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入现代性

我们进入现代性已经几个世纪了。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渴望现代性。它是指导西方社会整个生活的愿望。想成为现代人的意志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事实说明我们并没有成功地变成真正的现代人。我们觉得在某些时刻将看到的这一过程的终结，结果证明是不过是个幻觉，1789年、1917年、1968年和1989年只是谁也不清楚的道路上的令人失望的路标而已。以色列人实在幸运得很，他们在沙漠上仅仅摸索了40年。如果想成为现代人的意志无休止地破坏我们共同的生活条件，带来一场又一场的革命，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或者到达终点，我们可以坐下来休息，说“我们的使命终于完成了”，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能够这么长时间地渴望某种东西，而且接受常常令人失望的后果呢？有没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可能性呢？虽然现代性的种种迹象是令人熟悉的，无论是建筑还是艺术、科学、或政治组织，但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特征的共性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把它们归为同一类型。我们不知不觉进入到看似明显却说不清楚的困境中。

　　有些人倾向于放弃提出现代性问题的尝试。他们满足于我们已经离开现代阶段进入了后现代时期，放弃了西方进步的所有“宏大叙事”，虽然笔者并不敢肯定我们已经放弃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宏大叙事。我们或许在经历了这么多现代世纪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疲劳，但现代性的问题依然存在，其紧迫性并不取决于提问者的习性。只要自我认识对我们来说仍然重要，这个问题就会被一再提出来。即使我们并不宣称有了新的答案，至少应该有野心把这个问题重新带入到我们的生活中。

　　在不清楚某个东西的性质时，我们有时候提出它的起源和时间问题。在考察现代性问题时，这个途径有合理性，但它立刻产生了困难。从定义上说，起源是模糊的。我们很难辨认出第一个萌芽。人们很容易犯错误。我们应该从哪个时间段入手寻找现代性的起源呢？美国和法国大革命的年代18世纪吗？还是自然科学的观念得到深入探索的17世纪？还是宗教改革的时代16世纪？这众多的源头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因为现代性的确包括了宗教改革、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政治和民主革命。但是路德的信仰与伽利略的科学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没有一种能定义现代人的最重要思想和道德习性呢？或者我们必须屈服于现代性的元素凌乱分散的事实，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充满魔力的词汇把所有元素串起来？

　　让我们从刚刚提出的难题中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一点开始：我们一直想成为现代人，现在依然如此。我们未必确切地知道到底想要什么，但是在这种渴望中，我们确定了一个工程。现代性首先是一个集体工程，它在欧洲出现，最初在那里实施，但它注定是为了全人类的。

　　塑造一个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伟大的集体工程要求人们对自身的力量有巨大的信心。在这方面，现代科学的起源令人印象深刻：我们只提及两个先驱者培根和笛卡尔，他们俩都显示出非同寻常的信心，都认为新科学有能力彻底改造人类生活的条件。人们可能忍不住说，这是多大的信心，多么盲目的信心啊！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产生任何奇迹呢！比如，笛卡尔想象药品将极大地延长人类的寿命，而当时它其实什么病也治不了。

　　工程观念天生具有我们能行动的信念以及行动能够改变生活条件的信念。现代性的许多分析家坚持第二点，即现代工程的改造和建设的野心。但是我们不能过快地忽略第一点。我们能够行动，一个世界就被包含在这些话语中。人类一直用某种方式行动，但是他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能行动。人类行动中有些可怕的东西：让我们成为人的东西也暴露了我们的弱点，把我们从自我中拉出来，有时候造成我们丧失自我的后果。最初，人类聚集、钓鱼、打猎、甚至战争（打猎的一种）；但是他们尽可能少地行动，把很多事交给上帝，用禁令、礼仪、神圣的限制等考验自己。从历史上看，适当的人类行为首先表现为罪恶或者偏离。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是希腊悲剧揭示的东西：无辜的犯罪行为。悲剧重新记述了人类行动之前到适当的人类行为的转变过程。

　　所以，现代性可以被描述为集体行动工程，行动的大领域是政治学，它是有秩序的行动和实施的行动。这意味着现代工程必须被首先理解为政治工程；因此，我们必须把它放在欧洲和西方政治发展的历史中。

　　现代性的特征是运动，一个从来没有到达终点或者停下来的运动。除了西方文明还有其他伟大的文明，虽然这些文明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它们没有众所周知的历史运动。至少在西方带给它们压力和偏向而变成历史之前，它们是编年史而不是历史。但是在西方，人们发现运动的独特原则，这是最重要的特征。

　　西方的运动开始于希腊城邦的运动。有人说希腊人忽略历史，他们对时间有一种玩世不恭的理解，以历史为中心的时间如果不是开始于现代历史哲学的话，它开始于基督教。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希腊人非常熟悉政治历史的时间不可逆转性。亚里士多德和托克维尔一样有能力观察到在他的时代，民主是唯一可能的政权形式。

