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软实力传播战略分析

经济崛起是真正的崛起么？答复并不复杂。举例来说，根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在1820年代，中国的GDP占到了世界GDP的三分之一还多。显然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经济上的强国。但事实是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就被英国打败了。而当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西欧八国的GDP只占世界GDP总体的12%，而日本是3%，美国则是1.8%。军事力量的强大就是真正的强大么？答案同样并不复杂，当年苏联崩溃时，仍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没有恢复到当年在全球的影响力。何故？

　　 韦伯认为，权力是控制他人、事件或资源的能力，使得某人想要发生的事发生，尽管会有阻碍、抗拒或对立。[1]约瑟夫·奈所言：“权力就是有所作为与控制别人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能随心所欲的能力，能够影响别人行为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2]一个国家实力，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所谓的硬实力，一般指经济与军事实力，往往具有强制的力量；而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3]。可见，“软权力”是一种更高远的控制与影响力，它源于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现这些价值时）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合法）。[4]

　　 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和“硬实力”同样重要。亨廷顿就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5]在冷战期间，西方曾使用硬实力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但是它同样使用软实力来侵蚀铁幕之后的共产主义信心。

　　 一、软实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

　　 1962年，政治学者彼得·巴克莱奇（PeterBachrach）和摩尔顿·拜拉茨（MortonBaratz）在美国的《政治学评论》（PoliticalScienceReview）杂志上发表的《权力的两张面孔》中，提出了权力的“第二张面孔”（SecondFaceofPower）的概念。次年，又在同一本杂志上发表了《决定与非决定：一种分析框架》，对权力的属性与同化问题进行了分析[6]，由此开了软权力研究之先河。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分别在《政治学季刊》（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和《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等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的专著，明确地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政治变化主要表现在世界权力的变革和权力性质的变化之上，他写道：“传统而言，作战能力往往是检验大国的标尺，但是现在权力的定义已经不再强调军事力量和征服技术的重要性；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权力中的作用日益显着。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军事力量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文化、价值观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7]。此后，约瑟夫·奈不断对“软实力”概念进行补充、修正和完善。1999年他认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丈化与意识形态吸引力，它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力获得理想的结果，它能够让其他人信服地跟随你或让他们遵循你所制克定的行为标准或制，以按照你的设想行事。”[8]2004年3月他在《软实力——国国际政治中的制胜之道》一文稍作修正，他写道：“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9]同年，他又在《硬权力与软权力》一文中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有利的规则和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10]同年，美国学者苏珊尼·诺瑟在《外交》杂志上提出了的“巧实力”（SmartPowel）概念，强调自9.11事件之后，保守主义者打着自由国际主义的旗号，实行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战略，宣称要扩展人权和民主。但是布什政府采取的军事危险政策同他们声称的理念根本不相符。“必须实行这样一种外交政策，不仅能更有效地反击恐怖主义，而且能走得更远，通过灵巧地运用各种力量，在一个稳定的盟友、机构和框架中促进美国的利益。”苏珊尼·诺瑟认为巧实力战略是威尔逊、罗斯福、杜鲁门和肯尼迪奉行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延伸[11]。

　　 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奈这样写道：“实力，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他人行为以达到你的目的的能力……基本上有三种方式可以做到：威胁（大棒）、交易（胡萝卜）和吸引（软实力）。……一个外国人喝可口可乐或穿乔丹T恤并不意味着美国就对他有控制力。……而实力资源是否能够房产生预期效果还要看背景因素。……拥有大型坦克武装也许能在沙漠战斗中取得胜利，但不会在像越途南那样的沼泽丛林中获胜。……想想伊朗。统治阶阶层的毛拉们对于西方音像制品疾恶如仇，但是很多年轻人则非常喜欢，因为它们（西方音乐和影视，即电影）传播了自由和选择的理念。美国的软实力只对部分伊朗人产生了效果”[12]。有时，硬实力有时也可能起软实力的作用，如动用军队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国际灾难救援，向他国提供财力或物资援助等。国际贸易属于硬实力的范畴，但有时也会有软实力的作用，如品牌的文化效应。[13]

