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的两种不同定向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当今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试图将启蒙精神和启蒙原则作为最内在的因素来探讨现代性的困境。而马克思以“资本”范畴将现代概念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揭示现代性存在论上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建制，并由此批判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然而，“现代哲学话语”没有充分理解马克思资本范畴的这种存在论意义，而是有意无意地将其指认为一种经济主义的还原论，错误地将马克思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理论进行坚持或批判。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奠基性意义在这种错误的指认中无意地流失了。文章的目的在于呈现马克思在“资本”范畴之下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同当今流行的“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基本差异，以突出马克思思想在现代性批判中的枢纽地位。

【关键词】现代性哲学话语 历史唯物主义 资本 资本现代性 存在论

　　“现代性”已经成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范式。仅就这一范式的流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自返的现代性现象，因为将社会历史时代作为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本身是以理性的自觉和主体的觉醒作为前提条件，意味着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成果。在这个意义上，批判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至少从精神上说内在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原则。[i]可以说，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全部过程，但是，如今在后现代语境中凸现出来的“现代性话语”却具有一种较为特殊的内涵，其“现代性”不是指现实历史存在的基本建制和基本原则，而主要是从价值取向、思维特征、叙事方式和精神气质的观念论层面来确定现代性的含意，“现代性”往往与启蒙精神、启蒙原则具有了一种同一关系。一些批判现代社会的理论就被指认为现代性的理论，因为它们具备所谓现代性理论的一些特征。在这种“现代性话语”之中，马克思在资本的名誉下展开的现代社会批判，本身却被当作典型的现代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因此，从理论上讲，应该清理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与当今的“现代性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呈现出马克思在“资本”范畴之下展开的现代性批判同当今流行的“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基本差异，以突出马克思思想现代性批判的基本定向和重要意义。

　　一、“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兴起及其基本主题

　　这里所讲的“现代性哲学话语”不是指具备现代性特征或坚持现代性立场的理论和话语方式，而是指从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后现代语境中凸现出来的各种关于现代性的言说，它把“现代性”本身作为课题化的理论对象。不论是对现代性的坚持还是激进的批判，这种“现代性哲学话语”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精神和意识的特征与指向，规划一种话语和思维方式的谱系，比如说在现代性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一种同一关系。由此种现代性话语勾画出来的“现代性”与启蒙精神具有一种直接的联系，概而言之，就是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由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就变成了在各种名誉下对“理性”或“主体性”的批判和反思，试图从意识或精神的意识形态层面探索现实历史困境的根源，而不是直接对现存历史经验本身的揭示。当今现代性话语的这一主题规定了其基本特征及其相应的限度所在。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ii]而从根本上说，这种“现代性哲学话语”的产生却根源于当代历史存在的经验变迁。如霍布斯鲍姆的书名所指示的那样，20世纪“掐头去尾”（1914－1991）可以看作是一个“极端的年代”。这个极端的年代中，“大灾难的年代”、“黄金时代”和“天崩地裂”是该世纪历史发展的三步曲，“短促的二十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iii]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十九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但是，到了二十世纪的灾难时期，“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危机20年的人间（即1973年以后的20年），处处回照出这片茫然的混乱局面。自从‘现代’于18世纪初出场，击败了‘古代’以来，但凡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项理念、前提——亦即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持有的‘理性’与‘人性’假定——如今却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iv]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和清洗与法西斯的大屠杀似乎分享着同样的“同一性”逻辑。可以说正是当代历史的基本经验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历史存在论境域。现代性批判就是面对此种存在论境域而产生的反思性历史意识，它试图直面人们的生存处境，尤其是战争和其他现代灾难事件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冲击，从理论上探索现代性困境的深层根源。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的《新版前言》和《意大利版》前言中突出和强调了这种历史处境对《启蒙辩证法》的重要影响。

