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

[摘 要]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关 键 词] 现代性，个人，集体化个人，个人的创新

　　现代性开启了“大写历史”的进程，标志着独一无二的现代社会的诞生。在社会学上，正如“社会”一样，“个人”也经历了一种创生，“他”与他的“社会”同样年轻；虽然历尽沧桑，但仍在继续成长。正如现代性本身的转型变迁，“个人”的往昔沧桑和未来成长也是一种辩证性的“自反”过程。如果说，往昔的工业化秩序铸造了现代性的古典特征——社会锁定在明确的疆域中，个人则被铆定在僵化的集体和组织机体内，系统结构的刚性状态使得个人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封冻和凝结了；那么，信息、技术、知识、财富的流动赋予了现代性的现时特性——社会生活脱出了以往的固定形态，个人也更为异质多元、形貌万千、开放拓展，不断将自己推向新的边际状态。这样，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在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流转变移，日益趋向一种更加流畅的形态。

　　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个人”的未来成长有赖于理解其以往的历程，而我们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也蕴含其中。在当代，现代性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将个人的激情和行动汇入到集体和社会的事业之中。然而，社会学的答案不会再重复以往，因为，现代性面对着自己的新生，“个人”也走上了自我创新的临界点。当代社会与个人的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是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达成一致、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一、个人及个人间关系的“现代性”

　　有关“个人”的思考对于现代意识和社会学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学者这样认为，现代意识形态是个体主义的，而个体主义定义的根据是总体价值的社会学观点（路易·迪蒙，2003：9）。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个人”和“社会”总是通过彼此提供的镜像而获得了自身的界定，所以，关于“个人”的意识与关于“社会”的意识是相互联系、甚至一体的。可以说，社会学理论的每一个文本都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关系。

　　19世纪是西方现代性全速推进的时期。这也是一个建构现代社会的关键时期，前现代秩序——初始性的生存群体、传统社区、城乡区隔，以及人们对于这类事物的集体记忆和认同——受到了彻底颠覆，各个狭小的、松散孤立、分崩离析的自然社会被熔炼为一体，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总体社会。这一过程确定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也确定了社会学关于“现代社会”的某些预设。首先是社会的整体性，如埃利亚斯所描述的，至少“整体”这个词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是关于某种自成一体的东西的想象，是关于这样一种构造物的想象，它有着勾勒分明的轮廓，有着一种直接可见的形态和一种可触摸的、或多或少可直观到的结构（埃利亚斯，2003：14）。此外，作为结构性整体的现代社会也预含了这样的含义：它是“和谐”的。不同的构成要素、部分之所以能够集结为一体，必有其实现整合的机制。所以，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即意味着和谐。尽管从经验上看，“人类的社会群体生存却充满了矛盾、敌对和冲突。上升变成衰落，和平时代战火绵延，经济发展中却危机不断。人类之共同生存全不是这般和谐”（埃利亚斯，2003：14）。也因如此，现代人对于社会和谐的追求不会停顿。

　　与现代社会的预设相应，我们对于“个人”也持有某些“自明”的设想。从表象上看，个人呈现出明显的原子式自由和无序，这与“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的理论构想往往是矛盾的甚至不相容的。显然，根据现代性和社会工程的趋势，“个人”与“社会”的这种矛盾和不相容应当得到化解，社会学家们为之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和思考，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方案和对策。在这里，我们看得出发生在社会学中的“社会”向“个人”的理论折射，或者说，社会学家们将“社会”的整体、和谐的理论文本向“个人”的移植，使两者具有了一致的理论品性，这最终促成了关于“个人”的现代性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个人”及其品性是独特的、唯一的，因为它来自于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和谐的期待。正因如此，我们将社会学的“个人”视为一种诞生，因为，社会学思考使“个人”获得了不会属于其他任何历史阶段、任何世代的人的现代品性。