　　 约瑟夫·奈之所以如此看重软实力，是因为软实力具有广泛的社会号召力。他1990年在一本书中写道：“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权力在别国看来是合法的，那么它在实现自己意志的时候就会较少受到抵抗。如果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那么别的国家就会更愿意效仿。如果它能建立起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需要改变自己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如果它能够帮助支持那些鼓励其他国家按照主导国家所喜欢的方式采取或者限制自己行为之制度，那么它在讨价还价的情势中就可能没有必要过多地行使代价高昂的强制权力或者硬权力。简言之，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和它具有的建立一套管理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在当今国际政治中，那些软权力源泉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4]针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一度流行的所谓世界将进入国际政治中的日本时代这一论点，约瑟夫·奈明确指出，相对日本来说，美国的软性同化式权力很大，这使得它在世界事务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用奈的话来说就是：“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某些变化将对日本有利，但有些变化可能对美国更有利。在命令式权力方面，日本的经济实力正在增强，但其在资源方面很脆弱，而且军事力量相对较弱。在同化式权力方面，日本的文化高度孤立，而且它尚需要在国际制度中争取更多的发言权。相反，美国具有世界性的大众文化，在国际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5]

　　 在全球化时代，约瑟夫·奈提醒美国政府：“经济和社会全球化并不造成文化一统化，世界其他地方不会有朝一日看起来都像美国一样。在全球历史的这个时期，美国文化是非常卓越的，它有助于在许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增进美国的软权力。与此同时，移民和国外的思想和事件也在改变着我们本国的文化，而这又增加了我们的吸引力。我们对保持软权力很有兴趣，我们现在应当利用这种软权力来建立一个与我们的基本价值观相一致的世界，以便来日我们的影响力缩小时仍有利于我们。”[16]

　　 约瑟夫·奈教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备受重用，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等要职。2000年，乔治·布什（GeorgeW.Bush）当选美国第43任总统，坚持以强硬手段处理国际事务。约瑟夫·奈创始的“软实力”理论则被共和党政府抛到了脑后。“9.11”之后布什政府立即发动“反恐战争”，接着于2003年又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斐尔德（DonaldH.Rumsfeld）被问及对于软实力的看法时直言：“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17]。布什政府中负责外交和公众事务的副国务卿夏洛特·比尔斯（CharlotteBeers），在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动武之际因“健康原因”辞职。此前她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改变阿拉伯人对美国的看法，解释和推销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其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立场。

　　 美国大打反恐战争似乎没有受到了文化的抵抗，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了，奥萨马·本·拉登（OsamaBinLaden）后来了被击毙了，但美国在海外，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中的形象并不好。这一困境使得美国人不得不反思他们的对外政策。约瑟夫·奈则不适时机评论说：军事力量（硬实力）固然重要，但是“力量的面貌不限于一端，柔性力量（软实力）也绝非软弱”，但是在硬实力思维下，人们往往和本·拉登一样，喜欢“壮马”[18]。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瑞奇（NewtGingrich）也认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歼灭多少敌人，而是增加多少盟邦，这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可惜他们不懂”[19]。在这一背景下，关于软实力和巧实力方面的研究遂成为国际学界的热点话题了。2007年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发表题为《巧实力战略》的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

　　 二、软实力传播的国际实践

　　 2008年底，巴拉克·奥巴马（BarackH.ObamaJr.）当选美国第44任总统后，美国对于软实力的重视逐渐提升。2009年1月13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希拉里用一个“巧实力”的概念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希拉里说：“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原则与务实的基础上，而不是顽固的意识形态[20]；必须建立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而不是情绪化和偏见”。她提出，“我们必须使用被称之为巧实力的政策，即面对每种情况，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21]希拉里的“巧实力”，就是要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未来的美国，既要团结朋友，也要接触对手；既要巩固原有联盟，也要展开新的合作。尤其是受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影响，世界政治正在发生变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实现全球目标。例如，国际金融稳定就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才能保证。全球气候变化既要有发达国家付诸行动，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配合。而许多社会风险如毒品、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等，都是超国家边界的重大问题，同样需要全球各国共同应对。

