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现代性

　 【内容提要】资本现代性概念较之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为好。理由有三：其一，从根性上判断，资本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加接近现代社会的最本质层面；其二，从发展脉络来看，资本现代性发展历程囊括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阶段和内容，并不断创新和试图超越它；其三，从当前中国转型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来看，超越的是资本现代性而非仅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有辩证地看待资本现代性，尤其是当前中国资本现代性的特殊性时，从观念、体制、手段和社会层面的超越才能成为可能。

　　 【关 键 词】现代性；资本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性

　　 一、资本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

　　  当今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与现代性密切关联，而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特质所呈现的多重维度和多元样态让不少学者为之着迷。它包括马克斯•韦伯、格奥尔格•西美尔、尤尔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让-鲍德里亚、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等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启蒙和理性化、工具与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民族国家、个体权力、全球化等问题的思考。现代性所涉及的问题规模和复杂性都是空前的，然而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面临问题的讨论，马克思恐无法绕过。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都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但他们对现代社会的洞察，尤其是以资本运作逻辑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剖析无不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间接诊断①。与其他学者只注重从观念、价值、文化、心理等层面来理解现代性的观点不同，马克思哲学认为需要以生产方式为主要维度进行理解分析。用资本逻辑的外化和扩张并结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以及全球化眼光看待现代性，而这也正是马克思分析现代性的独到之处。②

　　 由资产阶级所开启的现代社会中所呈现的种种景象，即所谓现代性，不外乎是资本逻辑的外在表现与结果。马克思哲学对以资本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无论从规模、形式还是内容，都展现了独特的气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当今全球化的历程正是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断扩张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预言③。马克思所观察现代社会的资本维度与其他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资本”的现代性批判。当着眼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生产所开启的现代社会这一理论视角来观察现代性时，资本现代性便凸显出来。但是，学者郗戈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现代性是一种资本主义现代性④。

　　 所谓资本主义现代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特定现象，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形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框架，一方面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主导了当今世界现代性的主要形式。因此有必要超越它⑤。诚然，不少学者都有类似表达，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曾经指出：从资产阶级开启的这个社会呈现的种种景象——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⑥。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还是资本现代性？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活水”来做一番考察。

　　 从理论上来看，虽然“现代社会”、“现代”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常常是通用的，但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一直是马克思关注的重中之重。他对资本的独到见解使其视域中的现代性呈现出鲜明的“资本性”，这和其他关注现代性的学者相比更具备一种称之为“资本”现代性的类型学研究。

　　 第一，马克思关注的现代性，资本居于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资本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现代性在马克思的视域下更多的是资本肇始的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性，也即现代性呈现出明确的资本逻辑，并且马克思等人将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核心意象加以审视，分析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本的研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开启的现代社会研究的起点。

　　 第二，马克思观察现代性的视角为“资本”。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社会纳入其研究的宏大视野，其目的是明确的——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形态更迭(转型)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路向从而界定当下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可能的出路，而这个可能出路最现实、最可实践的基础就是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然而，作为肇始现代社会的资本主义有很多对象都值得关注，如宗教、政治、文化等等，之所以一针见血地选择“资本”作为其关注现代性的独特视角，是因为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独特逻辑——资本逻辑——贯穿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资本生产面前，传统的“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⑦。因此，资本成为马克思关注现代性最佳选择，也是最深刻的选择。

　　 可见，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理路来看，资本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现代性更符合马克思研究的初衷。当然，资本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现代性有一些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某些理论视角的重合。

　　 首先，从发生的时点来看，至今为止的资本现代性最为成熟的表现形式恰是资本主义现代性。虽然说它们之间的起点有先后，但无论是问题意识集中阶段还是呈现的总体性框架特征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这就导致很多学者将资本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甚至直接使用现代性一词，其结果将“现代性”一词“多维化”和“复杂化”，而这显然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其次，从问题关注的集中性来看，既有的研究，无论是资本现代性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都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这种特定形式的现代社会，它内含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形式现代性的困境、危机、后果的关注，尤其是当今社会的生态和社会危机以及文化领域发生的诸多冲突，均视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而问题的实质恰恰是资本现代性使然。

　　 但是，如果仅从西方学者的研究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定关注出发，来生搬硬套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恐不符合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无法深入解读当今中国转型社会的现代性独有景象和未来可能的发展图景。因此有必要区分两种现代性理论的差异并对不同研究对象的界限厘定。

　　 从逻辑阐释和中国发展的现实来看，资本现代性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概念更具现实性也更具研究价值。理由如下：

　　 首先，从研究的对象来看，资本现代性关注的是现代性本身，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关注的是资本主义这种特定形式的现代性。中国社会发展并未也从未全盘西化过，因此不存在像西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但是我们并不否认存在一些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类似因素的现代性气质，而这只可能说是一种资本的现代性。

