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涂尔干舅舅的阴影下

他是第一个进入法兰西学院的人类学家(在他之后的是列维-斯特劳斯)，他是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埃米尔·涂尔干的外甥，他也是法国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雷蒙·阿隆有点远的表舅。他写作了人类学经典《礼物》(一译《论馈赠》)，他复兴了一战后凋零飘落的《社会学年鉴》，他被尊称为法国“民族学之父”——— 他就是马塞尔·莫斯。     

　　 在这些盛名之下，有些尴尬的是，提到莫斯，总少不了另一顶如影随形的帽子：涂尔干的外甥，其学术继承人。比如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就不会为莫斯专辟一章。自从法国社会学家让·卡泽纳弗1968年出版了《莫斯》一书，之后二十多年似乎不再有完整介绍他的作品问世，直至1994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法裔社会学家马塞尔·福尼耶终于出版了迄今最全面的莫斯传记：《马塞尔·莫斯》，2006年该书有了英文节译本，2013年该书的中译本《莫斯传》也终于同我们见面了。这让每一个熟悉《礼物》的读者，有机会一窥这份“礼物”的主人，以及他作为民族学/社会学家、社会主义运动家的一生。     

　　 犹太人身份的潜在影响     

　　 本书作者福尼耶用从犹太法典《塔木德》中摘引的一句“大部分孩子都像他们的舅舅”拉开了《莫斯传》的序幕。果不其然，莫斯依旧没有摆脱他如影随形的舅舅，因为该书四部分的第一部分就以“涂尔干的外甥”命名。作为涂尔干的外甥，自然就分享前者的家族史，以及1870年普法战争对犹太人的结果———“从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流失的犹太人口转移到了巴黎”。作为巴黎的少数族群，与其说舅舅对年轻的莫斯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不如说，另一个更大的同时作用于他和涂尔干的文化背景———犹太人身份———为他的学术之路铺设了脉络。     莫斯的外公，也即是涂尔干的父亲，是一名犹太教士，这个和马克思家庭非常类似的拉比家族后来将主要精力投诸解读宗教之起源的宗教社会/人类学上，与家族传统多少有一些吊诡的味道。不过这个家族一如涂尔干在《自杀论》主张的那样：“宗教上的少数民族……仅仅出于竞争的缘故，追求在知识上比他们周边的人出众。”毫无疑问，莫斯在舅舅的指引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使他轻松毕业于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着重历史学、语言学和宗教研究)，并在此结交了他一生的学术知己亨利·于贝尔，但这对他的事业才仅仅是个开始。     

　　 福尼耶接下去为我们展现了莫斯的早期学术生涯，他与于贝尔合作完成了《论献祭的性质与功能》(1902)一书。并同时将该书的写作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下，英国人类学史密斯《闪米特人的宗教》(1889)最早出版，排在其后的是弗雷泽的《金枝》(1890，这部巨细靡遗的“神话学和比较宗教学”巨著最后一卷在1915年出版)，接下去是希尔万·莱维激发莫斯灵感的《梵书中献祭的教义》(1898)，在莫斯与于贝尔合作之后10年，涂尔干还出版了他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尽管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许只是展现莫斯早期的学术活动，但福尼耶的这些叙述尝试，却通过以莫斯为中心的学术历程，解开了后学者心中一个不小的困惑：早期社会学/人类学为何给予“宗教”如此强烈的关注？    

　　  尽管诞生于19世纪前半叶，半个世纪之后社会学/人类学这两门新兴学科依然需要在许多更古老的学科中拓展空间。“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是与涂尔干、莫斯甥舅同时代德国社会学系西美尔对当时的社会学提出的“终极问题”。莫斯在写作《论献祭》时表明了“宗教行为的目的在于把个体置于集体的中心”，在福尼耶看来，这是莫斯“已经发现了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中的一个基本因素”的标志，或许可以算作是法国民族学家对德国同行的一个回应。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以降，社会学科虽然依旧没有离开“宗教”这个主题，但已经不似前者那样努力将“社会”从宗教生活中剥离出来，而更多试图将宗教视作社会的基石。通过大量民族志材料的解读，“图腾与禁忌”作为宗教的另一种形式，开始频繁出现于莫斯的作品当中，而他将“宗教”(献祭)作为：“个人如何获得‘作为整体的社会力量’”这一问题答案的倾向也便显而易见了。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又隐约窥到了犹太教的影子呢？     