　　 日本在战后，除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展示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外，也非常重视软实力传播。20世纪80年代的大幕刚刚拉开，日本就积极介入欧洲事务。日本时任首相海部俊树在东西欧的交界处的昔日日本驻第三帝国的大使馆内，发表了“对欧新政策”：“我们应积极地支持东欧的民主化，并帮助他们建立新秩序”，他说：“日本可望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政治方面发挥重大作用”[22]。这是日本力图在更广的空间施展其影响力的尝试。1972年10月2日为了推进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而设立的作为专门机关的外务省管辖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03年10月2日起变更为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英文名称是TheJapanFoundation）。国内设有本部和京都分部以及两个附属机构（日语国际中心和关西国际中心），在国外1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0个海外事务所。以政府出资（1，110亿日元）作为财政基础，以运用政府资金获得的收入，从政府处得到的运营补助金和民间的捐赠作为财政补充。[23]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文化艺术交流”、“海外日语教育”、“日本研究和人文交流”这三个方面。1995年，日本政府就确立了“文化立国”战略，直接组建、参与和支持文化创意基金组织，疏通、拓宽资金流入渠道，保障文化资金供给充足；小泉和安倍两任前首相曾把推广时尚文化作为重中之重，大力发展动漫产业。如今，日本已经成为超级动漫大国，柯南、灌篮高手等动漫形象为日本赚足了人气。如今日本的小说、漫画、偶像剧、卡通、流行音乐、电影、流行服饰等不但在亚洲流行，而且还传到千里之外的欧美等地。尤其是日本动漫产业正在渗透至全球。据《2007年中国动漫产业分析及投资咨询报告》显示，仅在2004年，全球数字内容产业（即文化产业，日本的说法）产值达2228亿美元，与游戏、动画相关的衍生产品产值超过5000亿美元。利用动漫形象作为对外传播的手段，确实是日本人的创意，也有利于“营建日本酷文化，打造日本国家品牌，赢得世界好感”。而这不过是日本进行国际传播与对外交流的众多手段之一。这一次，日本选择捍卫自己在亚洲的软实力的整体战略的实施，不是通过战争或者武力威胁，而是通过传播日本的形象，让日本变得酷起来。于是，“日本就从漫画这一特殊行业开始，先重新征服亚洲，然后再征服全世界”[24]。

　　 2009年，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公布了关于美国、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软实力调查结果。在韩、越、印尼对中国经济、文化、人力资源、政治和外交五个指标的评价中，除印尼和越南认为中国在文化领域软实力名列第一外，对中国在经济、人力资源、外交和政治方面的软实力评价都低于美国和日本。[25]斯科尔科沃--安永新兴市场研究所根据其设定的指数，对各国软实力进行打分并排名。2010年的排名中，中国的分数仅为30.7分。但该研究机构的学者指出，中国在新兴市场阵营中的排名主要得益于其跨国公司的发展与受瞩程度、得到发展的旅游业及其大学的迅速扩展与排名的提升。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加，政治影响力也有所提升，但中国的软实力分数却未呈现线性上升趋势（见下图）[26]

　　 中国在非洲的政策，证实了通过硬与软两者手段展示外交的魅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一方面，中国加大对非洲的投资，修路建厂，援建公共文化项目，提升了中国的经济硬实力。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消费品、机械、汽车和电子产品大量输入非洲。到2012年年初，中国向非洲注入的直接投资达153亿美元，中国政府还承诺今后3年中国将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还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实行医疗保健外交、奉行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的原则无条件对非洲国家进行援助、设立了中非发展基金、在政治、经济、教育和信息管理各领导开展和平对话行动，2000年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focac），鼓励文化交流，支持中国公司参与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工程和融资项目等等，这些行动都有效地提升了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对此，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詹尼弗·库克（JenniferG.Cooke）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上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促进中国领导人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主要措施有：兴办孔子学院、外国学生来华留学、举办文化节和友好文化年活动。中国强力扩展与非洲的文化交流，第一座孔子学院于2005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建立，现已达到了19个。2008年，中国为南非的教育项目提供2亿元人民币，在当地50所高中教授汉语普通话等。[27]

　　 虽然近几年，中国在非洲的行动也受到一些指责，但总体而言，声音是多元的，有批判也有赞美，是一个正常的舆论反应。2012年7月19日至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中国北京召开。来自中国和50个非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和负责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出席了会议。会议提出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北京行动计划（2013年至2015年）[28]，这一计划的实施将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沙伯力（BarrySautman）和严海蓉曾撰写一篇题为“‘中国在非洲’：全球体系的困境”的论文，文章对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进出口贸易和投资做出了系统评价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分析。作者发现，在非洲，中国的声音不仅仅多集中在精英阶层，即使在大众层面，中国的印象也较正面，这与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在非洲”的评价正好相反。[29]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GlobalAttitudesSurvey）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2009年的皮尤调查抽查了26国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态度。其中仅有的两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分别有85%和73%的人对中国表示好感，好感率分别为26国中的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和第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12年的调查，非洲人对中国的好感率有所下降（见下图），[30]这可能与中国在非洲的工厂和工程项目频繁发生的劳工冲突事件有关，而近几年西方媒体的普及以及各种NGO组织的活跃度提高，再加上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在非洲各项行动的指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非洲民众的舆论。

