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香港旅行

一、旅行启程

　　 近代中国人在旅行香港的过程中，经历了某种文化经验世界，本文就是笔者旅游此文化经验世界之游记（travel record）。众所周知，旅行过程中旅行者只能看到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假如这句话是正确的，笔者应先声明，出发旅行之前，笔者如何假设中国人从香港旅行中将获得的对香港的认定或印象。这样才能较明确的显示，即将进行的旅行过程中，随着笔者接触旅行对象之深入和相互互动中所显示的深层涵义。

　　 在1842年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战后处理过程中，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笔者认为，中国人对被香港总督府所经营的香港具有两种印象。第一种是“国耻的象征”：中国人认为，香港是因为中国无法抵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之结果而被殖民地化的地方。因此香港所扮演的角色是，提醒中国应当追求反帝或是富国强兵之本分。另一种印象是“近代的象征”：旅游香港的本土的知识分子亲身体验“西方人所建立的美丽的建筑物与干净的街头、维持治安的严密性”等等，他们感觉到接受西方文明之必要性。近代中国大多数的改革家、革命家都是透过香港接触到西方文明之具体的样本。

　　 一眼看来像是矛盾的两种印象、认知，就是笔者个人开始进行此一行程之前的认识基础。因此，香港被割让后的20世纪初期，尤其是1930年代之中国人所直接见闻香港后留下来的游记中，实际上如何呈现出来？笔者即将出发寻找此问题之解答。“国耻象征”也好，“近代象征”也好，对于中国本土人而言，香港确实是一个他者，与其之间存在着境界线，中国人超越此境界线进入到香港的旅行经验，对他们而言具有什么意义呢？对在时间与空间上与他们明确隔离、生活在21世纪初的韩国的笔者而言，在透过进入中国人旅行者的经验世界之另一个旅行可找出何种新义呢？

　　 二、近代指标之香港

　　 巴金1927年下船到香港的时候他曾描述，“我们走出码头，一路上看见的街头都很整洁”。离开香港的时候，他站在船甲板上瞭望建筑在山上的房屋，感到“一层一层整齐地排列在那里，非常清楚”。

　　 这种印象使香港变成“一个完全近代化的大都市”，而令人惊异的是，此种印象起源很早，清末的一些改革家已从邻近的香港发现了“近代”。出生于接近香港的广东省南海县的康有为是一个典型例子，他22岁时（1879年）访问香港后所自编的年谱中留下了简单的笔记：“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宿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

　　 清末时期香港被视为中国近代改革之样本，但进入中华民国时期，香港在英国统治下变成一个“海上蜃楼"，在旅行香港的中国人眼中，它变成了一个被羡慕的对象，而且此种倾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加强。

　　 昨天还是一座荒严孤岛，是海岛与渔夫椅居的不毛之地。自从英国人得到了这件佳妙的礼物后，今天已变成了亚洲的一大都市，中国南方的门户。荒岛变成了人烟稠密的海上蜃楼。跑马场，在总会，网球场，哥尔夫球场，把海滨装缀得像伊甸乐园一样。到处是不大列帝国的伟大表现，到处是英国人的威风，中国人士，都在那到处展颺的大英旗下，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到1930年代后期，中国人对香港的向往之心越来越强烈，请看以下引文：

　　 我想象中的香港就如同一座仙山。身上不带”宝气"的凡人，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那里真是避世桃源，看来，香港到底是个福地。福地只配福人享。我向香港祝福了！

　　 没去过香港，梦寝中想着去香港，只是福命不济，空想罢了！

　　 这种印象为何越来越强烈呢？也许可从1938年一位访问香港的旅行者游记中找到答案。他赞美道“香港是梦之岛，诗之岛；是恋爱的圣地，是月光的家乡，花的家乡”。接着，他也说道“八一三抗战开始以后，香港更变成了全中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都市”。

　　 就这样，中国本土越是发生内战或受日本侵略而形势不安定，相比之下越发使香港成为强烈的向往对象。1941年到达香港的杨彦岐也明确提醒这一点“香港虽是‘外国地方’，自由的空气比上海讨人喜欢得多——我到香港，便是这个理由。”他在此所说的自由也许可以认为是精神上的价值，但也不只如此，因为“除了香港外，在中国境内确无从寻找比他更适宜于安居，置业，创业”，所以他们才渴望渡海至香港。