　　 第二，从本质上来看，资本主义现代性并非从根性上认识现代性。正如郗戈承认，当前盛行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确为现代性的特定形式⑧，然而特定“形式”并非“实质”。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必须从实质上超越，从根性上超越，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主义最为本质的逻辑是资本。也就是说，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才是需要被认知和超越的对象。

　　 第三，从内容覆盖面来看，资本现代性所包含的合理和不合理的因素都孕育出了资本主义这种特定形式的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所包含的一些合理因素可以在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发展，例如改革开放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就部分地引入并改进了资本现代性的合理因素，在中东、拉美等其他一些非资本主义国家也能看到明显的资本现代性的痕迹。可见资本主义现代性只是资本现代性诸多可能的独特形式，这也为重新审视资本现代性提供了反观视角。

　　 第四，从发展的历程来看，资本现代性囊括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定阶段：包括时间的起点和引申的范围，并且还在进一步催生超越当前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创新因素。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性的主要和特定形式，有其历史的渊源，但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并未超越自身资本现代性的逻辑，并且资本主义现代性是资本现代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大行其道，形成时空领域内一定结构性特征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有其自身巨大的缺陷，例如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危机和困境，需要回到资本现代性的起点上重新寻找创新因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世界，从而导致《资本论》脱销便是明证。

　　 第五，从发展的空间演进来看，资本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现代性更具空间穿透力。首先，资本主义现代性并未在所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尽管资本主导的现代性合理因素部分引入，却尚未全面展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性框架，至少在社会及政治层面尚未展开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特征，虽有资本现代性的因素，却无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性框架。充其量只能称之为资本现代性。可见资本现代性比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空间上更具穿透力。

　　 总之，当我们国家不会也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现代性时，我们需要克服和超越的是资本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在马克思本人的研究理路中找到相关线索——无论是《共产党宣言》还是《资本论》，马克思批判资本现代性的前提在于辩证地看待资本现代性，一方面它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上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将其运作逻辑广泛应用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而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可见，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超越的对象是资本现代性而非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前提在于正视当今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本现代性问题及原因⑨。这使得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能够厘清“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逻辑和价值关涉。

　　 二、辩证地看待资本现代性

　　 既然处在转型加速期和矛盾多发期的中国社会需要超越资本现代性，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理解和认清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一再重申“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借助“资本”现代性。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体国民“中国梦”的实现，也离不开资本现代性，一方面，以其强大驱动力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融入国际市场，而现行国际市场规则无疑是发达国家资本现代性的产物。因此，无论是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出发还是从现阶段国情以及国际发展大环境出发，资本现代性无疑有着进步意蕴。但是，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使用资本现代性的同时需要警惕其负面因素，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廓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内涵及其可能导致的问题。

　　 (一)资本现代性的积极意义

　　 从资本现代性与传统社会的关系出发，它无疑有进步意义。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资本现代性是社会发展到近代瓦解传统的最强大力量，它的发展有其历史性。马克思也曾经预言，对于传统社会而言，资本生产的力量所向披靡，征服一切落后民族，使得“东方从属西方，农村从属城市”。我国一直是传统农业国家，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无法创造较大的生产力，从落后农业国进入社会主义必须面对生产落后的国情，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是当前低下的生产力向高级过渡的较好方式。马克思甚至断言，资本主义能使生产力得到充足的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出供所有人受益的价值⑩。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引进资本现代性也是对不发达社会主义的“补课”(陈云语)。

　　 第二，从发展的机制来看，资本现代性有其自身合理化的一面。(1)从动力机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资本都居于经济发展的核心层面，资本驱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至少在当前转型社会发展阶段，资本现代性有其合理化一面；(2)从运行机制来看，资本运作的载体无疑都是市场经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单纯的经济运作机理而言，其运行方式和目的都需要资本不断增值，牟取最大利润，形成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

　　 (二)资本现代性的消极意义

　　 首先，从发展的代价来看，资本现代性也带来诸多负面问题。主要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资本现代性的代价与作为特定形式，特定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代价相似。尤其体现在生态环境危机上，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也一度产生了生态灾难和环境恶化，而且至今威胁犹存。当前我国发展也导致生态环境面临同样厄运，伦敦的“毒雾事件”就给我国不少城市的雾霾敲响了警钟。然而，资本主义现代性可以通过资本现代性时空转移发展代价，使得更大范围的全球化危机无法避免，进而“人类无处可逃”(11)。因而出现了第二个层面的危机：资本现代性自身无法克服的时空和制度化危机。