　　  三、中国软实力传播中的软肋

　　 在约瑟夫·奈那里，软实力是“当一个国家使得其它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他还指出这种权力由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或曰政治价值观）的“说服力”和国际制度“感召力”所构成。[31]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体现在其他国家“羡慕其价值观，以其为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发的水平”的一种中力量。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代表着其他国家所期望信奉的价值观念”，它的“领导（世界）潮流的成本就会降低”[32]。阎学通和徐进在一篇文章中，基于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要素的分类，进一步细化得到以下量化模型：一国之软实力由其国际吸引力（国家模式吸引力+文化吸力）、国际动员力（战略友好关系+国际规则制定权）和国内动力（对社会上层动员力+对社会下层动员力）三部分组成。他们进一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的国际吸引力不足美国的1/8；中国的国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1/3弱；中国的国内动员力约为美国的9/10。[33]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基于这一公式计算，得出中国软实力总体上处于美国的1/3上下；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陈信康在受上海市政府委托所作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上海的软实力只相当于纽约的60％不到。[34]

　　 从国家软实力的几个构成要素：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来看，每一种力量的呈现，都离不开传播活动。没有一个良好的传播媒体、战略与方法，国家软实力都无法得到良好的建构与呈现。而在信息时代，沟通战略极为重要，影响时局的不仅是军事行动的胜负，还有新闻报道场域的较量。如在反恐战争中，可以通过新闻报道获得和平力量的支持，而同时分裂或者削弱恐怖分子的力量。在非战争军事行动（如在反海盗行动、维和行动和灾难救援行动）中，军事力量的运用更需要辅以软实力手段，以赢得人心，争取社会的广泛支持。因此，重视软实力建构与实施软实力传播是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保持可继续发展，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是中国当下最有力的硬实力体现。与此同时，展示中国的航空航天以及军事工业自主创新的成果，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既可展示中国的军事硬实力，又是一种维护世界和平软实力体现。中国显然已经明白了软实力的意义，问题在于对软实力构成的三要素——文化、价值观和政策——的建设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

　　 在文化上，中国尚未梳理出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未来发展最具有正能量、而又可能有广泛吸引力的元素。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上”、“克己奉公”等政治与社会文化智慧，乃至“天下体系”的治理模式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都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更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2006年5月，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最具文化影响力的一些国家文化及其形象符号，其中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主要有：汉语、北京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兵马俑、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针灸、中国烹饪等。由此可以看出，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形象的了解更多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新中国的成立以来的成就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符号体系。从更深一层分析，我们更会发现，这些符号缺少精深价值意向，不太可能对他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近几年，中国高层也高度重视软实力问题。党的十七大文件里就提到“发展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据说国务院新闻办更是多次使用“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多次使用“软实力”一词，如胡锦涛在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上就指出：“中国需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近几年中国大力宣传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的进步和飞速发展，但在展示中国的硬实力的同时，中国也注意打软实力的组合拳，如全力举办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全世界开办了几百所孔子学院，吸引外国学生到中国大学就读，并对东南亚邻国实行软外交，还试图以巧实力向外界传递“和平崛起”不会打破全球力量均衡的理念。但中国的软实力到底如何呢？《纽约时报》曾公布了一个由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韩国东亚机构所作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在亚洲五国和美国所作的民意识调查显示，受访者都尊敬中国文化遗产，但对中国的政治和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却印象较差。2008年，美国一家品牌咨询公司曾经在700个美国公民中对中国制造的产品进行消费者调查，结果令人震惊。在受调查者中，仅有6%的人承认“我喜欢买中国商品”以及“我喜欢购买中国的品牌”。与此对应，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声称他们不喜欢中国制造的商品或者中国的品牌。这个调查显示，中国的品牌和商品还远没有赢得全球消费者的心，虽然中国商品充斥全球货架。66%的被调查者认为，中国制造的商品和品牌正在损害着中国的国际形象（见下图）[35]。

　　 是以有学者指出：“中国政府虽然提出了文化多样性的主张，但未提出如何建立国际文化秩序的问题，因而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机制建设，限制了中国传统文化优势的发挥”[36]。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旷新年则指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失落，意义真空，用祝东力先生的话说，处于一种“精神崩溃”的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家、剧作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副主编黄纪苏认为，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震荡和民族道德的崩溃。可见中国虽然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大国，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并不强。诚如2007年中评社发表社评文章对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作出的综合评价中所指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绝对不可以说是巨大的。与美国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在世界范畴中许多方面都是不足的。一是未有在国际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文化。二是未有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三是未有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力量文化。”[37]