　　也是在这里，发生了“个人”及其关系的现代性含义。在社会学的理论视野中，根据关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预设，个人及其相互依赖和关联不再是指那种永恒的非历史性质，而是有其特定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个人间的这种关系能够表达和体现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和谐性，是现代社会的结构性总体特征的重要表现。更为具体地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系统的人为工程，通过规模性的组织设置以及这些设置的相互依联而组成的结构性集合体；每一个人都应当是单位行动的组成部分，具有体现和达成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目标取向、行动计划的职能。所以，社会学中的“个人”及其关系意味着一种革命性转变。我们将这种革命性转变理解为，由个人间前现代时期的那种生存性依赖和关联，产生出与现代社会系统的需要相一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现代社会生活正是以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为基础的一种集合。而且在经验中，这种功能性依赖和关联仍在经历新的生成和发展。

　　社会生活总是具有集合性的，但这种集合性会采取怎样的表现形式，处于现代性不同阶段的社会是各不相同的，这又影响到个人间相互依赖和关联的具体内容。观览和比较现代性的早期历程和现时历程，我们会发现，社会在追求整体性、和谐性的过程中，其集合性的表现形式出现了明显的时代变移。概括地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对于社会的结构特征发挥着支配性的作用，“个人”正是立存于这种“集体化的社会”之中的；从20世纪末期到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和变迁，各种大型社会集团和组织也发生了持续性的消解或重组，它们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地衰落或转变，相对而言，当代“个人”面对的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或“个人化的社会”。

　　我们以为，理解和解释个人以及个人间的功能性依赖和关联的这种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它不仅会引导出新的学术和理论的思路，并极有可能促成关于政治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未来型思考。

　　二、创生于“集体化社会”的“个人”

　　随着古典现代性在19世纪步入高峰期，人类生存加速了由自然状态向人为状态的转变。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取代了“人的依赖关系”的关键阶段。社会对自然事物的控制和转化提供了现代性推进的基础，而大型社会集体和组织则从资源、技术和行动上支撑着这种控制和转化，这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集合性着重是以大型集体和组织方式来展现的。活跃在这一时期的一些普遍的社会现象——社会组织、社会运动，民族国家、政治民主化和民主参与，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政策等等——都提醒我们，这种集体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表征了古典现代性的一种基本特征和趋势。它们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建构集体性的社会时代。这种建构卷入了当时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业、群体、集团和组织，从而形成了聚纳和汇集个人的社会机制，使得个人融会于现代社会秩序之中，成为了这个时代所期待的那种集体性存在。

　　首先是工业化推动了“集体化的个人”的创生。工业化初期对自然界的开发和控制、对自然物的仿制和模拟，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产业——纺织、煤炭、冶金、机械制造、运输和通讯等，确立了现代工厂制度。在此基础上，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钢铁、能源、化工、运输工业和电讯产业，大大推动了工业生产的规模化、社会化和系列化发展趋势。发生在工业领域的持续革命造成了社会生产的集体活动特征，使得越来越多的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其中，大工厂、大流水线和集体作业应运而生，也催生了古典管理理论及其非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布西亚用不同的生产秩序来描述现代工业的变迁，第一级秩序是对原物的仿制，它预示了社会控制的“可能性”；第二种秩序是对各种同一制品（汽车、冰箱）的再生产系列，“物品已经成为另一种物品以及生产它们的那些人的毫无特色的模拟物”，生产是在一个巨大的范围内进行（瑞泽尔，2003：135）。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工业生产的这种巨型化过程所造成的一种社会性后果，即这一时期的社会与个人的集体化。

　　与工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社会化导致的社会结果相一致，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一体化也为集体性社会过程增添了另一种巨大助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生动地记述了大工业、世界市场、航海业和运输业的相互推动、资本的积聚和生产的扩张，地区工业、民族工业被新的工业排挤、吞并而消失，展示了当时经济集中的广阔图景：“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与此同时，形成了人口集中——“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农村居民脱离了往日的生活状态，流向了城市、工厂、车间，加入了城市化的进程。这种人口密集趋势又促成了“政治的集中”——那些各自独立、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1848）。生产、经济、人口和政治的集中过程有力地将各个阶级、阶层、群体和更多的个人汇聚在时代的大熔炉中，锻铸出一个集体性的社会。