　　更准确地说，西方运动开始于希腊城邦的内部和外部运动，也就是阶级斗争和外来战争。城市是人类生活的秩序，显示了公共生活的领域，公共生活的管理和共同生活的实施。希腊城市是人类行为的第一次完整实施，是让行动变得可能和有意义的人类世界秩序，是人类进行第一次有意的行动工程的场所。就是在城市里，人们发现他们可以管理自己，学会了自我管理。希腊城市是人类生活产生政治能量的第一种形式，是对更高更强的人类能量的部署。不过，最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灾难中被自己的能量消耗掉了。

　　随后的西方历史总体上是不断重新寻找既能涵盖城市能量又能逃避城市命运的政治形式的过程。城市是自由的，但注定要遭遇内部和外部的敌人。城市之后的政治形式是帝国。罗马帝国是城市的继续，但是它部署了这么强大的能量以至于突破了加在城市上的所有限制，接纳了更遥远和更庞大的人口，直到它似乎要把全人类纳入其中。罗马帝国放弃了城市的自由，但是承诺了统一与和平。

　　当然，这个承诺没有兑现，或者没有完全兑现。但是，正如在城市中的情况一样，虽然帝国形式失败了，政治和精神能量却有一部分幸存了下来。不仅帝国思想贯穿于西方始终，罗马帝国的威望持续存在，这个观点不断以新的形式再现，而且成为欧洲的特征。这就是天主教或者普遍教会，旨在用新的交流形式把所有人重新团结起来，它比封闭的城市更紧密，比庞大的帝国更宽广。在西方的所有政治形式中，教会传播了最伟大的承诺，因为它提议的教会共同体即使城市也是帝国，但是这个承诺也最令人失望，因为它刺激了人类的渴望却没有带来全人类的团结。

　　虽然笔者用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的速度和灵巧简要回顾了欧洲前现代的历史，但它已经集中了展开论述现代工程所需的各种情景要素。欧洲人在城市、帝国和教会中分裂为各个派别。他们生活在这三种人类协作形式的混杂的、竞争的权威下。幸存的或重生的城市与罗马帝国竞争，实际上常常发生战争（现在被认为是神圣罗马帝国，即在现在的德国）；教会与城市和帝国竞争，帝国则与城市和教会竞争。这种混乱非常可怕，它是权威和忠诚性的冲突。现代工程正是想让我们逃避这种混乱，它取得了成功。

　　冲突与机构有关，但是更深刻地与激励欧洲人生活的生活方式有关。模仿谁？人们必须遵循耶稣基督提供的那种谦卑牺牲的生活模式吗？罗马提供的框架和作为最卓越产品的罗马战士公民的那种骄傲的，积极的生活不是更好吗？在调查了古代世界之后，欧洲人是应该崇拜加图（Cato）还是凯撒呢？欧洲人不再明白他们渴望哪个城市，或者不知道能够生活在哪个城市，因此不知道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在这样的极端困境中，解决问题的渴望产生了现代工程。

　　欧洲人发现自己被高高在上的相互矛盾的权威搞得困惑不已，圣经的话语、希腊哲学家的话语、罗马历史学家和演说家的话语，究竟该听从哪些？抛弃哪些呢？他们不知道。因此，他们不知道如何行动；他们不知道如何回应这个问题。怎么办？言论和行为分裂了。

　　现代时刻的特征表现在更加有力地把言论附着在行动上面。这是宗教改革的工作。上帝话语的权威已经被分裂为圣经和教会传统，但是圣经只有通过教会和教会的语言拉丁文的媒介才能接触。马丁·路德希望把基督教信仰直接与圣经上的上帝话语联系起来，通过拒绝教会权威的中介，把圣经直接翻译为信徒能够说和能够理解的语言。宗教改革者说“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

　　但是，恰好与路德同一时期的马基雅维利用最笼统的语言描述了核心问题是什么和政治性解决办法的原则是什么。问题和答案都出现在《君主论》的第15章：

　　因为我的目的是写一些东西，即对于那些通晓它的人是有用的东西，我觉得最好论述一下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论述事物的想象方面。许多人曾经幻想那些从来没有人见过或者知道在实际上存在过的共和国和君主国。可是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本段译文借用潘汉典译《君主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3页---译注）

　　马基雅维利决定写人类实际上怎样生活而不是在那些想象的“共和国或君主国”中应当怎样生活的理由是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就是人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差距。