　　 在价值上，我们因为纠缠于可能因为接受普世价值而处于被动地位，反而未能利用这些全球广泛接收的理念来传播和建构中国的影响力。北京大学教授潘维认为，社会核心价值观缺位是中国现实中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中国要崛起，就无法回避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西方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国家制度和公民构建的经验丰富，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政治理论，以自由、法治、民主和平等理念为核心内容，利用西方拥有的政治、市场和文化优势，在全世界传播。可以说，西方利用自己已经完成的历史进程来制定一种“标准路径”加以推广。用王绍光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38]。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或美国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对此，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希教授认为：“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勇气打破西方的思维定式，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西方和美国的发展，认识它们在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简言之，不应该迷信西方或者美国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完美和神话”。[39]王希教授还指出，我们要有勇气来正视和承认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观的存在。这些价值观本身就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发明出来的，而是人类共有的经验和追求，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表现，以不同的方式得以运作。“普世”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本质。不需要赐予，也不需要强加于人，更用不着将其视为洪水猛兽。就“自由”和“民主”而言，它们本身在美国历史上就经历了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其内涵融入了不同类型的美国“自由观”和“民主观”的冲突的结果。[40]

　　 在政策安排上，我们本可能大有作为，因为这是软实力三个构成要素中最具有灵活性的元素。但因为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强大的智库群，使得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仍然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试验状态，构成软实力的各部门间经常独立作业，缺乏协调，有时不但未能成为合力，反而会相互抵消。而由于中国政府长期未能激发出非政府组织和广泛的民间社会力量，所以中国的软实力主要以政府主导，其不足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指出，中国还没有形成一套综合与连贯的国家软实力战略，其软实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临时举措和应急性反应。[41]

　　 四、总结

　　 源于文化、制度、价值观之上的软实力，确实是一种重要的力量体现，但这种力量是需要有硬实力支撑的。毕竟跨文化沟通可以澄清事实进而有利于化解冲突，但两情相悦也未必能建立起平等的权力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都与欧洲强国有关，显然不是因为卷入的欧洲列强之间有多少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的差异（这与十字军东征不同），而是因为利益冲突。战与和，不是因为沟通才化解，而是硬实力在说话，是利益分割的妥协与平衡而短暂休止。也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美国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奠基人、古典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明确表示不赞成将人权、民主等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掺杂进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去，认为外交政策的第一考虑应是美国的国家利益[42]。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也认为，硬权力决定软权力，或者硬权力是软权力的基础。他认为，物质上的成功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导致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43]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多次提出中国梦问题，这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如何深入理解、诠释和传播好“中国梦”、“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向世界说明中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下一步推进中国国际软实力传播的难度与重点。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已经明确指出了中国梦和美国梦是相通的。如果在国际传播场，试图割裂中国梦与美国梦、英国梦、印度梦的联系，不承认中国的核心价值与世界各国核心价值可沟通性，那么，中国的软实力传播就存在严重的断裂。

　　 注释

　　 [1] 周宪编著：《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7页。

　　 [2] Nye, Joseph S.,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990,p.33.

　　 [3]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111页。

　　 [4] See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p.2、11.

　　 [5]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 Nye .Jr., Power and l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8.

　　 [6] 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1期。

　　 [7] [美]约瑟夫·奈：《柔性权利》，吴家恒、方祖芳译, 台北:时报文化2006年版，第56页。

　　 [8] Joseph S. Nye, 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 Time ,1999 ,February22 :21.

　　 [9]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p.25.

　　 [10]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11] See Suzanne Nossel, Smart Power, New York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3, Issue 2 , March/April 2004, p131.

　　 [12] Joseph S. Nye, Jr. , Think Again: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 1 March, 2006,  p. l.

　　 [13] 参见尹斌：《软实力外交：欧盟的中东政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0页。

　　 [14]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32～33.

　　 [15]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33.

　　 [16] 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 郑志国、何向东、杨德、唐建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17] [美]约瑟夫·奈：《柔性权利》，吴家恒、方祖芳译，台北:时报文化,2006年版，第19-20页。

　　 [18] [美]约瑟夫·奈：《柔性权利》，吴家恒、方祖芳译，台北:时报文化,2006年版，第19-20页。

　　 [19] [美]约瑟夫·奈：《柔性权利》，吴家恒、方祖芳译，台北:时报文化,2006年版，第20页。

　　 [20] 亨利·基辛格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历来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矛盾：一方面，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比美国更务实”，而另一方面，又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参见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罗伯特·达尔也认为：“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转引自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由此可以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是什么突出的。

　　 [21] 温燕、陈伟等：“巧实力”外交欲改变美国，《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第7版。

　　 [22] 引自陈洁华：日本积极谋求参与欧洲事务，《国际展望》1990年第12期。

　　 [23] 参见[日]堀内生太郎：日本基金会的历史与发展，《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4]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刘成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14页。

[25] Christopher B. Whitney & David Shambaugh, "Soft Power in Asia: Results of a 2008 Multi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Opinion", 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 in partnership with East Asia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