　　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工业化生产齐头并进，使传统上自然发展起来的劳动方式被理性化的设计和规划体系所取代，形成了现代劳动制度。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为了使获得解放的劳动力成为可购买和转让的商品，成为一种基本要素加入经济过程，与货币、土地、技术等资源构成合理结合和配置，成为资本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到进一步的有效开发和运用，一种现代性的社会劳动制度是绝对必要的。就个人的生存而言，这种劳动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贝克所言，只要一个人是在为从事劳动做准备，他就是个年轻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时，他就是个成年人了；当一个人退休时，他就是老年人了（贝克， 2001：19）。贝克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身份地位都是由其参与就业劳动而得到界定的。不仅如此，劳动既是社会的制度性需要，也是个人生存的依凭和生命意义所在，更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这就确立起了以劳动为业和充分就业的社会观念，于是又有了全民型的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因而福特制、丰田制、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它们对个人执行着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护。这种劳动制度和观念也促成了对劳资协约的现实保障，它确定和维护了两者之间牢不可破的互赖关系，这曾经成全了无数人与工厂、企业、单位、组织的“白头之盟”，个人与集体的约定就像人对上帝的誓言，同样是神圣的：“工人依赖于雇佣来维持生计；资本则依赖于雇佣工人以求再生和发展”，“资本与工人结合起来，不论富裕还是贫穷，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只有死亡才会把两者分开。工厂是它们共同的家园——同时也是短兵相接的战场和实现希望与梦想的天然场所”（鲍曼，2002：9）。

　　同时，资本与劳动的规模性集中也提供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展开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认为工业化时代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分析了两个阶级日益扩大的集体化，指出无产阶级“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使地方性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和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1848）。这就提出了一项时代性任务——使工人阶级融入全民（沃勒斯坦）、将无产阶级合并到民族国家之中（阿尔布劳），这一过程大大提升了社会的集体化水平。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集体角力，它们以各自的意识形态、理想和纲领进行的社会动员，本身就是一种将分散的个人和群体纳入到组织和集体之中的整合机制和巨大力量，由此奠定了工业化国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正如埃利亚斯的分析：在第一批进入工业化行列的国家里，市民阶层的代表和老资格的工人阶层时而以合作的形式，时而以对立的形式组成了这些国家的主要的实权派；这两个工业阶层具有了这样的重要性，以至于“没有他们最终的合作，国家统治也无法维持”（埃利亚斯，1999：20）。可见，在当时，集体行动也是阶级及其个人成员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基本方式。

　　这种集体性行动直接导致了工业化早期的社会运动——劳工运动、妇女运动、民权运动、政治运动等等，锻造了一批新的大型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当时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和冲突成为这些社会运动的主导力量。两大工业阶级出于各自的社会理想、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以及对国家政权的现实追求，都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的、持久的动员，以支承长期的政治行为，这就催化了一些特殊的集团或组织的出现。这类集团和组织充当了一定阶级的代言人，它们承诺对利益和资源的重新分配，使不同阶级阶层的个人和群体感受到自我利益期望兑现的可能性，在必要时使自己投入到集体性的对立和冲突之中。这类集团和组织必须是专业化和制度化的，它们使分散的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得到集中阐述，凝汇成一种集体意志和要求，并通过制度化的行动准则和规范的制定和实施，以经常性的集体行动来表达这种意志和要求。因此，早期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催生了大型的常设性和职业化的社会组织，诸如政党、工会、妇女协会和其他一些群体性组织。反过来，众多个人和群体的投身也使这些组织显示出勃勃生机，因而在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这些大型社会组织在牵动、影响甚至左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然而，在这类“集体性产品”之中，最具重要性的莫过于“民族国家”。以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现代国家兴起于19世纪（吉登斯），对于集体性社会的成型有着决定性意义。在当时，与社会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相伴而来的两大工业阶级的对抗，“制约着社会产品的产量和分配，其影响所及遍布整个社会和政治体系”（沃勒斯坦，2002b：332），它们压倒了其他的社会矛盾，成为最为核心的社会问题。此外，这一时期接踵而至的社会变局——工业化和工厂制度的确立、利益结构的急剧转型、社会组织模式的转变、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兴起，激发了个人和群体的过度的活力，不断对生活共同体形成震撼性的影响，所有这些都催促了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出现。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在塑造一个集体性社会及其个人成员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现代国家是领土型、全民型国家，通过一系列工程化运动，将各种自发形成的生存集合体转变为自觉设计规划的人工集合体，通过“高度密集的行政等级”将社会组成为“国家社会”。而且，正如基恩的分析，现代企业也师法国家，通过专业化的官僚机构“形成一个巨大的、表面上看来不可动摇的宇宙”，个人不得不适应其行动规则：在为满足各种有“功利”需要的斗争中，那些不照此办理的人或者辞职不干，或者被抛入失业者的行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打破传统生活习惯、使整个世界服从其官僚管理的同时，使自己成为“现代生活中对我们的命运影响最大的力量”（基恩，1999：33）。在这种高度集体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经过种种转变——公民和国民、单位人、组织人和法人，而具备了集体功能，因而个人行动也就再现了现代社会的集体化景观。

