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的困境

80年代中期的大陆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被称之为“新五四启蒙运动”的文化热。文化热的思想主题是中西文化讨论，虽然思潮汹涌，百家争妍，但总的趋势不外乎扬西贬中，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批判传统文化，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早日实现。然而，三年河东，三年河西。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的风气骤然大变，一股强大的反西化思潮先是慢慢酝酿，随后破门而出，如今已呈蔚然壮观之势。我们不能说它已经是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但是其实际和潜在影响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引起了知识界的强烈反响。

　　 　　从全盘西化到非西化

　　 早在1994年初，当时的《中国时报周刊》就发表轰动一时的专题长文，提出“执掌中国大陆思想界大本营的北京知识界，正在形成一股‘反西方主义’思潮”。[（1）]尽管记者的新闻敏锐性令人敬佩，然而当时的反西化思潮还仅仅处于试探性的酝酿阶段，远未成大气候。而两年后的今天，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反西化思潮在知识界不仅是一种情绪或意向，而且有学理、有论证，还有自己鲜明的旗帜主张。目前在海内外比较有影响的大致有三种流派：一是北京的张颐武、陈晓明等人为代表的后殖民文化批评。这派理论受到近年来大红大紫的萨伊德（Edward Said）思想的启发，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五四以来中国的现代话语，判定它们无非是西方“东方主义”在中国的内在化，他们断然宣布现代性在中国应该终结了，必须代之以具有本土意识的“中华性”。[（2）]二是崔之元、甘阳为代表的海外新左派。他们以西方的“分析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新进化论”等为理论，主张“第二次思想解放”，也就是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通过“新集体主义”等多种制度创新，实践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分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3）]三是最近在大陆引起很大争论的北京经济学家盛洪对西方文明的批评。盛洪以制度经济学的若干理论为依据，向历史提出挑战。认为近代以来由西方文明主宰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武器优胜者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将给人类带来不可纠错的核灾难，西方文明的不文明性质注定不能拯救世界。而中国文明内在地具有和平的、伦理的性质，它将成为拯救世界于核灾难的唯一希望。[（4）]

　　 令人感兴趣的是，90年代这些反西化思潮的健将，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治学方向并非国学，而是地地道道的西学。许多人多年留学欧美，对西方文化有相当深刻的感性和知性层面的双重了解。而且，他们在80年代文化热时期，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激烈主张西化的斗士。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他们对西化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简单地说来，可能有知识学和社会学层面的双重原因。

　　 从知识学的内在层面而言，他们原先接受的都是西方知识谱系中的主流话语。他们曾经相信这些西方的现代性知识应该而且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足够的学理资源或操作模式。然而，随着他们对西学的了解越是深入，就越是发现那些所谓具有普世性的现代性原理实际上不过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与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存在着巨大的隔膜。西方的学理与中国的语境的强烈落差，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眼光从西方的主流话语移向那些边缘性话语，比如后殖民文化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等。他们希望从中找到知识的灵感，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现代化模式。从知识背景这个层面来看，他们并非像以往的文化保守主义那样，以国学抵抗西学，而是“以夷制夷”，用西方的边缘话语反抗西方的主流话语。因此所谓的反西化，更确切地说只是反对西方的主流话语而已。

　　 　　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普遍有一种不加审视的、理想化的态度。一种未加反思的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信。

　　 从社会学这一外在层面来看，反西化思潮的出现与90年代国内外一系列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当一个劣势民族开始改变劣势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对以往所追随的优势民族说“不”。80年代中国对西方的接触有限，利益冲突也有限，知识分子对西方存在着一种美丽的想象，西化在心理上有其合理的依据。当90年代以后中国更多地卷入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国与西方的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和申办奥运会的阻扰、双边贸易摩擦以及银河号等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大失所望，他们在西方的美丽话语背后发现了丑陋的权力关系，而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是西方强加于中国头上的。综合国力的提高与国际地位的低下这一触目惊心的尖锐对比，大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使得反西化思潮具有了深刻的心理基础。[（5）]

　　 　　文化认同成为精神焦点

　　 应该说，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模式的这种反省，有其正当的理由和合理的意义。80年代文化热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因为迫切需要批判的武器，再加上国门初开，对西方文化及其语境不甚了了。因此中国知识界对西方话语普遍有一种不加审视的、理想化的态度。一种未加反思的文化不是知识，而只是迷信。随着对西方文化认知的丰富和对中国变革情境思考的深入，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开始对西方的各种话语进行理论反思，逐渐形成了理性的主体意识。反西化思潮对西方主流话语的反思，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建，未尝没有积极的意义。而且，他们在知识层面上对西方主流话语提出的尖锐批评，的确不乏值得认真思考的真知灼见。

