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及困境

内容提要】 百余年来的华北乡村研究，已经形成一套惯用话语体系。长时段视野下村落传统的形成与变迁的梳理、经验与理论的互证表明，冷水沟村借助优势传统和地近省城的便利，与外部市场联系不断增强，村落个性日趋鲜明，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既往研究却常常批评其封闭、保守、贫穷、落后。现代性主导下的乡村研究，形成了一套惯用话语体系，切割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地域性、连续性与整体性，误解甚至曲解村落历史与村落性质。要解决现代性话语困境问题，需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特别是要从长时段视野下考察，重视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凸显基层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 键 词】冷水沟村/现代性话语/近代华北乡村研究/满铁调查

　　 一、引论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问题一直是学界普遍关注的研究领域，涉及学科涵盖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民俗学等，参与者既有中国本土知识分子，也有欧美日韩的学者，成果丰硕。①这些研究对深入认识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特点，洞察乡村问题之根源，推动乡村乃至整个中国之发展，贡献很大。但同样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在此过程中近代华北乡村研究也逐渐形成许多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惯性思维和表达，影响了人们对乡村历史结构、社会性质及其发展路径的正确认识和设计。②对于这类现象发生的原因及其突破路径，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例如黄宗智关于“悖论现象与规范认识危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分析，③李丹对中国乡村问题研究中各类代表性观点的方法论考察，④以及赵旭东的“知识社会学反思”，⑤等等。但问题还远未解决。因此，在当下的华北乡村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中，许多“值得中国学者深思再深思”的惯性思维仍然大量存在。特别是许多研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例如，李丹就指出，马若孟批评黄宗智的主要理由是后者的研究“基于过于单薄和选择性太强的一些村庄，却要得出关于整个华北的结论”，但马若孟本人的研究分析却也因同样的问题而遭到威恩斯的批评。⑥这些悖论现象的长期存在说明，问题的发生既有思想层面的根源，也有学术方法层面的原因，而问题的解决不能单靠某个层面的努力，必须把文本梳理、话语分析与经验研究结合起来，重新考察和认识乡村问题发生及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

　　 济南冷水沟村为开展上述尝试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早在抗战时期，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下文简称满铁)为适应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就在此开展过内容丰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40年11月—1941年12月)。⑦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美、中等国的许多学者，又以上述调查资料或追踪调查为基础，从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该村的历史与社会结构，以及村落发展理论等问题，推出一大批相关学术成果，⑧其中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及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⑨更是在国际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从研究时间持续之长、参与主体之众、涉及学科之多、资料积累之丰富、成果影响之大等特点来看，济南冷水沟村的案例在近代华北乡村研究史上并不多见。但整体上看，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问题与前述华北乡村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有极大的相似性。缘此，笔者拟以满铁资料和地方档案文献为基础，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重建近代以来冷水沟的发展历程与特点，探寻其生成机制及变迁趋势；并系统梳理冷水沟的学术研究史，以之与村落历史经验比较，发掘其中的话语差异及生成机制，进而管窥近代华北乡村研究中的种种惯性表述及其困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二、村落空间与早期冷水沟村落社会特点

　　 有关近代冷水沟村的社会历史及其特点，学术界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极具启发意义的分析。例如，马若孟称其为“有一种现金作物、一种手工业和一个非农业就业机会的”、“生活水平高于大多数村庄”的村庄，⑩黄宗智称其为“具有高度发达的家庭手工业”的村庄，(11)杜赞奇将其界定为“宗教性村落”。(12)但总体上看，这些研究只抓住了该村落的个别层面，并没有对其整体历史轨迹、特点及内在逻辑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因而，也无法建立起对村落早期历史的整体认知，使长时段下的动态考察以及经验与认知的互证分析，缺少了一个可靠的历史基点。重新梳理分析满铁资料及相关地方文献，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和解读冷水沟村的早期历史，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基本面相。

　　 从社会经济层面看，村庄规模比较大，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到20世纪40年代初，该村已有360户、1800余口人，(13)规模不但明显大于周边村落，在整个华北地区也属于“比较大的”。(14)马若孟曾依据1941年满铁对河北顺义县的调查等资料，对其中42个村的村庄规模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是其中69％的村落不足100户，而超过200户者只有3个。(15)同时，冷水沟村还具有水稻种植的特色，村民“大部分从事打草绳的副业”，许多人还从事佃耕、木工、瓦工、酿酒、制糖、屠宰、商贩、当差、进城打工等兼业，(16)因而它在周边地域中“也是比较富裕者”，(17)很早即有“吃不穷的冷水沟”之誉。(18)

　　 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上，形成既重视习惯(convention)与情义、也重视契约与利益的传统。人们常常把遵从习惯看作思想保守，把重视血缘视为缺乏理性。满铁调查表明，冷水沟村村民的许多日常活动也都因习而成，如祈雨、分家、家谱存放、过继子嗣、看风水、街坊间称谓、典地、买卖中介，等等。特别是在传统礼仪方面，处处充满成文或不成文的观念与规矩，如若不遵从这些规矩，则有可能被视为“破坏村里习惯”的“恶人”。换言之，习惯为冷水沟村村民日常生活提供了行为指南与价值评判的标准，是维持村落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大量资料也表明，冷水沟村村民有鲜明的个体理性与自觉，有鲜明的契约意识，具有契约使用广泛性和契约程序严谨性的特点，特别是强调契约主体的普适性，在许多情况下虽父子兄弟亦不能例外。因此可以说，在该村村落秩序的维系上，最具关键意义的还是契约。