　　总之，早期现代性的工业化过程，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助推了整体化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成熟，当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阶级阶层活动、社会群体和组织等现象表明，社会生活的集合性是以集体性方式来表达和实现的。在前现代传统社会关系瓦解之中诞生的“个人”，以新的组合方式进入了组织化的集合体中，通过集体行动实现生存和获得保障，并在集体生活中获得人生的意义、价值、信念和理想；集体是“全能的”，几乎可以承载个人的全部人生，因而使个人命运与特定集体的命运紧紧捆缚在一起。这是“个人”在约19世纪至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基本状况。

　　三、“大写的历史”与“大写的理性”：新兴科学与“集体化个人”

　　现代性以空前宏伟的社会生活实践、以它铸造的集体化社会和个人，展开了一幅“大写的历史”（福柯）的进程。这个时代激发了创造历史的热情，并促生了“大写的理性”和新的知识形式。新兴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正是这种雄心壮志的产物，它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话语和符号、象征体系，以及思考方式、认识框架和知识形态，展现对现代社会和个人的思考和反思，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描述和解释。其中，讨论、界定和阐释“集体化个人”，是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基本内容。

　　在这方面，现代哲学的活动是很有代表性的。譬如，康德就主张，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人的行动意志“均处于自然的普范定律的支配之下，就像其他物理现象出于上述定律支配之下一样”。他认为，历史在叙述人的行动表现时隐匿了原因：“历史只是在远处安营扎寨，并从大尺度上注视着人类意志的力量，其目的是在连续的事件中向我们展现一种有规则的趋势”。所以他指出，如果仅从分离的、个别的角度看偶然事件，它们令人困惑、不连贯、没有法则；但从连贯的角度来看待“人类这个物种的行为”，这个进程是“稳定而又连续的”，“是我们本性中某种固有的伟大禀赋的再现”（参见尹恩·哈金，2000：25）。康德代言了“大写理性”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化和集中化趋势的感受和思考，个人行动的集体特征及其规则的探究和表达。而且，这一哲学路向始终引导着这个时代的最科学的头脑，并推动了一种奋斗——驯服和超越偶然、寻求确定不疑的人性定律，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以理性方式对个人集体性进行建构的过程。