　　 然而，反西化思潮之所以引起知识界的轰动和海内外的广泛注意，与其说是知识意义上的，毋宁说是意识形态的。反西化思潮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或者说真正的精神旨趣，不是在学理层面上对西方文化的再认知，而是如何重建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在90年代的语境下再度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精神焦点，成为知识分子从事知识再生产和社会模式再设计过程中无法绕开的内心焦虑。近年来在知识界进行的几场重要的讨论，比如本土化与全球化、民族主义、后殖民文化和新保守主义等等争论都无不缠绕着这一中国情结。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化认同本来是一个应该在知性实践中进行探讨、实现重构的问题。但是，反西化思潮的出现，将这一相当复杂的文化知识问题简单化、机械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文化认同不再是理性认知的结果，而只是一个答案泾渭分明的立场选择。自然，反西化思潮并不是一种粗糙的情绪或情感，由于其代表人物受过良好的现代学术训练，因此他们的观点不乏理论的支撑。不过，尽管他们的论证过程是如何地复杂，但其结论无一例外是惊人地简明：西方主流话语问题多多，必须到中国的历史或现实中去寻找文化认同的对象。于是，古老的“不争文明”、毛泽东时代的鞍钢宪法、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康社会都被一厢情愿地理想化，成为反西化思潮构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乌托邦。产生这种文化乌托邦的原因，多少是因为他们都是治西学出身或长期客居海外，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中国的若干现实采取了一种非理性的、想当然的认知态度，但这并不能提供答案的全部。一个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学者如果发生了某种认知上的天真，往往不是由于他的思考缺乏慎密，而是因为其内心的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干扰着他。正如前述，非西化思潮的真正旨趣不在认知，而在认同。更确切地说，由于90年代海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促使这些本来具有清明理性的知识分子急于重建文化认同，急于要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知识结构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像80年代的他们匆匆宣判中国文化的死刑、热情召唤西化一样，到90年代又反其方向而用之，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虽然在对西方和中国的立场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但其内在的逻辑无疑是惊人的一致，也就是将中国与西方置于一种机械化的二元性位置加以理解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匆匆重建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此心态催迫下，认知层面上的天真、疏漏和想当然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事实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文化认同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但是，如何进行文化认同即文化认同的方式，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当人们一谈到认同的时候，往往会以为是指对既有的或曾经有过的自然、历史、道德和文化模式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一种初级的“事实性认同”方式。然而，现代化由于是一个社会全方位的变迁过程，我们已经无法通过简单的事实比较和价值选择来解决复杂的认同问题，因为既有的文化事实无论是中国的古老历史还是西方的现实模式，都不可能简单地拿来作为我们文化认同的对象。因此，现代社会的文化认同应该是一种新的“建构性认同”方式，即不是静态地对历史或现实的文化价值的认定，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参与的、建构的方式，通过对什么是“好的”共同体文化的开放性讨论，比较各种文化价值的意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逐步构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从初级的“事实性认同”向现代的“构建性认同”的方法论转变，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解决文化认同的关键问题之一。

　　 　　既有的文化事实无论是中国的古老历史还是西方的现实模式，都不可能简单地拿来作为我们文化认同的对象。

　　 显然，中国的反西化思潮在文化认同的方式上仍然是一种初级的“事实认同”模式。因此，一旦受到主观认知和客观环境的刺激，就急急地到中国的文化传统或现实因素之中去主观地寻找作为文化认同的对象，然后加以理想化的解释，夸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认同价值，以此作为对抗西方化的灵丹妙药。这样，文化认同过程中那种多元的、复杂的、比较的和综合的理性建构消失了，替代的只是一元的、简单的、独断的和理想化的乌托邦想象。反西化思潮所实现的文化认同，成为一个缺乏建构过程的事实指认，成为急于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想象性游戏。

　　 　　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那些历史的或事实的存在，仅仅只能作为我们构建自身文化认同的局部性参照，而不可能成为整体性的认同对象。

　　 “事实性认同”需要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逻辑，才能将个别性的事物想象成为普遍性的价值现象。90年代的反西化思潮所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思维逻辑。比如，后现代文化批评以西方文化里面有“东方主义”偏见为由，将整个西方话语“他者化”，以此得出“现代性在中国终结”的结论；海外新左派将作为中国工业化模式之一的乡镇企业，夸大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现代化普遍模式；盛洪从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个别性事实，就推导出西方文明的整个不文明性，进而“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这种黑白对立，善恶分明的整体主义思维逻辑，我们曾经在80年代文化热时似曾相识，不过那时是用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主张彻底西化的。如今星星已经不是那颗星星，月亮却还是那个月亮，结论是倒了过来，但内在逻辑仍是惊人的一致。中国／西方，在一些反西化思潮代表者那里仍然是一种整体的、二元的事实性存在。因此，当美丽的西方海市蜃楼破灭以后，为了解决“事实性认同”的急切需要，就迫不急待地否定西方，而转过来认同中国。

　　 这种以整体主义思维为逻辑预设的“事实性认同”并不能真正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反过来将加剧认同的危机性。90年代的反西化思潮，固然破除了80年代对西方文化的迷信，但它那种初级性的认同方式，却又制造了另一种文化上的乌托邦。而对于世纪末的中国人来说，与其浪费一个世纪的光阴在各种各样的乌托邦认同里面循环往复，还不如走出乌托邦，超越中国／西方的文化畛域，以一种更加理性的、认知的精神，探讨对于我们这个已经融入了全球化浪潮的民族共同体来说，什么将是更好的文化认同价值，什么将是更好的共同体生存方式？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那些历史的或事实的存在，仅仅只能作为我们构建自身文化认同的局部性参照，而不可能成为整体性的认同对象。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非西化思潮那里所能吸取的，只是那些尖锐的、否定性的批判意识，而要抛弃的、正是这些想当然的、大而无当的正面结论。

　　 注释：

　　 （1）陆家：“‘反西方主义’回潮”，《中国时报周刊》，105期。

　　 （2）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陈晓明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文化”，南京《钟山》，1994年第1期；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长春《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3）参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香港《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读书》，1994年第10期。

　　 （4）参见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5期；“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经济学挑战历史”，《东方》，1996年第1期。

　（5）关于反西化思潮在90年代中国的社会背景，孙立平有过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参见孙立平：“汇入世界主流文明：民族主义三题”，《东方》，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