　　 在社会组织体系上，该村形成多层级、多功能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合作，既有常态性的也有临时性的，既有村落内的也有村际间的，既有生产性的也有消费性的。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三种：一是家庭，主干家庭或联合家庭在村内居多，个别甚至数代不分家，数十口人劳动生活在一起。(19)二是宗族。马若孟曾认为该村的家族势力较弱，理由是“有些家族有坟地，但它们既不收费也没有共同财产。家族成员只在婚礼、葬礼或儿子们分家时聚会。家长在做出重要决定前并不需要先与族长商议”。(20)他的这一判定，显然是受了华南地区宗族组织典型模式的影响。但事实上，该村主要家族的基本制度要件都存在，如族长、族谱、祖茔等，并程度不同地发挥着作用。这也说明，作为一种具备多种社会功能的合作组织，宗族在冷水沟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广泛的情感意义和现实意义。三是村政组织。到抗战前夕，该村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村级组织及其成员产生机制，虽然其构成与活动需要当局的认可且必须完成当局派遣的任务，但它们也是村民合作管理村落设施、治安、救济、纠纷调解等公共事务的一个平台。(21)

　　 在上述村落景象的形成过程中，下述两个因素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其一，特殊自然环境促成村落早期农业开发特别是稻作传统的形成。

　　 村落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它的存在和发展与特定的自然空间体系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农耕时代，自然资源状况对村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冷水沟村所在地区位于泰山北麓山前冲积平原和小清河南岸冲积平原的交汇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故早在商周时代该地农业即得到开发。(22)特别是受地质构造影响，地下水资源丰富，“常有喀斯特泉群出现”。(23)与此相应，村落内的农业生产资源也较好：一是泉水多，随地而涌，长流不断，即使地势稍高之处，挖井3-5尺深即可见水；二是土地品质好，基本上是产量比较高的银粮地和铜粮地。(24)村落的农业开发也比较早，到民国时期已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生产性用地约占全村面积的93％；(25)基本农作物产量也比较高。据满铁1941年对该村12个家庭调查，在五种主要农作物中，水稻平均亩产201斤，小麦177斤和高粱197斤，均高于战前1931年的全县同类作物的平均产量，(26)也高于满铁同期调查的其他村落，如山东恩县后夏寨。(27)

　　 在长期的农业开发中，该村逐渐形成了水稻种植的传统。黄宗智曾说，影响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因素有许多，但决定性因素是生态、交通和市场。(28)冷水沟村稻作传统的形成同样如此。从生态方面看，水稻的种植对热量、水分、日照等自然条件以及肥料、劳动力等社会条件的要求都比较高，因而与小麦、玉米、高粱等作物的普遍种植不同，山东的水稻种植“呈明显集中趋势”，主要分布在少数河谷、湖滨地带。(29)冷水沟村所在的小清河流域正是其中之一。早在明末，历城人刘勅就曾记载：“稻，历有二种，荆稻糯稻，荆可炊饭，糯可酿酒。”(30)从交通和市场看，冷水沟村地处济南近郊，傍依着一个规模较大的消费群体，而稻米又被视为上层社会的奢侈品，有“但供贵人口吻”、“自古贵人食肉稻”之说，(31)这对于稻作产品的销售极为有利。据1941年底的调查，该村稻米平均每斗14.8元，其价格仅次于小麦(20元)，明显高于高粱(10元)、小米(9元)和豆子(13.6元)。(32)此外，稻米产量也相对较高且稳定，一般亩产在250-300斤，明显高于小麦(200-300斤)、高粱(240斤左右)和小米(150斤左右)等作物。(33)对于这种比较优势，该村村民有着清醒的认识：“大米比其它粮食价格高”，“水田生产就是为了卖米”。(34)由此，该村的水稻种植获得显著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初水稻种植面积近1400亩，占该村耕地面积的33％以上，且“完全是商品作物”。(35)而同期山东全省水稻面积为20余万亩，仅占全部播种面积的0.1％。(36)

　　 稻作传统的形成对冷水沟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上是显著提升了其农业商品化的程度。黄宗智曾梳理过20世纪40年代满铁对华北33个村庄的调查，并把其中7个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超过30％者界定为“高度商品化的村庄”。(37)从前述冷水沟村水稻种植经营的情况来看，其商品化水平比这些村庄还要高些。二是该村形成了以稻谷和稻草加工运销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产业链。三是稻农的生产经营有明显的社会化特征，特别是劳动力、肥料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四是有效地缓解了冷水沟村村民的生存压力。据统计，1940年时该村超过87％的家庭拥有耕地在15亩以下，而其时家庭平均人口5人，每人生存所需土地要3-5亩，即如果单纯依靠农业，87％以上的家庭将处于温饱线之下，甚至处于贫困和饥饿状态，是不可能有“吃不穷的冷水沟”之说的。(38)