　　关于个人集体性的叙述方面的观念性和技术性突破，得益于概率论、统计学的诞生和长足进展。工业革命也造成了一场数字革命。17世纪，英国通过长期的人口统计发明了“政治算数”，开创了航运和贸易保险，设置了寿险、医险的法规，开始了统计数据的“公用时代”；稍后（1700年），莱布尼兹进言普鲁士政府建立中央统计机构，官方的计数工作逐渐展开；而文学家、旅行家、艺术爱好者的卷入进一步说明，这是一个“人们满脑子都是统计数目字的时代”。其后，在19世纪初发生的“印刷数字雪崩”之中，德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形成了一种意识——“民族国家在本质上是以统计学为特征的”；这个发现是有启发性和示范性的，社会现象测量的精确化、专业化也成为了奥地利、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政府的一项行动，制造业、采矿、贸易、公共卫生、铁路、战争、帝国等等被纳入了标准化计量，“每个国家，幸福的还是不幸的，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尹恩·哈金，2000：7-31）。更为重要的一步是法国学者迈出的，他们对雪崩式的数字进行“正确解读”，发现并论证了所谓与自然定律相似的社会定律；他们通过冷峻地对待和处理生命过程和人生事件，以统计定律的运用阐释了人口、群体等社会现象中的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原则。正如当时的法国统计学家所言：在统计事务中，最为重要的是将作为统计数据的个人视而不见，而仅仅将其作为该类植物中的一分子（同上，143）。这种处理方式达到了一种效果，即将个人的个性介入过滤掉，从而消除一切意外因素，以把握和描述一群人、一个民族的集体性典型特征。

　　上述过程也促成了学者们对道德科学的重新制定，他们试图从人类行为的数据中产生出人性定律，并引入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工程改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进展是“正常人”和“正常行为”概念的发明和使用。“正常”与“非正常”的界分对个人行为起到了有力的导向作用，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努力使自己成为正常人，也就是与统计定律的集中趋势保持一致的人。而且，对犯罪、疾病、骚乱、自杀的统计数据分布的掌握，使“非正常”行为的认定、矫正、调节和涤除获得了科学化和合法化的基础。于是，统计数据、表格的问世催生了“新人”，“他”能够将事实与价值融合为一体，既表现了经验上的个人“是怎样的”，也表达了理想中的个人“应当是怎样的”；并催生了社会管理的新时代，由于精确地记录个人的出生、教育、职业、成家等等，“从摇篮到墓地”的全程监管得以真正实现。而且，民族国家运用分类、点查、列表等技术，通过个人行动的稳定分布显示出集体的意志和取向，以新的表现形式回答了何谓“民族”。与所有这些进展相同步，社会决定论找到了“统计宿命论”这一表述方式，也因如此，围绕着个人的自由意志爆发了19世纪最为激烈的学术论战。

　　在几乎同时期形成的现代医学中，我们可以发现与统计学极为相似的逻辑。所谓病理学意义上的人就是“非正常”人，他们与统计资料显示的集中趋势不相一致。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这一科学结构的话语被应用于临床经验观察的描述（福柯，2001：4、6）。这一过程中的医学发生了“集权化”，它“居高临下”地对病人进行判决，并时时处处实施着监控，而且，“这种医学意识在时空中扩散，与全体国民的集体生活相联系，永远警觉地注视着那个不确定的领域：疾病在那里以各种形象暴露出自己的庞然身影”（福柯，2001：34-35）。可见，现代医学对“集体化个人”的诞生也作了重要贡献。总的说来，以大多数人即正常人的行为分布为基准，进而反映个人的标准化和集体化特征，是许多经验科学的共同方法。在这一时期刚刚脱离了哲学母体的实验心理学中，也可以看到基本相同的趋势。

　　即使是经济学——最为强调和捍卫个人自由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也深藏着“集体性个人”的预设。自由主义原则一直是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如A·皮埃特认为，经济学打问世那天起，就是自由主义的产物（A·皮埃特， 1991）。经济自由主义主张，自由经济状态才能体现人的自然权利，市场机制是完美的，经济、市场、竞争、效率足以表达人的自由和独立性，所以，“自由放任”是经济领域的基本原则，也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主张。然而，在市场竞争普遍化的客观情势下，个人的这种自由和独立性是由市场化原则来决定的，人们的期望、选择、决策只能以市场的需要为引导。而且，在资本主宰的世界中，对市场的遵循就是对资本运转和积累的服从，个人因而丧失了真正的主体性，也丧失了行动自身的价值意义和目标，他只是被市场和资本牵引、左右的行动者。这显然不能说是自由，而是这个时代的任何个人都不能逃脱的宿命。正因如此，在哈耶克眼里，经济学的个人自由原则是“伪个人主义”（哈耶克，2003a），他严厉批判了与这种个人自由相联系的无限理性的假定，即在一个全能的、无所不知的“理性”指导下，众多个人的行动经过制度性的安排，被导入了集体行动过程，实现由一个理性自觉计划的社会工程（哈耶克，2003b）。在哈耶克看来，这种伪个人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体现个人自由，而是导致了集体主义。