　　 香港既然是一个渴望到达之地，那“忍痛的庇荫于外人的保护下，该是什么一回事！当时的中国人会轻易这样认为吗？一些旅行者已经看破了“近代化”的香港所具有的阳光与黑暗及近代性矛盾。在一个旅馆中，“隔房的客人招来了妓女，毫无顾忌的淫浪的声音闹了一整夜，我想起了许多香港的小报以及许多大报上的春药广告”。这只不过是描述香港日常生活黑暗的一面。一些旅行者却对香港的阳光与黑暗具有分裂心态。

　　 1940年旅游香港的文俞就是一例。一般人满足于香港的“安静和平”是出自于“感觉”，但是他主张“这都市不能是属于我的，我不爱它，也不能让它在心上站一些儿地位。”这种判断是出自于他的“思索”。他经过长久的思索认识到“一个角落不能代表一个世界，一个断面不能象征一个构图。当我留滞在这是那么著名，名字又是那么美丽的都市，有了时间来看清它的真正的街道时，呀，对不起，我讨厌这是如何的混浊的所在。”因此比起爱好安静和平，他更关心“肮脏贫穷的一面”。

　　 香港所发散出来的阳光的制造者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旅行者体会到这个事实，使上述对近代性矛盾之认识更加强烈。

　　 香港是那么可爱的，——在那里，周遭环绕着绿莹的海水，四面罗列了青碧的山岛，宽广的自然会扩展人们的胸怀，凉爽的海风涤去了尘俗的烦闷。是有那时代的繁华，物质的文明，香港怎么不令人可爱呢？！可是如果你是白种人，你当然真会非常喜爱香港，香港亦会非常喜欢你，不幸你是黄种人，更不幸是中国人，——过去是香港的主人，“反主为奴”，有何颜面久羁香港呢？!

　　 作为“不幸的”黄种人，且是转落为奴隶的中国人，能够摆脱面对近代化殖民地香港时所产生的分裂心态的一条路径是，批判香港的近代化成就，视其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以此来占据优势。因而形成香港为受帝国主义侵略的被害者之印象。

　　 三、殖民地被害者之香港

　　 1932年造访香港的王志成，在游记的前半都是这样描述香港的：“道路整洁，空气清新”的“世外桃源”，表现被它迷惑的心情，但结语中表露出他的心情：小朋友！西洋人收刮我们中国人底脂膏，开辟道路，建筑桥梁，究竟为什么呢？我在香港底山顶上，深感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刻毒了！”

　　 如此，将香港认作帝国主义受害者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情绪是，将香港比喻为从母体中国中脱离出来的一部分。也有人将香港比喻为从家人变成的人家的“妾”，但大部分是属于如下闻一多的诗《七子之歌》一般，以遗失的儿子来形象化：

　　 我好比凤阙阶前守在的黄豹，

　　 母亲呀，我的身分虽徽，地位险要。

　　 如今狞恶的海狮扑在我的身上，

　　 咬着我的骨肉，唆着脂膏；

　　 母亲呀，我哭泣号啕，呼你不应。

　　 母亲呀，快让我躲入你的怀抱！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借着中国之肢体来形象化香港的情绪，使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所受到的差别待遇更加敏感化。香港政府曾颁布侨民注册条例，允许各国人民居留于香港者向政府登记，华人则属唯一例外。这受到了一个旅行者的批评：“表面似予华人以优待，实则默认华人为臣属，不以异国之国民相待。”

　　 西方人与中国人受到不同待遇时，中国人的差别更明显地显示出来，这也被认为是空间上的区割。

　　 市中商业尽属华人，西人则多寓于风情气爽之山上，阶级之分，一望瞭然。且华商皆为洋商之办所，绝少有自制之工艺品销售于外者。

　　 可是旅行者也体验到，不但居住在香港的西洋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人彼此之间也存在着境界线。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居住于香港的中国人当中也存在着与香港殖民当局合作而享受特权的“高等华人”及形成底边层的中国人之间的境界线。从中国本土进入香港的中国人所经历的不便，是香港的这一边与那一边之间境界线的象征。明显反映出这种复数境界线的最好例子，是鲁迅所描述的他的经历。