　　 其二，地理环境对村落社会经济及文化传统的影响。

　　 村落是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单元，村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政治和社会空间体系的影响。就冷水沟村而言，具体表现就是它作为城郊村落而深受济南的辐射。自明洪武九年(1376)山东移治历城，济南就成为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尤其是教育与宗教文化特别发达，有“士好经术”、“学校如云，名里相望”之誉(39)和“五里一庵，十里一寺”、“有村就有庙”之说。(40)近代以后，随着胶济铁路(1904)、津浦铁路(1912)开通和商埠的建设(1904)，济南迅速发展为新型工商业中心城市，其市面之繁荣，“比起南京的下关，和杭州的新市场，要远胜数倍，竟可与青岛、天津相抗衡”。(41)

　　 冷水沟村地处济南近郊，传统时代村民徒步进城也能够朝出晚归。近代以来，火车、汽车和自行车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42)进一步密切了其与济南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两地间的商贸往来频繁，济南在接纳其稻米、草绳等产品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食盐、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资以及粪肥等重要生产资料。同时，城市的新发展也为村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进城经商、学徒、做工者越来越多，个别家庭的男人甚至全部在城里打工，只留下女人在家里耕种土地。从文化上看，文化中心济南带动周边村落形成了比较深厚的教育传统。早在科举时代，该村的私塾教育就比较发达，最多时一度达到7所，曾培养出举人。村里社会声望最高、土地房屋最多的家庭，都曾是科举道路上的成功者，这对激发村民的教育热情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辛亥革命后，该村也紧随时代变化创建现代小学，并借助村落人脉关系和地理之便，逐渐将村办小学发展为区(县)公立完全小学。抗战时期，一批因躲避战乱而离城返村的教师，在村民支持下创办具有中等教育性质的“农业补习班”，教育体系的层次因此有了根本性提升，也为提高村民受教育水平创造良好条件。据村民估计，20世纪40年代初村内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已达80％左右，80％以上的村民能识字和书写姓名。(43)虽然这种估计难免掺杂水分，但与1949年时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只有25％、文盲总数占人口总数80％的情况相比较，(44)冷水沟村村民受教育的程度仍然十分可观。特别是新教育的主导者多数是具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新派人物，不断地把城市里的新思想、新观念传播给青少年学生，显然有利于开阔其视野。(45)据初步统计，1939-1948年间冷水沟村小学高级班毕业的学生总数达100多人，其中多半后来在村落内外从事教育及各种行政管理工作。(46)

　　 此外，冷水沟村也形成了比较深厚的宗教传统。从时间上看，这种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间；从内容上看，既有佛教、道教等信仰活动，也有形形色色的民间崇拜；从组织活动上看，既有固定节日的祭祀，也有特殊时日的即时祭祀，尤其是在遭遇旱灾时，往往以村政领袖为中心，全村动员，组织祈雨。从村内所存碑刻文献来看，维系此项传统者不仅是村落内部人士，更有来自村落外的物质捐助和精神支持，其中包括身居济南的士绅与官员。(47)简言之，基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稻作传统和城郊之利，确保了近代初期的冷水沟村村民实现了相对较好的生存发展。

　　 三、社会变迁与冷水沟村村落传统之嬗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为目标，展开了持续而艰巨的探索，从早期的以集体化和工业化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改造，如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到20世纪80年代后以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形态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冷水沟村村落空间要素、村落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机制，发生巨大改变。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总体上看，以社会学及人类学学者的成果居多，重在现实政策的设计，而鲜有历史与当下的比较，特别是甚少关注前文所提到村落的基本面相及其支撑因素的当下样态。(48)

　　 透过村落档案的分析和实地考察，笔者认为，全面准确地认识1949年后特别是当下冷水沟村的基本样态，应该把握以下要点。

　　 (一)它仍然是一个规模较大的村落。据统计，1984年该村有3553口人，在所在冷水沟乡10个行政村中人口位居第一，远超其他各村；1987年有3382口人，是所在王舍人镇37个行政村中人口最多者；2006年有3230口人，在王舍人办事处所属各村中位居第三。(49)

　　 (二)它仍然是当地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落之一。据统计，1977年冷水沟村全部耕地均已实现有效灌溉，高产稳产田所占比例位居全县851个生产大队之前7％；粮食产量大幅度提升，不但在当地遥遥领先，(50)在全国也居于前列，成为当地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51)改革开放后，该村逐步实现从以农为主的经济向以工商为主的经济的转变。以其劳动力就业结构为例，1993年全村有劳动力1610人，从事农业者只有290人；2008年全村有劳动力1751人，从事农业者约有400人，其他则多从事建筑、工业、林牧渔、运输仓储邮电通讯、批零贸易餐饮、计算机及软件信息服务等工作。(52)村民收入逐年提高，1984年人均纯收入600元，1994年达到1305元，明显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近年来更是出现了多位资产丰厚的农民企业家。村民生活水平也显著进步，该村1994年通过小康村的评估验收，2006年村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0平米，有线电视、固定电话、互联网、自来水以及清洁能源的家庭普及率也在周边村落中居于前列。(53)

　　 (三)它的村政组织比较完善，功能突出。新中国成立后，冷水沟村很快成立了正式的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共青团、妇救会、民兵等组织，接管了村政权，完成了政治与社会重建工作。此后一直到当下，期间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巨变，相关村政组织的名称也多有变化，但人员构成保持了很大的稳定性、连续性，确保了组织的完整性与权威性。冷水沟村集体经济收入较为丰裕，2006年达到350余万元，在周边30多个行政村中位居第二；(54)村落公共基础设施亦有很好的改善，建有配置优良的专用村委办公楼、卫生室、文化站和健身广场，村落建设得到整体规划，所有街巷道路都实现了“硬化”和“亮化”，垃圾和污水实现了集中处理；社会保障措施也有显著改进，所有村民在村财政补贴下都参加了“新农村医疗合作”，70岁以上的老人及残困孤寡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生活补助。(55)