　　《启蒙辩证法》可以说是现代性批判的一个奠基性的文本，它奠定了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主题：一方面，为后来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将现代性和启蒙精神直接联系起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提供了“现代性话语”中理性批判和主体性批判的母题。这两个方面是当今“现代性”批判的规范性前提，不论是现代性的坚守者（如哈贝马斯）还是激进的批判者（如德里达、利奥塔等）都遵循着这一基本定向。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启蒙精神的危机，就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宏大叙事的危机。一些人认为，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联盟构成了解放和革命的救赎论宏大叙事和强制性的同一化逻辑，它是现实历史暴政和专制的内在根源，法国大革命和斯大林的国内清洗具备同样的形而上学观念论基础。另一些人认为，不是理性和主体性本身出错，而是理性和主体性的没有得到充分的合理的发展，其现实的“异化”形态需要纠正。哈贝马斯相对于工具理性提出交往理性、相对于抽象的主体性提出主体间性，成为理查德?罗蒂所称的所谓“德国的理性拯救者”，他明确的将现代性命名为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对现代性的这两种不同论说，只是对现代性的态度上存在着显然的区别，而对现代性的理解路向是一致的，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一种观念论定位。这种“现代性”与社会学领域从制度的层面对现代性的定义有着显著的不同，比如说吉登斯的一种系统性的现代性定义不同。然而，在社会学领域，现代性的概念和现代化基本同意。现代化理论在上一世纪60年代的新起对应着上面所说的“黄金时代”，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根源，它要求积极地肯定资本的现实原则和意识形态要求，不是批判而是推进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工具主义理性等等，事实上构成了与前一种批判性的“现代性哲学话语”对立。

　　指责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导致灾难和恐怖就成为批判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立场，解放、革命被指认为一种宏大叙事的虚假承诺。后现代主义者为了反对这种现代主义，把自由、平等、解放等现代性追求从过去的普遍主义转化为微观的个体实践，根本质疑总体性的立场。将一种绝对的相对原则塑造为“宽容”“多元”的前提和基础，于是，差异、零散、他者、拼贴、戏仿等成为基本的诉求。今天，面对反抗资本的实践全面退却（不论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退却）和资本总体化的全面推进，此种“现代性话语”有意或无意地掩盖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资本作为现实历史建制的存在论意义，忽视了现代性意识形态与资本现实的存在论关联。本质上说，这种所谓的现代性批判不过只是触及到现代性的观念论层面。正如詹姆逊所说：“在当前的语境中，‘现代性’这个令人困惑的术语，恰恰是作为对于某种缺失的遮盖而被运用着，这种缺失指的是在社会主义丧失了人们的信任之后，不存在任何伟大的集体性的社会理想或目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社会目的的。宣扬现代性一词，以取代‘资本主义’，使政客、政府与政治科学家们得以混淆是非，面对如此可怕的缺失而依然可以蒙混过关。”[v]

　　当今流行的这种现代性哲学话语将现代性作为一种启蒙精神蕴涵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它只是从现实历史存在的观念论副本来理解和阐释历史。而且，当今的这种“现代性哲学话语”本身只是现实历史存在的观念层面，亦即是说，其本身应该在对现实历史的存在分析中才能得到合理的揭示和理解。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就是要揭示现代历史的基本建制，阐释存在的普遍中介，在这种对存在中介性的阐释中领会和介入历史。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开创了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而不是单纯观念论批判的路向。

　　二 、马克思“资本现代性”批判

　　马克思以“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概念化，他将资本领会为现代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马克思将资本作为现代最基本的中介性范畴来分析现代社会历史。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具有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意义，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批判等等都统摄于资本这一核心的概念，使各个领域中的批判具有一种内在贯穿的总体性，从而在现代性的批判中切中问题的根本。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可以称为“资本现代性”批判，这当然不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还有其他形态的“现代性”，恰恰相反，现代性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现代社会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现代文明就是资产阶级文明，“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