　　 鲁迅试图在游记中讽刺的应是，香港人之间存在的阶层性位阶秩序。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歌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由上文我们可以了解到，鲁迅不但注意到香港内部存在的阶层性位阶秩序，他更警惕此结构延伸发展到整个中国大陆，换言之，整个中国变成西洋殖民地。

　　 那么，为了防止这种阴暗的香港印象及中国变成香港的可能性，中国人将提出什么方案呢？中国旅行者强烈要求中国籍的香港人，首先不要以在垂直阶层结构内谋求上升为目标，而必须要打破此结构，以追求拥有中国人认同为先。陆丹林在1939年发表的文章中，批判香港一般中国籍学生的读书目的是为了自己将来过舒适的生活，或替英国政府、洋商服务，很少立志为祖国效劳。他希望“港大的华籍学生，起居饮食，尤其精神和理想不要太过于欧化，忘了本身，忘了祖国，而成为黄色的白种人”。

　　 但是，我们要注意，这只不过是以反帝民族主义视角为起点的中国旅行者所凝视的香港面目。这种视角随着大陆抗日战争的激化，而对旅行者发挥更大的影响力。那么，被旅行者凝视的香港人表现出何种反应呢？

　　 四、中国认同意识与香港

　　 笔者尚未找到香港的中国籍居民对来自中国本土旅行者或是对他们所写的游记直接做出反应的资料。因此，笔者在此采取迁回的方式，探讨香港人对中国具有的态度。

　　 上述所引陆丹林游记从反面可说明，中国籍的香港人欲成为“黄色的白种人”倾向非常强烈。虽然如此，我们也不可轻易判定他们全都不具有任何对中国之一体感，即中国认同。因为香港的人口结构非常复杂：香港割让给英国后经过60年，其人口增加了50倍，而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在这种量的变化外，也带来了质的变化，即中国籍的香港居民本身在无形中区分为华侨与华人。然而，直接与香港牵涉利害关系的两个国家的国籍政策非常明确。

　　 英国政府虽然规定一直住在香港的人皆为英国女王之臣民，但事实上承认双重国籍。按照此种国籍政策，香港官厅文书上的记录不区分华侨或华人，皆是“华民”。清朝与中华民国政府则站在血统主义的立场，认定他们皆为其国民。在此，笔者重视的不是法律上的身份，而是他们所具有的文化上的认同意识。

　　 我们再以以语言问题为线索，寻找接近他们所具有的文化认同意识之路径。有位旅行者对香港至九龙半岛的渡海地方的名称有着有趣的回忆。此地名之发音为“尖沙咀”，他却听成“金沙雄”而感到广东话很难听懂。如此，因为出身广东者占多数的香港居民所使用的广东话与国语在沟通上出现障碍，所以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必须在香港普及国语。对于说广东话的人必须使用国语的理由，1935年访问香港的胡适有这样的说明：今日的国语本是一种活的方言，却流行很广，广东话也是一种活的方言，但相对流行不广，因此应当通用国语。但是“现在广东很多朋友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是提倡读经书”。

　　 那么，他们为何爱使用广东话，甚至提倡读古文与经书等等？欲维持传统学术，而否定中国本土流行的新文化？一位旅行者的记录告诉我们，其原因不纯粹是为了维持已习惯的文化惯性，而是存在更积极的理由。据他所言，香港依然继续维持传统学术的原因，是为了“易于统合，中英两旧势力相结合”之结果。香港学校数量颇多，但政府设立的学校实行“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教育，中文虽为课程之一，然而仅教“子曰、之、乎、也、者”。他之所以如此主张，是为了强调香港绝无学术思想存在。由此我们可看出，传统文化的维持也许是一些精英刻意努力的结果。

　　 1927年鲁迅访问香港时，在香港青年会做过演讲，他也曾讽刺，清末革命派为了“排外”而提倡的口号“保存国样”。“不料20年后”，却为达到中西文化融合之目的，而被香港外国当局所复苏之戏剧性。因此，居住于境界线的另一边、并逐渐被西化的香港内部的中国籍居民，为达到整顿本身所具有的不稳定认同意识的目的，也许是借着保守性传统文化的力量，以试图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笔者认为，这应可称之为地域化（即香港化或广东化）的中国文化。