　　 (四)它的文化教育发展较为突出。其中，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它拥有一个覆盖周边数十村落、涵盖幼儿园小学初中、师资与设施都比较优良的教育体系，对于提高村民文化素质发挥了显著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来仅该村培养的各类教师累计就有157名，(56)这在整个中国村落体系中都十分罕见；二是村落社会文化生活颇为丰富，该村不仅编纂有村史，也有村民出版诗词文集，特别是师友、亲朋、夫妻间送迎吊庆、诗书唱和，颇有古风。

　　 分析上述基本面相的形成，固然要重视宏观层面国家政策的普遍性价值，也必须深入考察微观层面村落自身的特殊性。具体来说，以下两点尤应给予特别的重视。

　　 从直接层面看，传统城郊地利的延续和发扬无疑是关键因素。事实上，即使在高度集体化的时代，冷水沟村也从中获益甚多：(1)早在1956年，它就在上级政府和附近企业的扶持下自建电站，成为山东省首批用上电的少数村落之一，到1977年时已全面普及电力使用，特别是农业灌溉完全实现了电气化；(2)从1964年开始，它在城市企业协助下开展来料加工业务，缓解了就业压力、增加了现金收入；(3)当地政府利用村内“农业补习班”旧址开办“速成师范学校”、“农业中学”等，延续了村落教育传统，为村民创造了廉价而便捷的升学机会；(4)村民通过接班、抽调、考选等方式到城市就业，等等。(57)只是在当时的体制下，这一传统优势可发挥的影响有限。

　　 改革开放后，城乡间壁垒逐渐被打破，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自由流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大大拉近了村落与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这也使城郊之利的传统优势日渐凸显。近三十多年来，冷水沟村社会变迁的步伐与方向，很大程度上与其对该项因素认知与实践的不断深入有着直接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许多青壮年进入周边企业或城市企业务工；二是与城市企业合作发展乡镇企业，承担来料加工等业务；三是针对城市市场的需求，尝试开展奶牛养殖等新兴农牧产业。(58)这对改善村落社会经济结构发挥了显著作用。据1986年的抽样调查，非农收入大幅度提升，其比重已达到该村家庭平均全年总收入的76％。(59)

　　 但这些新兴产业大多存在规模小、分散和产品单一的问题。尤其是乡村工业，虽然技术水平并不高，但生产与管理知识都具有鲜明的外源性特征，远非村民既有知识和实践能力所能承担，因而在经历过短暂繁荣后，大多很快开始走下坡路，包括那些规模较大的来料加工企业，也因“管理严重滞后，人才短缺”而使“集体投入有去无回”。(60)有鉴于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冷水沟村一方面对旧的村办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另一方面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个园区的建设上。首先是奶牛园。自1999年开始，它在总结近20年奶牛养殖经验基础上，以“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为指导思想，先后累计投入近400亩地，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奶牛养殖园，将村内长期以家庭为单位散养的奶牛集中起来，进行工厂化的经营管理。2008年，该村奶牛存栏量一度达到7350头，占全镇存栏量的68.1％，(61)日产奶30余吨，成为全国百强奶牛养殖基地。(62)其次是工业园。自2002年开始，该村利用许多城市企业向生产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的城郊转移的机会，充分挖掘自身“土地多”、“地价便宜”的比较优势，通过土地“倒包”(村委返租村民土地)的方式，整合土地近1000亩，建成了自己的工业园。据魏亚妮的调查，到2008年，其工业园已累计引进民营企业50余家，该村在直接提高村民土地出租收益金的同时，还接纳了500余村民进入园区企业工作；此外，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也盘活了村落内的许多闲置资源，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63)对于两个园区的建设效益要做出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检验和观察。但就目前来说，它凸显了村落比较优势，推动了该村经济社会向自觉性和内生性发展转变，这是无可置疑的。

　　 从更深层看，村落自觉性与自主性的显现无疑具有更重要的作用。这在上述村落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中，有着十分典型的体现。对于如何开发冷水沟村的地理之利，改革开放以来的当地政府和学界人士也曾有过不少的思考和建议，但整体来看，这些建议大多或被直接拒绝了，或被证明是错误的。试举三例：(1)当地政府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建议要适应济南市场需求，利用水土好、劳动力多的优势扩大蔬菜种植面积。但在冷水沟村村民看来，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和传统，重新学习难度大、成本高，尤其是在其他村落已经开始大规模种植的情况下，再赶潮流容易陷入“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因而没有听从之。(64)与此同时，冷水沟村村民认为奶牛养殖是新兴产业，市场前景好，且村落内有着较长时间养殖业的经验和基础，(65)前述奶牛园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建设起来的。经验证明，冷水沟村村民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在笔者调查期间，冷水沟村的奶牛园仍然稳定地运转着，而一路之隔的邻村大片的蔬菜大棚，早已全部拆除，重新种上了粮食作物。(2)曾有学者主张冷水沟村的发展首选“仍然是农业”，但要“压缩甚至完全放弃粮食生产，改种蔬菜和水果”。(66)但笔者最近的调查发现，冷水沟村村民既没有首选农业，也没有改种蔬菜和水果，更没有放弃粮食生产，而是在维持部分粮食生产的同时，重点建设了两个园区。(3)曾有学者建议该村走工业化的道路，增加投资，加强技术推广和人才引进。但据笔者观察，到目前为止，对村落经济发展最有成效者反倒不是对工业的直接投资，而是利用了一种极为传统的、几乎没有技术含量的经营方式，即出租土地、以土地出租吸引外来投资，进而带动村落发展。