        热衷社会运动的大学者 

　　 作为学术上冉冉上升的新星，莫斯在福尼耶的笔下呈现出学术之外的一面，一个让舅舅涂尔干颇有些不满的外甥。“与许多青年的知识分子一样，莫斯也卷入了其中，为联合社会主义的提出作出了贡献。”一如“社会学之父”孔德曾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秘书，比起学术，青年莫斯对社会主义运动更加热衷。他不但“为了《社会主义运动》而密切参与合作社组织的活动”，还担任了社会主义刊物《人道报》的记者，这种对公众事务的参与程度有时会让涂尔干对莫斯的学术前路有些动摇。据福尼耶所言，莫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符常规”使他舅舅“精神上备受煎熬”。不过，对莫斯本身来说，他对两者的平衡倒拿捏得恰到好处，“莫斯认为意志是组成社会的支配性力量”，那么为了推动社会主义运动，首先就需要找到这些“支配性力量”的源头———意志———“福科内和莫斯宣称：‘社会生活的最深内核是一组表象’”。     

　　 在福尼耶的帮助下，我们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使莫斯又回到了学术事业中来，他发现社会不单是由“宗教”这一块基石构成，而来自“一组表象”，在这里他把涂尔干开创的道路进一步拓宽，那么在这个作为意志的表象世界中，还有哪些“宗教”之外的基石值得探求呢？1903年发表于《社会学年鉴》上涂尔干与莫斯合作的“分类的某些原始形式”一文开启了古老的“比较法”的新一章。在认知上，他们尝试把社会理解为许多基本的不同方面的组合；在方法上，他们进一步复活了孟德斯鸠以来的比较方法———将文化表征按照较严格的方式进行分类、概括和归纳。这一努力超越了1874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专注物质文化的局限，将文化的探索扩展到了“意志”层面，集中体现在了1926年莫斯独立完成的《民族学手册》中(不幸的是，福尼耶在本书中似乎把这本莫斯一战后少数重要著作之一给遗漏了)。     

 当莫斯全心投入到学术之后，只有战争能打断他的事业，然而，见证了一战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同时，莫斯也失去了他的舅舅和“年鉴学派”大部分青年力量。尽管还怀着“社会学政府这一梦想”，但随着发生于苏联的“集体主义管理”，以及法国左翼联盟在议会的胜利，莫斯开始接受社会学与社会主义渐行渐远的现实。在老朋友于贝尔，“不要只专注于政治”，“你还得（思考）科学、教育以及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精神价值问题；我们这么做的人并不多，其中还有些装腔作势的人”的号召下，莫斯扛起了涂尔干去世后留给他的重担。整理舅舅的学术遗产，重办《社会学年鉴》，建立了民族学研究所，又加入了社会主义报纸《大众报》的出版，还有，写作了《礼物》一书(这是他将“表象”与社会生活结合的尝试)，并于193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     以更多的精力置身学术，并未减少他对政治的关心，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保罗·尼赞眼中，“《社会学年鉴》的老团队成员”已经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了。二战中，莫斯奇迹般地未曾离开巴黎，这或多或少增加了他的传奇色彩。他还见证了“‘共同体’以及‘全人类’这样的涂尔干式观念”，被人利用为“维西政府反犹太政策”辩护。二战结束后，他又生活了六年，其间，列维-斯特劳斯曾想以他为论文指导者，但“他认不出我了，”列维-斯特劳斯遗憾地说。不过，后者的博士论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延续了莫斯(而非涂尔干)以来法国人类学对“意志”与“表征”的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走出了舅舅的影子，不愧为法国“民族学之父”。     福尼耶在书中塑造了一个丰满的马塞尔·莫斯，他不仅是位著名学者，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主义者(这甚至影响到涂尔干学术家族的第三代“雷蒙·阿伦”身上)。莫斯对社会运动的理想，反过来指引着他的学术道路，两者的交织嵌入了二十世纪的法国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学术遗产。尽管作者勾勒莫斯生命轨迹的尝试更像一本“人物传记”而非思想脉络，也没有对《礼物》这本在国内学界更享赞誉的著作投入足够笔墨，但其为我们重拾的莫斯一生的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梳理出作为民族学/社会学家的莫斯与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