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摘要】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的历史渊源关系，也由于它们具有的相近的批判性特征，使这种思潮不仅在欧美发达国家盛行，而且也对当代中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所以，应当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去理解多元状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它在当代中国的“嵌入”所产生的矛盾应当从中国现代性运动的特殊性中去理解。由此激活的视角，使跨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研究具有了历史性突破的契机。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现代性

【作者简介】许明（1949—），男，江苏省苏州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长、总编辑，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这一命题从狭义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内部的一个学理分析。这个命题的合理性在哪里，就看你如何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了。有人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特指的一个流派和历史阶段，那么，这个特殊的阶段过了以后，你说它终结了，也有在理之处①。也有人说，要从广义上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思潮，那么，它非但没有终结，甚至可以说兴旺得很。所以，对这个命题的讨论，其意义不应当在于“终结”两字，而在于你如何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一

　　 从中国的语境来看，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是没有积极意义的。中国学术界，甚至是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广义方面的。之所以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因为其主要产生在欧美西方世界，更重要的是其有意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分道扬镳。但是，作为一个总体上的称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渊源于马克思主义，而又对现实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社会思潮。在整个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理论状态。他们根据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所存在的问题，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融合，力图在理论上激活经典马克思主义，从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理论逻辑。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来，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进一步发现作为总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各种理论的分歧和变异，发现即使在在西方学术界，也存在着诸如“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对不同理论流派的命名。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有别于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他者”来考察其对于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价值。②

　　 在西方文化思潮中有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左翼思想传统，它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这股左翼思想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当下现实问题的敏锐观察正是其生命力所在。近两年里，笔者多次参加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学术会议，亲身感受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热气腾腾的“入世”精神。过去，我们更多地知道有来自国际思想界右翼的指责，如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的弗朗西斯·福山等人，都是指责中国的自由主义（或称资本主义）道路走得不够远。而近年来召开的世界马克思大会，中国学者普遍感受到的是来自国际思想界左翼的批评。对于他们的批评或误解，中国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首先，中国学者承认国内某些不良现状的客观存在；承认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带来的种种问题。但是，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这些负面问题，如贫富差距问题、“三农”问题、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艾滋病问题等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加以解决。

　　 其次，中国学者在向左翼学者介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同时，也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包含着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中国目前的情况可以和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前言描述的德国情况类比，既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不发展。有限度地容忍某些资本主义因素，是现阶段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追求纯而又纯的欧式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空想性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问题的误读，在于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近百年的经验、现代化的特殊性和国情的认知体验不到位。他们从一般社会主义的原理出发要求立即实现全社会的公正、公平、全民医疗、失业保险、消灭贫富差距等问题，至少，在他们的判断中还缺乏对中国由于缺乏制度性信仰体系（例如宗教）、由于多民族问题的复杂性、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遗症、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形成的历史包袱所带来的种种特殊性的感觉。

　　 西方发达国家的颇为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呢？有几个前提是他们共同遵循的：第一，他们都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上理解社会主义，这与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1844年的工人运动中的社会主义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平等、反对剥削童工等，而今日欧洲社会主义讨论的是“劳动过程的异化”或者“进步如何成为问题”——显然，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之后产生的“社会主义问题”。第二，今日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出发点是具有“世界立场”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已不仅仅局限于本国的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状况。他们从全球角度看待新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时代的南北矛盾和对立，从世界范围看人类遭受的不幸和痛苦。第三，他们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最缺乏的是对“中国经验”的认知——1840年以后的中国遭受屈辱和压迫的历史；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历史选择；红色风暴席卷的20世纪上半叶以及“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独特的中国经验。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考，应当提到更广阔的思想运动背景来看这个问题。

　　 二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特殊性。中国的现代性特殊性究竟在哪里？20世纪特别是近三十年来，现代化的进程使对中国社会的评价和感受处于混沌状态。如果从比较现代性的视野来看，我们可以把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线索作一条线来描述，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性发展的历史线索作另一条线来描述。那么，这两条线有什么状况呢？在公元5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共同达到了文化高峰。公元5世纪以后，直到公元12—13世纪，西方开始了中世纪。从16世纪左右进入了漫长的现代性过程，到了18世纪最终完成了现代性的精神要素。18世纪筑成的高地一直发展到现在。再看另外一条线——中国。中国和西方不一样，中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这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高峰。宋明理学是这个高峰的精神总结。此后，封建社会的精神发展开始下降，晚清走到低谷以后，中国的现代性进行艰苦的跋涉。也就是说，19世纪中期，中国开始了西方15世纪的历程，时差有三百年。所以，中国现代性进程形成了特有的四个悖论：

　　 首先，现代性反封建传统的历史要求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获得尤为艰难。反封建不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初期就已获得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现代性获得相伴随的逐步克服的历程。

　　 其次，现代性要求的工业革命自然生成的基础与中国基本没有工业革命自然生成的基础之间的矛盾。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发生于两个基本的事实：一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极不充分；二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对中国社会文化自然演化进程的打破，这是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

　　 再次，现代性与资本运动的天然联系的历史要求与中国进入现代性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这是与第二个特点密切相关的问题。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偏离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判断，这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在破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四百年发展而奠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