　　 当然，以上分析并不意味着当下的冷水沟村就没有问题了，事实上，自然生态的破坏、贫富分化的加剧、官民互信度的下降、社会凝聚力的降低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前述种种具有积极面相的内容，若想给予其更客观、全面的评价，也还有待于更长时间的检验。

　　 四、从冷水沟村看近代华北乡村研究中的惯性表述困境

　　 将此前人们对冷水沟村的观察、认知与上述村落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加以比较，其中固不乏深刻见解，但也有诸多懵懂乃至错谬之处。例如，说该村“没有任何互助合作传统”，(67)该村是“封闭”的，(68)其村民农本思想“根深蒂固”，生产上“很少顾及效益问题”，人际关系上“多疑和缺乏合作精神”，(69)其村民思想上“小富即安”、“留恋过去”，缺乏适应新环境的能力，缺乏革新与冒险精神，“缺乏企业家及其进取心”，(70)该村农产品“商品率很低”，“人口流动性不强”，“贫瘠地多”，祖祖辈辈“穷得叮当响”，村民“重感情轻法律”，村落“集体经济淡薄”，而阻碍其发展的是中国农民“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因循守旧、保守”的观念、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小农’生活观念”以及封闭的生活方式，(71)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做出此类判断者既有官方人士也有专业学者，既有本土学者也有外国学者，既有资深学者也有中青年学者。但值得深思的是，始终没人关注到这些悖论现象的发生及其原因。

　　 在笔者看来，悖论的发生与下述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

　　 从内容上看，缺乏扎实的村落历史研究。虽然研究冷水沟村的中外学者几乎一致声称，他们的研究以满铁调查为基础，或者是对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利用，或者是对满铁调查的延续。但仔细研读这些著作后发现，很少有学者系统梳理过这些资料，因此，很多人将村落的许多基本史事都搞错了。例如，马若孟曾援引满铁冷水沟资料认为该村全部4200亩农田中，有700亩用于种植水稻，“既没有经受过歉收的痛苦，也没有受到战争的负面影响”。(72)但事实上，当年参与该项调查的旗田巍曾指出：“全村共有土地约四十二顷，其中水田约十四顷，主要种植水稻”，“村落受战争的影响较大。治安维持由自卫团、铁道警备队等负责，村落劳动力要负责道路、防护壕的挖掘维修，粮食买卖受到管制，战争直接冲击居民的生活”；(73)另一位参与调查者内田智雄也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村庄的北、东、南几乎都被旱田围绕，只有西南部水田比较多，大约有一千四百亩，旱田和村庄面积大约是两千八百亩”。此外，还有更多的资料记录了自然灾害、战争等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种种影响。(74)再如，中生胜美曾认为，新中国成立前冷水沟村的女人们是“不参加生产劳动”的，(75)但满铁资料的许多记载表明，其时女人们既要负责日常家务劳动，“农忙时也下地干活”，有时还要到市场上(或走街串巷)做农副产品的贩卖活动。(76)此类历史认知上的错误事例尚有许多，不一一列举。有些研究也曲解了村落发展的历史进程。例如，相对于冷水沟村自身传统而言，许多本质上是回归性和修补性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一些研究中却被视为创新和发展，所谓“传统的以亲情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宗族关系、邻居关系、平均主义逐渐被商业交换、竞争、契约关系等制度化关系所取代”，村民“视野大大地开阔”，冲击了“陈旧的思想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农村那种封闭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方式，开始向开放型转变”，等等，(77)都是此种叙事逻辑的典型体现。当然，产生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研究较缺乏对村落历史长时段的系统考察。

　　 从方法上看，对村落性质的认识存在较为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在如何使用满铁资料问题上，参加过该调查的安藤镇正等人曾提出应从整体上把握和使用。对此，学术界也注意到了，黄宗智就曾引述这些建议说：“这批资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读”，如果只通过索引查看一些细节进而“来说明个人某些观点”，那“将会歪曲其中实际情况”；(78)杜赞奇也曾引述说：“利用这批访问资料的最好办法是泛读和精读结合，而不要零摘碎取。”(79)不过，黄、杜等学者也没有做到这一点。黄宗智仅仅从村民“一般只和同村的人聊天往来”等个别现象，就断定鲁西北平原的大部分村民“有相当闭塞的世界观”，从个别村民长期担任庄长这一孤立现象，就认定冷水沟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对外界的反应“基本上是共同体的‘封闭’”。(80)这显然没有考虑更为广泛、复杂和多元的社会经济生活因素。对此，杜赞奇进行了批评，并从宗教、宗族、亲戚、军事性会社、水利组织等“村民之间以及村庄与外村人之间千变万化的组织及人际间的关系”，勾勒了冷水沟村的“开放性”特征。杜赞奇在批评黄宗智的同时，却也仅仅从村政人员组织集体祈雨这一现象，就认定“村领袖们的主要社会职责是组织宗教活动”，“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属于“宗教性村落”，(81)而没有看到“祈雨”既不是村政组织所承担之唯一职能，更不是其常态性工作。有些职能如国家差徭之征发、村落秩序之维护的重要性远在祈雨之上。有些传统如教育与宗教则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他没有注意到满铁资料多处记载，冷水沟村村民在自述其参加宗教性活动的尽因时，许多人表示那只不过是“根据以前的习惯做而已”，部分则表示对此完全不相信。(82)由此不难理解，面对同样的资料，黄、杜二人的解读结果却截然不同，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西方形式主义理论的思维局限，使他们自身也无法摆脱自己所批评的那些问题的影响。(83)