　　 第二，从发展的结果来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态势恰恰伴随资本现代性的扩张历程，从全球视野来看，绝大多数国家引入了资本现代性而非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一方面，日趋紧密的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将各国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不同的经济体在同一个世界市场中不同程度地扮演各自角色，获取不同环节的资源、市场和利润，形成国际分工，使得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制度贯穿世界；另一方面，资本现代性的全球化必然伴随危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复杂性骤增且风险不断呈现全球化特征，例如近几次的经济危机，虽然只是源于个别国家的金融资金链断裂，但结果却波及全世界。因此，资本现代性的发展结果也使得其潜在危机被进一步放大成为可能，不同国家面临同一个发展大环境，各国都在这个大环境中彰显各自特性，施加自己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该如何认识并利用好自身资本现代性的特殊性呢？

　　 (三)我国资本现代性的特殊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个时期的资本现代性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比有许多不同点，这也给超越提供了可能。为此进一步结合当前我国转型发展的实际，从宏观社会领域的抽象层面来厘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现代性的特殊性。

　　 第一，当前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一种典型的“嫁接型”资本现代性，这种嫁接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上：(1)从技术层面上看，我国的资本现代性的内核是市场经济体制嫁接在社会主义制度上，一方面形成一种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造性结合物；另一方面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修正也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超越；(2)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我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我国的社会文化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系统性和延续性，且自身并没有孕育出资本现代性。因此，外来资本现代性的强势进入，从社会文化层面上打破了固有的平衡，这也是当今社会层面出现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而这种嫁接型资本现代性间接表现为“无根性”。

　　 第二，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无根”的现代性。在韦伯看来，西方资本现代性的萌芽与宗教精神密不可分。当然，资本现代性的萌芽还伴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也就是说，它的成长有着与之密切配合的“伴生环境”，并且一旦资本现代性遇到危机也能从这些“根”和“伴”中汲取合理性因素从而修正自身的发展，获得一种自洽性。当前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直接引入资本(经济领域大规模引进外资)的结果，突出表现在工具性上，一旦出现问题，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和生态层面都缺乏纠错机制，整个社会运行显得非常被动。这在当今中国资本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已经初露端倪。因此，中国需要超越资本现代性，培育出植根自身文化传统的中国现代性。

　　 第三，我国引进的资本现代性没有血腥的原始积累。纵观世界历史，资本现代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大都伴随着对其他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疯狂掠夺、压迫等不正义手段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2)。我国的资本现代性是直接由政治主导移植的产物，没有类似欧美发达国家的血腥史——如果说有一些资本原始积累的话——也是国家层面对国内人民尤其是农民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后的转移支持，并且我国资本现代性的发展历程比之欧美短很多，它的发展呈现点、线、面逐级扩张，在时空上不断压缩历程。于是这样的资本现代性显示出另一特性——“时空压缩”(13)。

　　 第四，我国的资本现代性还呈现非常典型的“时空压缩”性。这种典型性表现为，启动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和时间跨度都前所未有(14)。纵观欧美，从资本现代性的萌芽到发展出相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无不经历了数百年历史，中间还经历各种“主义”的修正(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等)。而我国的资本现代性发展浓缩了欧美的历程，呈现“中国道路和模式”特性。一方面，成就斐然，让世人惊叹，甚至惊呼“中国模式”(15)；另一方面，问题空前复杂纠合，代价异常深刻。这两点都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论无法照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将西方自视为普世价值的霸权话语重置于地方性知识层面。因此，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转型发展问题需要贯透资本现代性的中西方话语，从而为进一步找出可能超越路径提供线索。

　　 三、超越资本现代性的路径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既需要辩证地看待“资本”现代性，需要正视问题的核心和本质，同时更需要不断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合理约束、控制和超越资本现代性，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需要凝聚经济社会发展共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现代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资本现代性，本身就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能够利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体现了社会制度的包容性和经济体制的兼容性。当然，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资本现代性有其合理性成分，需要被善加利用，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尽管资本现代性的进入可能会有阶段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路径依赖，但从实际来看，社会主义制度底线保障了社会公平正义；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代价，尤其是资本现代性发展路径依赖下产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态代价、社会代价，这也是西方发达国家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反思结果。当有了关于发展的必然，以及代价的必要和不必要共识，才能最终形成推进发展和抑制代价的合力。

　　 第二，从体制层面来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法制经济，市场是资本现代性的运行载体，市场环境必须有法制化保证才能奠定资本现代性发展的基石，规范其发展的方向，确保其在合理的区间内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底线不能被资本现代性腐蚀，法律制度构建的核心维度不是资本现代性盲目增殖，而是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资本现代性既有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倾向，又有引导人们创造财富的冲动，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保持资本现代性的张力。用法律的基石来构筑经济社会发展的平台，防止资本现代性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更要防止资本现代性演化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危险。