　　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vi]说资本不是物，是指作为资本的物并不是物作为物的物性，而是它的非物性，非自在的、社会的性质。作为物性的物仅只是资本的载体，成为社会性质的媒介。资本作为特定的生产关系，它通过物而存在，在物之中存在，作为此种物的特有的社会性质，与其说物取得了社会性，毋宁说资本就是社会存在物本身，社会存在物的一种典型的形态，它表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特定的存在方式。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而且是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的一种存在联系。资本成为存在普遍的抽象形式，不仅是物作为社会的物的抽象形式，而且是人作为社会的人的普遍抽象形式，资本家和雇用工人也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可见资本具有一种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对资本的批判将现代性批判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基础之上。

　　在资本普遍统治的条件下，资本成了存在的普遍中介。资本作为当代社会形态的基本建制，贯穿于存在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面貌、人们基本的意识形态，而且改变了与人类历史本质相关的自然形态，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这种存在论的普遍意义,不仅强调了资本在现代性分析中的意义，而且突出了资本在其历史哲学中的奠基性意义。他说：

　　“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综合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创造出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以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使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vii]

　　马克思将“资本”作为划分世界历史形态的核心范畴，不论是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还是五大社会形态理论，资本都是资本主义时代或者说第二大社会形态本质要素，是资本“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资本的这种意义就更显而易见了，前此的自然经济形态和后此的产品经济形态都在资本为本质原则的商品经济形态中得到领会和规定。马克思在《57－58手稿》中称第二大社会形态是具有关键性地位的“过渡”，资本摧毁了一切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同时为未来的人类存在奠定坚定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恰如其分地理解过去，还是恰如其分地理解未来，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viii]。可以说，如果没有在资本概念下对当今时代基本原则的揭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过渡”，不能理解历史的历史性。同样，如果没有时代基本原则为核心的存在论分析，历史也将在混沌的同一或一维的直线观念中失却真正的历史性，现代性批判会成为一种封闭的观念论意识形态批判。

　　在马克思的范畴里，现代、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第二大社会形态、商品经济形态等等本质是一致的，根本的一点就是“资本” 成为时代的原则。没有什么东西还能超越于资本之外成为自在存在，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一切存在物都要在资本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毋宁说资本就是存在物一种本质的现身方式，存在方式。普遍的中介来源于普遍的抽象，资本对存在普遍的抽象实现了对存在的普遍中介，因此，当代思想对个体的人存在的分析、对社会历史存在的分析、对自然存在的分析、对科学技术的分析等等，都必须将作为当今时代存在论建制的资本作为本质性的因素，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为现代历史的存在论分析提供基本的概念工具。

　　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世界历史时代，作为资本的商品、货币就是世界历史、个体生命和自然的抽象存在，商品、货币统治的全面扩张，就是一种人类存在的普遍抽象化，一体化就是一种普遍的抽象化。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交换价值实现了对存在的同一化过程，不同的存在类型和同一类型的不同个体之间变成了可通约的同一，个体性和差异性覆盖着被本质化了的社会幻相，在这里我们才真正发现了抽象的同一性与抽象的差异性本身的同一及其历史的存在论真相——资本体现着抽象与具体脱节了的并置。存在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变成了一种被资本中介的简单杂多，用哲学家们的话来说就是“异化”或“物化”。由此，我们可以用“抽象”来表达当今人类文明的典型特征。“普遍抽象”乃是资本的存在论功能，通过资本的抽象，在差异和个体之间建立了可通约的同一，从而改变了普遍的存在状况，“抽象化”和“抽象性”分别从动态和静态方面概括资本时代的存在特征。“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和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ix]这种抽象的统治不仅是指物质的生活方面，而且贯穿到精神的、观念的领域。资本打破了“原始的丰富性”，发展了一种全面的关系，但这种全面的关系却是以人对物的依赖为本质特征的。