　　 最后，现代性要求的普世价值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现代化进程在当代更体现为全球化浪潮，体现为伴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文化多样性的侵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至关重要的问题。

　　 对这四个悖论，中国学者目前还没有很好地解释说明，但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们的特殊性。我们在怀疑模仿西方现代性的同时，又在肯定现代性的成果。所以，对这场特殊的现代性运动，中国学者的态度也很矛盾，不能简单地以什么主义来定义。

　　 然而不幸的是，从欧式社会主义模式来衡量今日中国，从全球资本主义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从对中国经验的漠然来谈中国的现代性……这一切都构成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的“误读”。所以，我不赞成那种把“西方思想”与“西方马克思”截然区别开来的观点。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经验”，是指对现存的西方社会的综合状况的一种“体察”，无论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理论建构和问题意识都来自于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提升。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两个层面上讨论社会主义：第一，在社会主义的普世理念的理解和阐述上讨论；第二，在欧洲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讨论。而这两点，与中国问题、中国情况、中国经验、中国特点相去甚远。与中国情况相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独自阐发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方学者所理解的那样可以成为全球主义的普遍理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误读应当引起中国学人深刻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唯西方思想为马首，走马灯似地对西方思潮进行轮番介绍和引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不例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因此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理论资源和写作灵感。许多话题本身就是在西方背景下提出的，而不是中国式的提问方式。它说明，站在西方问题的立场上会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出现偏差。我们有必要更加重视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意识。了解这一点，就能知道，我们为何既无法赞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我们的批评，也无法完全赞同“新左派”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批评。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误读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改革开放以后，一代学人经过反复地向西方学习、反复地向中国经验学习以后，我认为已经到了反思主体性状态的时候了。这个反思让我想起了18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康德的天才也在于反思，反思什么呢？反思人的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反思知识是如何具有理性的，反思组成知识的根本规则、理性原则是什么，反思人类是如何获得知识的。他并没有研究生物学是什么、物理学是什么，他研究的是获得生物学、物理学知识的规则。这种反思影响了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学整整三百年的发展，直到今天。我认为，这种哲学的反思精神应该对今天的中国人文学者有所启迪。我们忙忙碌碌一个多世纪，不断向西方学习、向古人学习，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使用的原则、方式、立场、观念合理吗？有逻辑必然性吗？很多学者只是对客体进行描述，并不反思主体描述的合理性、逻辑性。我们现在不是像康德那样作出最抽象的最本质的最普遍性的哲学规则，我们要反思中国学者一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对客体描述的同时，还应该提出反思主体的任务来。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提出我们的知识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被生产的。

　　 中国的思想传统基本上是实用性的，这成为了我们思维的逻辑格，就是偏重于对客体的描述，对经验的描述。不仅“经验”是对象化的存在，同时它对客体也是对象化的存在。不仅“我注六经”，而且“我”描述经验。经验从哪里来的呢？经验也是客体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向西方学习，把经验性的方式学会了，对他们描绘客体、解剖自然的方式我们也很用心，但我们恰恰忽视了西方哲学中和中国经验相悖的部分，例如康德的传统、笛卡儿的传统、维特根斯坦的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对主体精神活动的合法性进行根本性反思。相反，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这一切，都与传统中国的经验性导向互相映衬，形成了中国的考据学、考证学、描述学。做学问要方法论证，要收集资料，等等，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什么时候问过它的合法性、合理性呢？什么时候问过知识的可靠性呢？这些知识是合理的吗？是合法的吗？大量的资料证明，经过近三十年的新思潮的发展，我们在精神上所生产出来的东西有些是不合法的，是虚假的。

　　 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恰恰暴露了在经验论上接受的矛盾。可以说，维特根斯坦是反本质主义论的理论代表，但是，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论并不是指一切都是虚无的。他所说的反本质主义论是指在人类精神世界中有一部分不是没有本质，是无法追求本质的，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反本质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本质的。维特根斯坦根本没有否认经验存在的一部分实体是可以被描绘的，超验部分是非本质的，是不能寻求本质的，而经验部分是可以被描绘的。维特根斯坦的美学就是停留在描绘上的，这种描绘怎么会是本质主义呢？相反，很有本质成为客体的可描绘性。所以，我们今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恰恰是对传统经验论的接受，把西方思潮中的反本质主义变成了虚无主义，变成了对客观世界都不可知的反本质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误读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错误和无用。其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新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研究和批判。这其中体现出难能可贵的理论勇气和批判精神。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他们所致力于的理论建构，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思潮中的生机与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其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如何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如何克服中国的现代性悖论，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锋芒的同时又积极地参与社会变革和理论创新？这些都需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重要的理论参照系，对其理论主张、方法和问题意识进行积极的汲取与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思考和解决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有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它远没有“终结”。

　　 【注释】

　　 ① 张一兵教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正是在这种狭义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础上提出的。他不仅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明确的时间、思潮和代表性人物的限定，而且特意强调其“逻辑终结”，意指其理论发展动力及其可能性的丧失。

 ② 正如英国新左派理论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种种的分歧和对立，却仍然构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