　　现在，言行之间的最大差距是基督教话语引入的，它要求人们爱他们本能上恨的人（敌人）和恨他们本能上爱的人（他们自己）。马基雅维利第一个描述的现代政治工程因此是个回应，最初是作为对“基督教情景”的回应，这个情景的标志是不同权威之间的竞争，指代混乱、话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最重要的人们言行之间不道德的对立。

　　马基雅维利说的考虑“事物在实际上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意思呢？他打算准备一种完全摆脱了言论的（无论是宗教的还是其他言论）称赞或者谴责的行为方式，一种言论无法影响的行动，不管影响是机构的外部言论或意见还是内在的良心发现。分量最重的话语和影响行动最大的话语是“这好，那坏”。马基雅维利没有试图取消这种区分，他没有混淆好坏。相反，他鼓励人们准备好做坏事，正如他所写，在必要的时候“做坏事”。马基雅维利竭力要打破指导我们行为的言语壁垒，他相信这些话语不能给予我们多大的指导，因为我们的行动遵循的是天性而不是言论，但是它毕竟通过限制可能的或可设想的行动范围而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自由。

　　很难具体地说马基雅维利想象的新政治秩序到底什么样子。人们可以说通过把人类从言论中解脱出来，他让人们准备好采取任何可能的行动，包括最大胆的，最具野心的、甚至可怕的行动。

　　在欧洲剧场发生的最大胆和最具野心的行动中，现代国家的行动最具有决定性。正如我们看到的，基督教让人类行动的动机具有不确定性，在城市中必须具有权威的话语变得可疑。现代国家通过解决或克服冲突，通过垄断权威话语，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生产独立于所有意见的命令（包括宗教意见）成为主权国家。这些命令根据国家的最高权威决策授权或者禁止某些言论。最初国家并不知道自己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它试图与宗教意见或言论结合构成一种国家宗教。但是，随着国家的强大，它禁止的言论越来越少，授权的言论越来越多。一旦力量达到了最充分的程度，它就取消了言论限制，变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中立的”、“不可知论的”、或“世俗的”国家。

　　但是现代世俗国家只是解决基督教世界言行割裂问题的半个解决办法，这恰恰是因为实现其效率的条件之一是它没有自己的言论。但是，如果没有权威话语就不可能有人类生活。现代国家到哪里找到这样的话语呢？它在社会中找到了，国家变成了社会的“代表”。代表把社会的言论加入到缺乏自己的言论的国家的行动中。

　　因此，基督教时代的问题通过主权国家和代表性的政府解决了，也就是通过把我们的政权被看作一个整体。这里，笔者反对的不是描述这个机制或者简要描述代表性政权的历史。但是，有一点仍然必须强调一下。言行和解中的决定性因素是通过民族语言的展开论述、完善和传播而形成的公共话语。路德的宗教改革是精神的反叛，但它也是不可缺少的政治革命和民族复活。常常被人遗忘的是甚至在现代国家得到巩固和能够真正授权或者限制之前，民族国家已经在欧洲出现，作为基督话语的修正背景，普遍教会已经证明没有能力有效地教导民众。每个欧洲民族国家都选择基督教忏悔，它希望在忏悔下生活，经过多次尝试后将它强制在“主权”上。欧洲最初采用了“忏悔国家的”经典形式，很快就被绝对的君主权威取代，君主后来带来了“世俗化”；这是一种继承了最稳定的和持久的组织自我的形式。从那时起，在国家的公民对话框架内欧洲人寻求把言语和行为联系起来，把行为与言语联系起来。国家形式领先于代表性政府而且是政府的条件。

　　所以，西方历史在一种紧张关系中展开，一面是希腊城邦首先发现罗马共和国传统试图保留和扩展的公民行动，另一面是打开了政治社会中言行之间难控制的鸿沟的基督教话语，通过建议创建一个言行可以达到空前统一的新城市，在那里我们可以根据上帝的话语生活。人们发现实际的解决办法在一个因为忏悔而出名的国家，它由世俗国家掌管，由代表性的政府具体管理。这个解决办法既没有能量充沛的公民形式的简单化也没有教会形式的野心和准确性。西方在无休止地寻求把公民行动的能量和宗教命题的准确性结合起来的最终的彻底的解决办法。我们称为“独裁”的政权能够把最无法无天的最可怕的行动和最死板的意识形态和语言正统思想集中起来。难道我们不是在这样的政权中看到寻找这种最终解决办法的最邪恶的但完全可辨认出的术语吗？

　　在今天的欧洲，公民行动很软弱，宗教话语几乎听不见。但是正如我们从一开始就注意到的，现代工程仍继续进行。它只是因为惯性在运行还是我描述的仍然在进行无休止的探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描述一下欧洲有关言行关系的当前情形或许有点帮助。

