权。

　　2、知识还是权力，学术还是政治？

　　女性主义知识范式最常受到的攻击之一是政治和权力在他们的知识框架中扮演了过于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而使知识归于权力、学术混淆于政治而失于偏颇，进而影响女性主义自身在主流学界的立足。这种质疑引出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知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出主体的权力，权力又以何种方式转化为知识？学术与政治的交融究竟是一种正面的因素还是负面的因素？

　　女性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孤独的个体严格遵循方法论规则洁身自好就可以完成，而是通过社会构建的、随历史不断变迁的群体成员的共识而获得，其中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压迫形式下的群体更有可能具备一种批判的眼光，这种批判的观点既产生于也建构于主体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所经历的批判性的情感反应（Narayan, 2004）。立场论强调这些被压迫群体如女性、有色人种、穷人等具备一种“认知上的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能够了解来自他们自身以及压迫者两种情境的知识，因而具有独特的“双重视界”（double vision）：既熟悉统治者群体所在的世界和话语，又熟悉被统治者所在的世界和话语，因而能够产生批判性的见解和更好、更真实的知识。然而既然知识都是包含偏见的、是受制于不同群体的社会定位和经验立场的，为何来自女性等边缘群体的偏见就比来自男性等主导群体的偏见更好、更真实？如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家詹尼·弗莱克斯（Jane Flax）所指出的，“我们不能一边主张：思想、自我和知识是社会建构的，我们所能知道的依赖于我们的社会实践和情境；同时又主张女性主义理论可以揭示永恒的真理。这种可能性已经通过后现代哲学家的解构而受到极端的怀疑”，在这种意义上，“任何女性主义的立场都必然是偏狭的”（Flax, 1987），女性与男性一样无法免于自己所在的社会经验的侵害，无法真正从自己所参与的统治关系和文化束缚模式中解脱出来，因此女性作为弱势和受压迫群体在认知上的优势从何而来就是难以解释的。

　　立场论虽然强调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和建构性，但是依然主张经验在知识构成中的重要性，并强调经验、立场的差异与知识、见解的差异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这很容易导致相对主义的危险：即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经验、见解是无法相互沟通和理解的，这样实际上也就摧毁了女性主义本身的存在基础。因为在一些社会情境中，不同种族、阶级、宗教和性倾向的女性之间的差异可能比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和更具影响力。因此如果承认女性和女性主义的多元化生存，就无法否认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的共同点和沟通存在的可能性与意义，这样的话有关女性和其他受压迫群体的认知优势就无法贯彻到底。女性主义的知识范式虽然试图通过立场论的解说，将女性权力与政治上的劣势转化为女性主义知识和学术上的优势，但这样的尝试至少是有缺陷的。女性主义试图打破认知与社会、学术与政治的僵化二分，厘清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实践二者之间的关系，说明女性主义运动的成功如何影响了更大范围内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成功，将女性主义的政治与正义目标与知识本身的解放与被解放统一起来。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受到了来自两边的攻击而让自己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

　　3、建构论与相对主义的陷阱

　　女性主义主张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因此是公开宣称的建构论者。建构论经常需要面对的是相对主义的指责，然而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今天，在学术界这也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称谓或评价。所以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将自己与相对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这当然部分归因于他们明确的政治诉求，同时也反映了女性主义在知识问题上始终没有放弃启蒙时期所描绘的“更好、更正确、更真实”的理念。

　　女性主义立场论在1980年代形成之初明显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而表现出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姿态。立场论学者越来越强调知识是情境化和视角化（perspectival）的，强调知识是产生于多样化的立场的，而这两条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知识范式的核心内容。随着立场论的发展，女性主义面临的难题首先是必须考察知识如何可以是情境化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其次是必须考察我们如何可以在承认差异的同时不排除批判主流并坚持可行的女性主义政治的可能性（Hekman, 2004）。这表明女性主义想要解释女性主义知识的有效性而又把自己从相对主义阵营中择出来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必须回答许多相应的问题。

　　哈丁在回应人们的相对主义指责时说，立场论赞成一种历史的、文化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而拒绝理性判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Harding, 1991）。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主张所有知识都是社会情境化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通过批判性的评估来决定哪些社会情境倾向于产生更加客观的知识。哈丁主张继续保留“客观性”的概念，但是这种客观性并不宣称自己为真实的信念或者具有超越历史的特权，而只是相信从女性生活出发的研究比始于男性生活的研究可以导向更少偏见、更少虚假和歪曲的社会建构知识。因此立场论试图在超越历史的普遍性和绝对的相对主义之间进行调停，形成一种两极之间的中间立场（Hekman, 2004）。哈丁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放弃了“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的知识目标，而女性主义虽然承认有许多种讲述故事的不同方式，但是依然相信从女性立场出发可以提供一种更好、更真实的故事讲述方式。这种辩护的问题在于，为避免落入知识的相对主义，女性主义知识范式又一次落入了他们自身所竭力批判的主流男性知识主张的两大弊病之中——对文化相对主义的坚持和对认知相对主义的反对恰恰体现了传统认知与文化的两分法理念，而对所谓“强客观性”的追求也正体现了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共享的元知识叙事标准的话语主张，这种话语主张在后现代女性主义那里遭到了严厉的挑战。

　　尽管这样，女性主义立场论还是对西方知识范式的转换做出了重要贡献。用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的话说，它挑战了传统知识范式中的男性主义真理观和方法论，建立了一种另类的知识图景，“构成了与现代主义的一个认识论断裂”。在它所倡导的新的知识范式中，“既要拒绝知识和真理的普遍定义，也要拒绝其相对定义，而代之以所有知识都是情境化和散漫化的概念”（Hekman, 2004）。因此女性主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种社会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在以妇女或性别为研究对象的狭隘知识领域，而是代表了一种以性别为切入点、挑战霸权话语、强调多样性、地方性和情境性的新的知识范式，它所推行的批判性和宽容性并存的方法论取向为女性主义的政治和学术发展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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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