　　 为有助于了解，我们必须先检讨香港大学如何看待中国文化。1911年3月正式开学的香港大学，早期开设的中文科目只是一年级的共同科目，可是1927年正式设立了中文学系（或中文学院）。试图使它成为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融合的据点。这种变化，一部分是兼任香港总督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个人嗜好的作用，但主要是因1925年省港大罢工而达到高潮的1920年代前半朔的香港（与广东）反帝民众运动影响的结果。香港当局为维持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及争取中国籍居民的支持，在香港大学成立了教育、研究中国文化的机构。

　　 在此，我们必须追问，当时为什么选择是保守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正在流行中的新文化思潮？有研究者分析，那是为了维持社会安定，即香港政府以奖励传统中国伦理的方式，达到牵制从内地延伸来的左右派思潮的目的。当然，这种政治性动机存在于香港当局与上流阶层的中国籍居民中，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应从中国籍居民的文化心理世界中寻找。1935年出任中文系主任的许地山的发言，可以证明这一点。通过对中国籍居民一年多的观察，来自大陆的他了解到香港之所以蔓延着较重视传统经史学间的风气，是因为大多数人认为传统经史学问更具有崇高的精神。如此，保守文化在香港发挥了普遍的影响力，因为它不但对上流阶层，而且对一般居民的心理也产生了作用。

　　 五、旅行回程

　　 笔者的旅行到此结束，可我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呢？

　　 笔者首先获得的收获是，出发旅行之前所预测的近代中国人对香港具有的两个印象，即“近代的象征”与“国耻的象征”。从实际访问香港的旅行者经验世界中得到了确认。而且也了解到，表面上互相矛盾的这两种印象，在他们的内心世界牵连在一起。甚至，香港的自然环境亦被认作整个都市风景的一部分，而成为他们的近代经验。这一切说明中国人近代经验的分裂与复杂性。

　　 香港旅行者所具有的共同点是，他们大部分是中国本土都市的中产阶级，而且他们滞留一段时间后留下了记录。因此他们的所见所闻就是他们自己凝视的“香港”，即他们的文化倾向所表现出的经验世界。然而，这不可能与被他们凝视的香港中国籍居民的经验世界完全吻合。

　　 长期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常使用广东话，同时具有“地域化的中国文化”与西洋文化之世界，寻找独特的认同意识。笔者在旅行中得到的珍贵的收获即是，遇到了来自中国本土的旅行香港者反映出的被凝视者的视角。

　　 香港的中国籍居民，在中国的治政者割让给“别人”的土地上，实际拥有“九成的土地”，形成了（殖民地）近代世界。来自大陆的旅行者重视这一点并评价说：“香港的生机早操在侨胞们的掌握中了，所未恢复的，不过是管治的主权而已！”其实，香港社会虽在英国殖民者统治下，但因为是“小规模”的殖民地政府，形式上也并不存在政府应当掌握的中央银行、民间的各种职业团体或商会负责其功能。殖民地香港的这种特征，使我们不能轻易地（站在中国民族主义史观的立场）认为其殖民地史为黑暗的历史，相反应以其作为了解香港居民的日常生活条件之核心。

　　 关于这一点，生存于中国境界线之外的同时代的一个韩国人，在访问境界线以内的香港后所留下的游记中有一段观察内容，值得我们注意。笔者想引用这段话来结束短短的游记：

　　 我想尊待香港的中国人为世界一等国民。虽市街的整理技术与设计是接着外人的力量，但完成是靠他们的坚定的力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虽是英国的领土，中国人却拥有了一切的经济势力。

（作者简介：白永瑞，韩国延世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院长，韩国中国近现代史学会会长，韩国思想刊物《创作与批评》的主编，《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近代东亚的文化认同，以及中、日、韩三国的亚洲观。近年从事有关中国近代知识建构与知识传播、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教育(束力)语与朝鲜学校教育的研究。代表著作有：《东亚的地域秩序：从帝国到共同体》、《从周边看到的东亚》、《作为发现的东亚》、《回归东亚：探索中国的近代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