　　通过“大写历史”与“大写理性”的联盟，新兴的科学和社会科学成功地创造并阐述了“个人”。不仅如此，经过理性的透视和过滤，集体化个人的特征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得到彰显，并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和再现，形成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这使得“集体化个人”成为了最难以撼动的现代观念之一。

　　四、社会学对“集体化个人”的强催化

　　社会学与“大写历史”的关系极为特别：在新兴的社会科学中，也许惟有社会学将自身的开展全部系于了现代性和现代社会。也因如此，这一学科自诞生以来始终与“大写的历史”齐头并进。从19世纪的古典时代开始，社会学便对社会从传统的自然生长状态向人为的工程设计的变迁、个人经历的从生存性依联向功能性依联的转变，展开了跟踪性的观察和分析，以独特的学术和知识话语记述和刻画了现代“社会”和“个人”的创生。由于社会学对日常生活、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强力影响，借助知识专家和“外行社会学家”的广泛传播，它对“集体化个人”这一现代观念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催化作用。

　　“社会”范畴与“个人”的创生 在社会学理论中，“个人”与“社会”的发展始终是同驱并进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进程，即随着社会学中的“社会”范畴的兴起和变移，“集体化个人”的观念也逐渐形成和成熟。其间，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的现代性重大转折所导致的几大变数，它们直接影响着社会范畴的兴起和变移。

　　我们认为最为重要的变数，一是人们意识到自然界与社会的界分，这种界分奠定了社会的人为性和工程性的未来走向之基础；二是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的崛起，其对社会的监管、控制和治理脱离了传统的自发状态。这两个方面都大大推进了社会的一体化进程。从经验角度来看，这两大变数是相互牵连的。我们注意到，正是这一过程促生了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社会”究竟是自然发生的生活共同体，还是人为建构的工程共同体。

　　关于“社会”理解和解释上的分歧，又牵涉到社会学理论上一系列讨论的重大分异——市民社会与国家、第三部门与政府部门、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等等。在更为学术化的讨论中，这种分异也表述为生活世界与系统（其中，最为典型的系统现象是市场与国家）。上述分异又引导或影响了社会学关于“社会”的研究进向上的大分化——社会学是对作为界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研究，还是对以民族国家社会为表征的“总体性社会”的研究。显然，无论是哪一种研究进向，都涉及和影响到对于“个人”的基本观点。因为，在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中的“个人”与民族国家这种“总体性社会”的“个人”，其生存和行动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实质性区别。

　　“社会”的两大研究进向与“集体化个人” 滕尼斯留下的理论遗产表明，他是最早明确地意识到这组问题的社会学家之一。当他将“社区”与“社会”划分开来，指出前者是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的基础是“本质意志”，并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后者则是靠“选择意志”这种理性权衡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它不再是自然的结合，而是人为的强制，他表达了对发自人的生命原则和真诚情感需要的共同体的极度眷恋，也指出了一种划时代的变迁——从中世纪向现代的整个文化发展就是从“社区”时代走向“社会”时代的进程，并划出了社会学中的两大学术进向——对于自然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探索与对于民族国家这种总体性的人工社会的研究。“这种隐含的真诚共同体与人为社会之间的对照，持续影响着大多数社会分析”（布莱恩·特纳，2003：3）。“社区”与“社会”象征的研究进向在社会学中坚韧地递延下来，从古典时期的经典直至当代的最新研究。