　　 上述问题的发生与近代以来华北乡村研究所处历史语境有着直接关系，深受以西方文化为底质的现代性思潮的影响。(84)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长期以来，“关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无论是批评还是服膺，均将西方发展模式置于支配西方和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诠释地位”。(85)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套常用范式和惯用话语体系，其意义毋庸赘言，但现代性价值及其思维方式的种种悖论与窠臼也就在所难免。例如，“缺乏历史性”和“偏重于形而上学”曾被视为现代性思维的两大结构性缺失，(86)上述的梳理证明，此前人们关于冷水沟村的种种误读也正是因此而发生。与此相应，许多具有鲜明同质化与本质化色彩的话语工具，也长期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向。以前述关于冷水沟村村民的种种思想批评为例，稍加分析即可明白，它本质上是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所言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象的翻版，(87)尽管两者是时空环境完全不同条件下的研究。

　　 总之，缺乏具体历史研究而将种种批评加诸冷水沟村，唯一合理的逻辑就是从研究者所秉持之价值、理论与方法上寻找根源，即他们的现代性追求。就一般意义而言，现代性话语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以之解读具体的村落如济南冷水沟村，则在某种程度上切割乃至颠覆了其历史传统的地域性、连续性与整体性。这既是此前冷水沟村落研究、也是整个华北乡村研究中各种悖论现象发生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如何突破既往华北乡村研究与乡村建设中的惯性表述及其困境，此前学术界的许多相关研究与思考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例如，黄宗智曾提出要加强微观社会研究和地方史研究，以避免学术理论运用上的诸多陷阱(如不加批评地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等)；(88)李丹曾强调重视不同理论框架在社会洞察力上的互补性与综合性，以避免“唐吉诃德式”思维(“预期每种制度会产生同样的因果规律性”)，(89)刘旭主张在底层表述上“大力地反对精英主义和反思精英意识”，(90)等等。特别是近年来以郭于华为代表的部分社会学者，为深入透视中国农村那些最普通的人们“在革命与宏观历史变迁背景下”日常生活的改变、记忆及其理解而开展的实证性调查研究，不但具有方法论意义，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观点。(91)

　　 冷水沟村的经验表明，践行上述主张固然重要，但更具有基础意义的还是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其中又以下列四点尤为重要。

　　 其一，对近代以来华北乡村问题的形成机制及其基本结构特征应该有清晰的历史认知。近代以来华北乡村问题的形成，与地层构造过程极为相似，是由不同层面的问题叠加而成的。首先是处于结构最底层的乡村社会内部的生存发展问题。它以特定的自然环境、政治地理与社会族群等基础性要素为基础，直接关涉个体、家庭、乡村的“生物性的生存”，吸引了乡民最多的情感投入和“内化最深”的态度关切，(92)形成了独特的村落传统，并在面对超越村落层面的民族、国家与社会时，又有坚定的自我利益关切，以及相应的判断逻辑和回应方式。这在冷水沟村的历史上也有持续之反映。(93)其次是精英分子基于理论工具而建构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乡村问题。它以现代性为价值标准和话语工具，为底层问题的解决带来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但精英阶层的外源性特征，又决定了其与村落内人士对问题的感知与利益的诉求有着天然的不同。既往的近代华北乡村研究、实验与建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种种争论，无论从思想渊源还是从组织渊源来看，其具体的话语、内容、主题虽因时代不同而千差万别，但骨子里却都是精英阶层的现代性意识及其表达。这是其自身内在性悖论及各种惯性思维与表达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其二，在观念层面，无论是对乡村社会发展历程的分析，还是对发展理论的研究，都要凸显历史意识。从理论与学术层面看，重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事实上做到这一点的学者并不多；应充分认识到任何历史现象的形成都不是某种单一的普遍性因素的产物，而是自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政治与经济、传统与当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长时段因素具有基础性作用。这是确立正确的历史认知进而确保发展方向正确的前提条件。

　　 其三，在政策与实践层面，要凸显基层意识特别是基层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所有实践活动都是在既定条件下展开的，这些条件是客观的，同时又因村落自然与历史的差异而是特定的；另一方面，作为实践主体的乡民都具有鲜明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即都具有深切的自我关照，(94)都是波普金所说的那种“理性小农”。乡村社会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乡村历史进程的多样性正是由此而来，也说明对乡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95)