　　通过对商品物化关系中普遍抽象之本质的有力揭示，马克思把握了时代的基本主题和基本特征，并将这一分析总体性地贯穿到对时代的全面的分析之中。正如列菲弗尔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建立了私人生活、国家的抽象和侵入社会实践的普遍抽象与形式主义间的关系，同时马克思指出了那个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时代是分离、分裂和两重性的。[x]马克思对这种文明形态的分裂性和两重性在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揭示，由此我们也能够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说市民社会本身只有一门唯一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市民社会的哲学就是法哲学。之所以以经济为基本的分析对象，乃是因为经济活动成为了基本的活动，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原则本身成为了时代的基本原则，存在的社会历史性是通过经济活动中的资本原则被规定的，历史的存在论批判必须通过经济学批判、资本批判才可能实现。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抽象摧毁了存在的“原始的丰富性”，但只是建立了这样一种抽象的普遍联系和全面关系。在商品普遍抽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条件下，存在变成了可计算的存在，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计量的东西。抽象成为普遍的存在原则。随着商品的量化和抽象化原则向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抽象性成为这个时代最根本的存在论特征，自然、人、思维所有的一切都受到抽象的统治，并且本身表现出抽象性的特点。现代的抽象性特征远远不只是市场交换中的价值抽象，但是，毫无疑问，商品的价值抽象，是最初的最重要的发动者和推动力。可以说，只要是作为商品完成形态的资本占统治的地方，就不可能结束“抽象”的统治。其实，所谓后现代状况的“拼贴”和“戏仿”，不只具有文本文体方面的意义，本质说来，它是资本普遍抽象的当然结果，是真正的生存论状况，表面的零散和杂多下面是坚硬的资本逻辑。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这一范畴准确表达了这一存在论真相。因此说，在当今时代，我们只有在资本的结构关系中才能发现存在的对象性形式以及相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卢卡奇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正确地指出“后现代性主义”不过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和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xi]

　　三、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性

　　然而，在“现代性哲学话语”中，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被作为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差异只在于，如果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把马克思的理论做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是为了坚持和肯定马克思的思想，那么，今天的思想界多了一些将其作为经济还原主义和经济决定论进行批判的声音。比如说，福柯阐释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统治和权力观念，由此批判马克思主义“把所有形式的压迫与反抗都归结到劳动与剥削基点的总体化和本质化的逻辑。”[xii]另外，具有一定马克思传统的哈贝马斯指认马克思有一种实证主义的倾向和坚持以“劳动”为核心的叙事，不过是此种批判的另一种婉转的说法。虽然在某些方面哈贝马斯的观点和福柯有着明显的差异并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他们对马克思的批评本质上使一致的。近几年来，一些具有后现代背景的理论家大都将马克思理论作为一种还原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由于坚持者和批判者都是在同一路向上解释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几乎就要被从经济决定论和还原主义方面定型，开始作为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理论被批判。对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的解读，突出作为创造性和推动性的主体性原则，甚至于不惜将马克思作为一种积极的乌托邦来肯定和颂扬，此种解读在与“经济决定论”的对抗中回到了主体的意识，精神，文化的立场，并且本身也被西方“现代性哲学话语”指认为现代性理论。