　　把握社会学的两种学术进向对于“个人”的理解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无论是理论或是经验上，对于社会学来说，个人总是处于社会集合体之中的。现代性过程提出的问题是：当各个分散的自然共同体逐渐熔聚为一种总体性的人工共同体时，个人以怎样的方式整合于社会之中？我们把这一问题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独创和现代生活独有的困境。因为，在自然的共同体状态下，传统（惯例、习俗、信仰、伦理道德准则）作为维系个人与社会的自发方式，与自然有着等值的关系，并与人的生命和生存息息相关；传统在生活中弥漫、散布、撒播，成长、沿袭、扩展或消亡，通过循环往复对个人发生浸润、熏染、濡化，在缄默中与个人和族群融为一体，雕凿出质地相同的初民和他们的自然集合体。传统的效力是润物无声、无为而无不为的，而且，无论生活在传统中的人们能否察觉到，它本身都是毫无疑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整合”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范式和问题，它是“社区”向“社会”转变、“社会”和“个人”诞生的伴随物——惟有在个人不断分化和异质化的现代，社会的集体性成为了迫切的要求，必须回答如何促成个人的集体特性之时，生活才真正遭遇了“个人整合于社会”的问题。附带地说，这一内容的处理汇成了“人的社会化”探讨——社会学理论中的“三块核心问题域”（布莱恩·特纳）之一。

　　“社会”的组织化与“个人”的集体化 从“社区”走向“社会”，社会进程与自然进化彻底分道扬镳，“社会”成为了一种创建而不再是对过去的传承，这意味着社会整合的方式完全突破了传统的范畴。根据布莱恩·特纳的主张，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共同体是不同的，“因为它应对各种需要、满足各种需求的方式是彻底革命的，是独一无二的”（布莱恩·特纳，2003：3）。而在科尔曼看来，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各种原始组织逐渐式微，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取而代之并持续演进，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和独特性正在于这种“组织化”特征（詹姆斯·科尔曼，1999：1）。在另一些社会学家的眼里，“现代世界是组织的世界”（吉登斯），是“大型组织社会”（贝克）。

　　人工策划的社会组织要成为传统纽带的替代品，必须使自己成为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种现象，并且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人类行为模式进行整体改造”（鲍曼）。现代劳动分工造就了高度分化、利益不同、行动意义多元、行动方式多样的个人，组织必须以独有的文化、人工设计、制度性设置以及反思技术来制导和调节个人，按照标准化的行动模式对之进行教化、绳之以制度化戒律，使之汇入到统一的目标之中。社会组织通过这种意志过程建构了集体性的事实，实现了对个人的劳动、参与和分享的规划，使得无数人生归入了集体安排，既是大型组织的部件也是其产品。正如我们所知，现代个人的出生、入学、就业、结婚、生育、退休等，都成为了集体和整体的构造。从“人的社会化”理论中的个性发展、文化传递、角色承担以及“生命历程”等分析范式，可以看出个人生活的种种组织面相。

　　即使家庭这样最富于人性化的个人首属群体也在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中得到深刻改造，成为了塑造集体性个人的一种特殊功能体。现代以来，家庭的功能、结构、规模、模式和类型等发生了一系列的调节和修正，这个过程现今仍在持续，这使得家庭能够成为适合于组织化和集体化社会的一种制度性设置、社会机构和行动单位，按照社会的需要进行积累、投资、交换、消费及自我再生产，并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等）形成交织和互构。家庭的这些巨变使组织和集体对个人的吸纳大大提前了，在个人的初始社会化阶段这一进程就得以启动。

　　民族国家社会与“集体化个人” 一般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于19世纪崛起。作为一种极为典型的特殊组织，国家对社会和个人采取的制度性和反思性的制导监管、对科层体制效率的最大发挥、对暴力的垄断性运用等等，都使社会组织的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因而，民族国家不仅被视为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非常本质的区别”，在经验上也拥有整个社会的当然代表身份，这些都确定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同形的发展趋势。随着民族国家约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步入极盛，现代社会世界也形成了同行并进的两个侧面——“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国家成为了社会生活集合性的最为集中的表现。这一时期的国家释放出空前的整合力量，个人的集体性也发展到了极致。