　　针对代议制民主或议会政权的常见批评是它们议而不决，话语太多而无实际行动。比如，马克思谈到了“议会白痴病”，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喜欢引用多诺索·克特斯（Donoso Cortés）对资产阶级的嘲讽“辩论的阶级”（a clase discutidora）。但实际上，功能正常的代议制民主或议会制政权拥有令人钦佩的与言论有关的行动。在选举造势中，人人都提出各种各样能够想象到的无论是可能还是不可能的行动。选举结束后，赢得多数支持的人开始根据自己的言论采取行动，而没有行动权力的少数派必须满足于谈论以便准备下一次的选举。权力的这种来回转移或这种转移的实际的可能性对这种机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欧洲，这种安排已经遭到严重削弱，现在几乎已经面目全非。我们为政党冲突的减缓而庆幸，却又奇怪地把权力转移当作了不得的大事。政治风景已经变得平坦。曾经构成政治信念的感觉、意见和语言的网络已经散开。我们不再可能通过采取一个立场而赢得政治支持。难怪政治演员往往不加分别地使用所有政治语言。

　　政治语言与可能的行动越来越脱离没有任何实质关系。政治工程的观念已经名声扫地，因为它被简化为“承诺”。人们已经无可选择的想法或明或暗地传播到很远的地方：未来会做什么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形来决定。政治言论的目标不再是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而是仅仅竭力囊括政治言论的整个范围。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都承认行动和言论的相遇不过是独立的因果链之间的交叉而已。

　　言行分裂帮助解释了政治正确的新作用。因为言论不再绑在我们可以衡量的可能的或可靠的行动上，许多人认真对待话语就好像它本身就是行动，所以认定他们不喜欢的言论等同于最糟糕的可能行动。人们追踪那些冒犯他人的言论，并用病理学家的说法“恐惧症”（phobias）给它贴上标签。西方的自由进步曾经是通过看得见的行动为标准来衡量言论，政治正确则是通过看不见的意图标准来衡量言论。

　　本文突出显示的政治情景的特征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都能找到，但是它在当今欧洲有特别的表达形式。在欧洲，我们作为公民的言论不再重要，因为政治行动在某种搞不清楚的地方已经决定下来了，这个地方与我们的话语立场没有任何关系。人人都知道一个人能够说的最庄重的话语或全民公决时的投票对欧洲政治阶级来说无关紧要，这个阶级赋予自己领导的责任，主导“建设”统一的欧洲的必要过程。这个过程的必要性预先把所有政治话语的可靠性和合理性摧毁殆尽。

　　如果这个过程继续，欧元的金融危机已经给它施加了极大的压力，我们将很快抛弃代表性政权，回过头来求助于无言的诫命。这个诫命不再是至少占据了某种高度的国家诫命而是管理规定。我们不知道管理规定的来源，只是我们必须遵守它们。

　　随着曾经在国家框架内将行动和言论结合起来的代议制政权的终结或者弱化，现代政治秩序正走向它的终点。我们在见证文明运动与政治安排之间更深刻的分裂。日常生活的日益复杂性和越来越多的限制性特征以及我们越来越温顺地遵从的严格管理规定的网络肯定让我们变得更加盲目，看不清共同生活中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越来越多的混乱。我们在走向越来越薄的冰块上，随时有落入水中的危险。

　　事实上，我们或许在回到一种政治不确定性的情景中，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现代政治建设之前出现的情景。但是，两者存在重大差别。在前现代时代，城市、帝国、和教会等政治形式之间竞争，相互制衡，因此有必要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的形式。今天，情况倒过来了。我们发现的不是政治形式过多而是政治形式不足。至少在欧洲，国家已经丧失合法性和可靠性，但是其他的形式还没有出现。而且，唯一看得见的主导性观点一直是20年来往我们头脑中灌输的观点，未来属于一种越来越少地方性特征的文明和全球化过程，我们不需要政治形式。因此，人们已经看不到将政治性言行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技术规范和法律规定被认为已经足以组织公共生活了。

　　欧洲产生了现代性，长期以来，欧洲是现代性的主人和拥有者，几乎专门用来服务于自己的权力。但是这种转型工程注定是为了全人类的。今天，培根和笛卡尔在上海和班加罗尔的影响力至少和在伦敦和巴黎一样多。欧洲发现在自己用现代文明的手段武装起来的世界上，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精神上都处于被缴械的状态。很快，欧洲将完全没有能力保卫自己。长期以来，欧洲已经不能为自己辩护了，因为它用通向和平和统一的道路上的人性把自己搞迷糊了。

欧洲通过放弃自己的政治形式，据此尝试解决自身问题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欧洲剥夺了自己组成生活共同体的手段，在那里有最丰富的意义和相互争夺力量和优雅地位的多样的民族语言。接下来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