　　 第三，从调节手段来看，利用科技手段和税收体系节制资本滥用。资本现代性的核心是资本增值，而资本增值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集中体现为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过程。从操作层面来看，科技和税收手段均能起到一定作用。首先，科技手段调整增值过程，约束增值周期，为生态和社会适应赢得缓冲时间。众所周知，生态、自然周期相对缓慢，而资本运作速度相对较快，自然的降解、吸收和再生能力远远落后于资本生产和消费的速度。这就必然导致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资源能源枯竭等诸多难题(既然当今中国资本现代性进程中最基本问题是自然周期滞后资本周期，那么协调它们之间发展的节奏便成为必要)。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中，科学技术进步首先被寄予厚望。科技在协调自然周期和资本周期之间起着重要作用，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或许科技进步能缓解生态环境危机。其次，税收制度上，西方社会较为完善的税收体系通过转移补偿不断修复资本现代性导致的社会分化和生态损伤。从而保持社会相对公正，人与自然和谐，克服资本现代性的极端。尽管有些问题只是得到部分修正，如新的全球性生态问题和世界性金融危机不断爆发，但从技术层面来看，至少当前科技和税收作为一种“保守治疗”的手段在当前还无法也不必“根治”的前提下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从现实社会来看，需要培育社会力量，加强社会控制。资本现代性肇始于资本的社会性也最终会受到全社会的控制。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无论是出于“经济人”假设还是出于“社会人”假设都很难笼统地概括处在现实中的人——谁是“经济人”，谁又是“社会人”？社会的复杂性既源于处在社会中单个人的人性的丰富性也源于独立于单个人的社会系统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并没有将它用纯粹的经济学理念来分析，而是熔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于一炉)。在经济系统中，资本现代性处在绝对的领导地位。它是动力之源、核心之要。然而社会系统也有着自身运转的逻辑，人与人的交往频率，情感的培养以及文化的熏陶，惯习、风俗的习得等等。社会作为复杂系统，可以培育社会力量、社会组织来约束经济的单一行动，从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反思来看，恰是唤醒了对资本现代性的警惕。因此，加强社会控制的前提是重建社会自主性，释放社会活力来控制或影响资本现代性的急剧扩张。

　　 总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合理利用并试图超越资本现代性。它至少蕴含了两层含义，首先它需要超越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且这种超越是可能的，一方面，中国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和国情，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性自身面临难以克服的矛盾，已经暴露出发展的困境，因此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告诉我们此路不通。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超越当今世界盛行的资本现代性，也即它需要超越资本逻辑，防止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全面侵入。

　　 从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虽然才刚刚发育，但是它有资本现代性无法比拟的广阔前景。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性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也即大范围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可以有更大的制度基础应对，从而克服了资本现代性狭隘的制度基础；第二，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内化了人类未来生存的美好愿景，它更关注科学合理可持续发展，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而不是仅仅为了实现资本增值的当下需要；第三，与中国的现代性相比，资本现代性核心是资本逻辑，它只能满足少部分的利益，而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核心是整体社会，也即它需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如今资本现代性作为西方的产物，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全球化过程，认识它有必要还原到我国转型发展的前置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国情——它有着极为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当前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必定充满艰辛，需要借助资本现代性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不但在于能够利用资本现代性，还在于能够用好资本现代性，只有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和解决不了的难题，才能真正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注释：

　　 ①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②丰子义：《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当代解读》，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③张传开、方敏：《马克思哲学视域下的现代性》，载于《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④⑧郗戈：《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3、42、48、51页。

　　 ⑤郗戈：《“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意识》，载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

　　 ⑥[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⑨韩庆祥、张曙光、范燕宁：《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詹姆逊认为，至今在研究资本及其代价(危机)的领域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不可逾越的高山。每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来临，《资本论》总是最先被抢购一空。尽管当今社会中危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如各种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生态灾难以及全球化的社会风险等等问题的出现，但其核心本质和基本逻辑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分析和见解。尤其是当今资本现代性后果中出现的两大危机——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仍在马克思关注的视野之内。可见，用马克思观察资本现代性的视角有其非常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⑩[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任文科、郑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61页。

　　 (11)[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谷蕾、武媛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

　　 (13)[英]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3页。

　　 (14)尽管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被动地开启过现代化的大门，但历史的发展断断续续，最终大规模推进资本现代性并将其引入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到如今也不过三十几年，但是我国资本现代性启动的人口规模之大、地域之广、程度之深、强度之烈，均前所未有。其他一些后发国家也实行过跨越发展战略，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也呈现出时空压缩性，但规模和程度以及成就和后果都没有中国突出。

　　 (15)郑云天：《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评述》，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