　　民族国家的社会及个人因而成为了社会学的一个主题论域，并赋予了这一学科的时代特征，如果基于这一意义，也可将社会学视为“民族国家时代的社会学”。譬如，从“社会”范畴来说，如吉登斯所言，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就是民族国家”（吉登斯，1998/2000）；贝克则认为，社会学的着眼点是民族国家；有多少民族国家，就有多少社会（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威尔姆斯，2001）；就研究内容来看，社会学面对的各个具体社会及其个人、群体、组织，总是以特定国家的制度性框架作为自我行动的依托；至于研究单位，米尔斯这样主张，社会结构中最有包容性的研究单位是民族国家（米尔斯，2001：145）。民族国家甚至具有研究方法的意义——它构成了最一般的分析背景，是理论构想的来源、经验研究的实际范域，也是社会学的未来扩展、变革和创新的一个基点。

　　沿着社会学的走向能够看到民族国家对于社会、群体及个人的重铸和再造。首先，“社会”范畴中包含的民族国家隐喻，如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社会批判理论等，表现了社会的结构化和体系化，成为全民性、领土性和民族性大集体的发展过程。此外，社会学也表达了民族国家对社会群体进行的大型集体化塑造，通过民族理想和国家意识的神圣化和普遍化，国家的政治抱负也融入到各个群体、阶级阶层之中，成为它们的理想和信念的重要支柱，这极大地推动了这些群体向大型社会集体的汇聚和转变，特别是两大工业阶级的形成、获得主导地位、进入政治权力领域，这些过程都表现了国家的意志、理想和实践。同样，社会学也就从多种角度展示了国家对个人集体性的刻意追求：通过各种集体和组织过程，国家成功地造就了理性行动者、角色扮演者、国民、居民、组织人和法人。看得出，对于现代国家，“个人的社会化”这一问题变得更为锐化，其实质性焦点在于“个人的集体化”。

　　在民族国家时代，也许可以说，社会学研究进向上的分异是最为弱化的时期，因为，社会学对民族国家表征的“总体性社会”的研究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为民族国家立言和论策成为了这一学科最基本的生存依托和发展方式；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研究则被挤向了学术边缘地带，那种带有自然遗风、直接与人的生命需要息息相关的“真诚共同体”更像是一种憧憬、一个象征。然而，正是这种“一边倒”的研究进向，蕴生了社会学的未来变局和发展前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全球化浪潮的猛进、网络通讯的普范化、资本和劳动的自由化、世界社会的巨变，挑战了民族国家的福利制度以及“大政府”、“大国家主义”，生活世界、市民社会、第三域的讨论语境和思考视角的崛起，对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研究重新被激活和“显化”。与此同时，总体性和组织化社会所赋予“个人”的集体特征也显露出了历史性和时空性，不再是一种当然的、自明的、不可撼动的品性。

　　紧扣当今生活、俯瞰学术思潮，不难看到，今天的社会学，几乎所有重大的讨论和分析都会牵涉到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和民族国家所表征的“总体性社会”，两大研究进向更为深入地扭和在一起，这种态势正方兴未艾。因为，作为“个人”，我们毕竟立身于“国家”与“社会”共同打造的“混合体”之中，而且，“社会和政府的互相交织已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国家与社会的界分已不再能反映决策制动力或权力基础方面的重要区别。政府和社团所凭靠的和负责的乃是同一个公众”（查尔斯·泰勒，参见邓正来等编，1999：5）。我们目睹一系列新的趋势正在发展——“国家”与“社会”功能的重新界定，总体性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相依相容，正规的大型集体或组织与民间团体、自愿者组织的并存，等等。与之相伴，社会生活的集合性表现得比以往更加生动、灵活和多样，“集体化个人”也在迈向一种新生。

　　结语

　　在早期现代性的从“社区”向“社会”转变的时代，创造了集体化的社会及其个人，社会学理论倾力表现了工业革命以来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在现代性之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社会景观的展现，当今的“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社会学因而也将自己推向了革命的临界状态。对于“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促使我们积极地把握、刻画和构想最新的 “个人”，这其中不仅富含知识、学术和理论的价值，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应对和选择方面，也为引导出具体的思路、方略、对策以及实践提供了一种智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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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发表在《社会》2006年第2期

[作者简介] 郑杭生（1936—），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理论社会学与应用方面的研究；杨 敏（1955—），北京人，社会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