　　其实我们知道，哲学自身内部的革命本身并不直接构成马克思思之主题，马克思终究不是一个将哲学思想课题化的专业的体系化哲学家。在马克思那里，对哲学的批判内在地贯穿于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分析，现实本身成为批判的对象，理论的任务是要揭示“此岸世界的真理”。在马克思看来，哲学只是现实存在的“副本”，他专门批判过的黑格尔法哲学不过是“现实历史的抽象继续”，马克思根本上摧毁了哲学等等意识形态的观念的自足性，对其进行一种历史存在论的奠基，对现实之存在论状况和原则的揭示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基本视野。由于忽视马克思经历过了黑格尔先念现象学之后的现象学环节，马克思进行“存在”分析的现象学维度被人们忽视，以资本为中介的存在论分析反而被指认为一种经济的还原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被理解为一种实证的经济学活动，好像马克思要在一种纯实证的科学活动中直观历史的发展规律。当代对马克思的劳动还原论、生产还原论等等的批判本质上就是经济决定论批判。此种状况的危害性在于，人们放弃资本批判，通过当代话语的转换，对现代性的批判不再是从现实的基本原则和存在论上的事实出发，而是把某种观念和精神原则看作现实性困境的始作俑者。启蒙精神、启蒙运动本身的历史根基不再被讨论，而是游离于历史的存在论变迁，成为一种自足的精神文化运动。不仅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存在论意义，就连他对理智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也被人们遗忘。当今的“现代性话语”对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这种逃离，使得现代性批判成为对由启蒙奠定的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批判， “现代性话语”由此走上了一条观念批判的道路，在存在论上还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

　　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使一种具体的存在概念在“资本”的中介性中有初步的展开，从而也表明马克思哲学上的革命与对现代性的存在论批判内在关联，而不只是范畴史上的观念更替。马克思对资本和商品的抽象功能的揭示和具体的存在论描述，为我们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名义下进行的现代性存在论分析并没有穷尽现代性批判的所有主题。但是，任何还谈得上是对现代性的存在论分析，都不可能回避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维度。马克思提供了一些本质性的概念工具和基本命题，他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深入到其原则内部，从而为当今之问题分析奠定了唯一不可超越的存在论基础。所谓现代性条件下需求的强制、进步的强制、生产的强制，对自然的掠夺、技术的拜物教、虚假的消费等等无不是资本增殖原则的当然结果。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金融资本主义等等，也不过是资本在自身原则之内的颤变，资本脱掉感性的物质外衣变成赤裸裸的抽象，由此它才可能在全球的上空随意地游走。资本仍然是当今进行现代性批判的基本中介。如果淡化了这一本质性因素，对当今社会任何激进的现代性话语批判都会无意识地成为现实的共谋，语言的游戏只能是游戏的语言；淡化这一本质性因素，就会对我们真正的历史处境失去深刻领会，任何存在论的言说都有重新陷入抽象的、非历史主义的危险，重新走上一种观念演绎的形而上学批判道路。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已经走出了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历史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基本失去了解释效力[xiii]，比如说批评马克思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夸大为一种普遍，无反思地信仰科学技术的解放作用等等。在此我们无意于对具体观点指证的准确性进行考察（比如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存在论考察），但尚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地指出：时代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历史地生成的，但就它自身的过程来说，是逐步的展开，也就是说那个真正能作为起点的起点乃是抽象的全体本身，对于这个全体来说，它是先在的，内在地同一的不变的“实体”，否则它就不可能被标志为一个时代。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把握到了资本的基本原则及其限度，彻底地抓住了事情的根本。不触及其内核和基本纲领的证实或证伪，既无损于它的高度，当然也无增于它的高度。因为他是触及到了时代的基本原则，并对这一资本原则进行了实质性的揭示，而不是对资本的现实社会进行百科全书似的、实证主义研究，也不是进行一种形式主义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辨证的、历史的现代性批判态度。正如伊格尔顿所说：

　　“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争论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作出轻易的界定。现代主义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就是非常混乱的，它依赖着现代性，所以决不会真的反叛现代性。后现代主义要么使过去商品化，要么抹掉过去。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xiv]

　　注释：

　　[i] 可见吉登斯：《现代性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P3，P22-23。

　　[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P29。

　　[iii]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P8。

　　[iv]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P9、P10、P16。

　　[v] 詹姆逊：《全球化与政治策略》，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P285-286。

　　[vi]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1995年，P577。

　　[v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P392－393。

　　[vi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P458。

　　[ix]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P111。

　　[x]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P3。

　　[xi] 马克思：《批判化的道德和道德化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P352-353。

　　[xii] 贝斯特、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P10。

　　[xiii]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P58。

[xiv] 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