　　 其四，在学术方法层面，要进一步凸显跨学科研究的价值与意义，(96)特别是正确认识和发挥史学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既需要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充分重视和吸收乡村社会史研究的成果，更需要史学家突破自我壁垒，高度关注其他学科的研究动态与走向，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田野工作的理论方法，促进自我发展，并把当下各种社会发展理论纳入自己的关注范围，对其热点与敏感话题给予历史视野下的梳理、分析与回应。正如原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终身教授巴克所言：“史学家不只是进行考证工作，更应该像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样对社会发展提出看法，有所作为。”(97)

　　 注释：

　　 ①有关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可参见王先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及展望》，《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张泰山：《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与成果回顾》，《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李善峰：《20世纪的中国村落研究——一个以著作为线索的讨论》，《民俗研究》2004年第3期；王先明、杨东：《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等等。

　　 ②因此而发生的争论情况，可参见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年第5期；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郑浩澜：《“村落共同体”与乡村变革——日本学界中国农村研究述评》，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第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228页；李金铮：《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十大论争》，《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等等。

　　 ③参见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3期；《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④参见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张天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⑤参见赵旭东：《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⑥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第323页。

　　 ⑦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東京：岩波書店，1955年。

　　 ⑧例如，內田智雄《中国農村の 族と信仰》(東京：弘文堂書 ，1948年)，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中生勝美《中国村落の権力構造と社会変化》(東京：厳南堂書店，1990年)，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利用了满铁调查资料，或以该资料为基础进行追踪调查研究。

　　 ⑨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136页。

　　 (1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44页。

　　 (1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02-116页。

　　 (13)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325頁。

　　 (14)旗田巍：《山東暦城県 水溝荘概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9頁。

　　 (15)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368页。

　　 (16)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6頁。

　　 (17)旗田巍：《山東暦城県 水溝荘概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9頁。

　　 (18)赵兴胜：《冷水沟村调查笔记(退休教师李廷夫、村民李延河访谈)》，冷水沟村，2009年11月15日。

　　 (19)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55-147、170-173頁。

　　 (20)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109-110页。

　　 (21)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7-54、269-351頁。

　　 (22)参见陈先运主编：《章丘历史与文化》，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5-26页；周书灿：《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性质问题》，《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

　　 (23)孙庆基等主编：《山东省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24)参见王文甲：《历城县田赋之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文资料中心，1977年，第11315-11318页；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156、180、269、284頁。

　　 (25)据满铁调查资料计算所得。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頁。

　　 (26)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70-173頁。1931年历城县小麦和高粱的平均亩产均为169斤。(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379页注⑨)

　　 (27)1941年后夏寨村的小麦平均亩产约60斤，高粱平均亩产约107斤。(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460頁)

　　 (28)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144、147页。

　　 (29)孙庆基等主编：《山东省地理》，第374页。

　　 (30)刘勅：《历乘》卷12，北京：中国书店，1959年影印本，第5页。从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早在商代冷水沟村附近即有水稻种植。(参见陈雪香、方辉：《从济南大辛庄遗址浮选结果看商代农业经济》，《东方考古》第4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7-68页)

　　 (31)刘勅：《历乘》卷12，第5、12页。

　　 (32)据《历城县冷水沟庄农家个别调查表(小作)》计算。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70-173頁。

　　 (33)此处系1941年5月16日冷水沟村副保长任自天在回答满铁调查时所提供数字，这与前述笔者对杨长成等12个样本家庭调查的同类作物产量的平均数相近。(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70-173、230頁)

　　 (34)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59、164頁。

　　 (35)旗田巍：《山東暦城県 水溝荘概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9頁。

　　 (36)参见孙庆基等主编：《山东省地理》，第362页。

　　 (3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44页。

　　 (38)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6、58、133、170-179、227-286、386-389頁。

　　 (39)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5页。

　　 (40)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济南市志》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4页。

　　 (41)倪锡英：《都市地理小丛书•济南》，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06页。

　　 (42)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编：《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頁。

　　 (43)当时参与调查的内田智雄等人曾根据其时县公署制作的相关调查材料认为，冷水沟“识字的人极少”。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编：《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16、55頁。

　　 (44)参见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7页。

　　 (45)参见华年联谊会编印：《冷水沟村教育发展概况》，冷水沟村，2007年，第9-15、45-62页。

　　 (46)参见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济南：济南海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第107页。

　　 (47)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3-30、59-62、75-95、333、392-395頁。

　　 (48)当然，也有个别例外，中生胜美即敏锐地意识到了稻作传统在村落早期历史中的巨大影响，观察到该传统在1949年后受自然生态破坏等因素影响所表现出的衰微趋势及其对村落发展的重大影响；但他因此而认定冷水沟村的发展日趋平庸，“成为一个很普通的村庄了”，则显然是直观印象思维的结果。(参见中生勝美：《中国村落の権力構造と社会変化》，第6、17-18、60、76頁)

　　 (49)参见《夏粮征收任务人均、亩均分配表》(1984年6月16日)、《王舍人镇一九八七年各村人均占有收入名次排队》、《行政村基本情况调查表》(2006年12月)，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3、卷8、卷246，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

　　 (50)参见历城县革命委员会编：《历城县一九七七年各大队基本情况统计资料》，历城，1978年，第2-213、220-221页；历城县革命委员会编：《历城县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历城，1978年，第13页。

　　 (51)据统计核算，1987年时该村每公顷耕地粮食单产量8393公斤，同期的山东省平均为4640公斤，全国为3977公斤。参见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28页。

　　 (52)参见《农村基本情况(王舍人镇冷水沟村)》(1993)、《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冷水沟村)》(2008)，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121、卷267，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

　　 (53)参见《1980年-1984年收入分配表》(1985年7月)、《实现小康之村检查验收表》、《行政村基本情况》、《行政村基本情况调查表》(2006年12月)、《农村基本情况及农业生产条件(冷水沟村)》(2008)，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7、卷39、卷246、卷267，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山东省统计局编：《山东统计年鉴199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171页。

　　 (54)《行政村基本情况》，2006年12月，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246，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

　　 (55)参见赵兴胜：《冷水沟村调查笔记(《冷水沟村志》出版座谈会)》，冷水沟村委会，2011年12月18日。

　　 (56)参见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第104-123页。

　　 (57)参见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35、101-123、176页；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史志编写组编印：《历城区教育志》，2004年，第113页；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第11、113-114页；中生勝美：《中国村落の権力構造と社会変化》，第13-22頁。

　　 (58)参见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113-114页。

　　 (59)《一九八六年农村住户总收入和纯收入(一)》，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1，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

　　 (60)参见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第13、184页。

　　 (61)参见《全社会畜牧业生产情况(历城区王舍人镇)》(2008)、《全社会畜牧业生产情况(冷水沟村)》(2008)，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档案卷266，王舍人镇政府统计站藏。

　　 (62)参见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第84、185-187页。

　　 (63)参见李廷夫主编：《冷水沟村志》，刘春财“序”，第2页；王艳艳：《城乡互动作用下发达地区城郊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以济南市王舍人镇冷水沟村为个案》，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第22页；魏娅妮：《探析工业园区对传统村落变迁的影响：以济南市冷水沟村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9年，第20-23页。

　　 (64)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56页。

　　 (65)王艳艳：《城乡互动作用下发达地区城郊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以济南市王舍人镇冷水沟村为个案》，第20页。

　　 (66)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312页。

　　 (67)《历城县冷水沟乡召开互助组代表会议》，《大众日报》1952年11月25日，第2版。

　　 (68)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2、273页。

　　 (69)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26、83-85、313-315页。

　　 (70)杨善民：《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探讨——对济南郊区冷水沟村的研究》，《文史哲》1996年第4期。

　　 (71)王艳艳：《城乡互动作用下发达地区城郊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以济南市王舍人镇冷水沟村为个案》，第31-39页；魏娅妮：《探析工业园区对传统村落变迁的影响：以济南市冷水沟村为例》，第22-33页。

　　 (72)参见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第98、104页。

　　 (73)参见旗田巍：《山東暦城県 水溝荘概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编：《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9頁。

　　 (74)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35、56、155-162、206-231頁。

　　 (75)中生勝美：《中国村落の権力構造と社会変化》，第4、30頁。

　　 (76)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63-65、79-114、232頁。

　　 (77)杨善民：《中国农村社区发展探讨——对济南郊区冷水沟村的研究》，《文史哲》1996年第4期；魏娅妮：《探析工业园区对传统村落变迁的影响：以济南市冷水沟村为例》，第24、28页。

　　 (78)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9页。

　　 (79)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5页。

　　 (80)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312、273页。

　　 (8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102-116、198、235、249页。

　　 (82)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1、31、60-61頁。

　　 (83)参见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84)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研究涵盖哲学、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因而不同学科对“现代性”的定义也各有侧重；但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即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族国家建设等历史进程密不可分，则为多数学者所认同。参见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0页；周宪等：《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页。

　　 (85)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18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刘亚丛、陈兆肆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86)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104、177-180页；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8页；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第121-127、190-191、212页。

　　 (87)李景汉编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5-736页。

　　 (88)参见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术界》2010年第3期。

　　 (89)参见李丹：《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第73、203、260页。

　　 (90)刘旭：《底层叙述：现代性话语的裂隙》，第208页。

　　 (91)参见郭于华：《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倾听无声者的声音》，《读书》2008年第6期。

　　 (92)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张恭启译，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9年，第74-75页。

　　 (93)例如，1949年前许多冷水沟村村民将政府征收的土地交易契税视为敛财而努力逃避之(参见中国農村慣行調查刊行会：《中国農村慣行調查》第4巻，第278-304頁)；而在集体化时代，政府虽然严格控制粮食的生产流通以确保“城市居民和军队的需要”，但仍无法杜绝村干部和群众的“少交、多留、多分”甚至是瞒产私分(参见徐经泽、杨善民：《现代化：乡村的选择——一个村级社?区的综合研究》，第40-42页)；至于当下，其工业园的建立固然有响应政府招商引资政策之意义，但也暗含储备土地的意图(参见魏娅妮：《探析工业园区对传统村落变迁的影响：以济南市冷水沟村为例》，第21页)。

　　 (94)人类学家对印第安土著部落社会变迁的个案研究，对我们理解这一点有极大的理论参考意义。参见史徒华：《文化变迁的理论》，第75页。

　　 (95)郭于华：《“道义经济”还是“理性小农”——重读农民学经典论题》，《读书》2002年第5期。

　　 (96)在这方面，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发展历程是很好的例子。参见王晴佳：《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97)转引自《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1990年第十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总结报告》，中国史学会秘书处编：《中国史学会五十年》，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第5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