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下的外交决策研究

【内容提要】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在步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时代隐然出现。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形势，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需要体制转型和技术变革。成立国安委跨出了中国外交决策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与之相配套的是需要进行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为了提高外交决策效率和质量，应该建立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促使粗放型的外交向精致型的外交转化。

【关 键 词】外交决策/大数据/技术变革/国安委

　　 外交决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中期科学行为主义的鼎盛时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试图借助于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法对各国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分析，以便对外交决策过程及趋势做出准确的预测①。然而，由于受到当时科学技术的限制，特别是受到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限制，学者们在对外交决策行为模式进行科学分析时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当时的计算机运算速度和信息的存储设备的容量都非常缓慢与狭小，另外更是缺乏今天非常普遍使用的计算机外围设备、互联网络以及移动网络②。这个瓶颈导致基于科学行为主义的外交决策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可行性，它无法在外交决策实践中提供可靠的指南。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科学技术开始发力，一波又一波的信息技术浪潮席卷全球，它与全球化浪潮同步发生，极其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各国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外交事务总量急剧增长，传统的外交决策方法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当前世界正在步入信息化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时代隐然出现。那些率先适应大数据时代思维，积极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外交决策的国家，将在全球的综合国力较量中获得核心竞争力。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有着自己独特的外交决策模式。在建国后六十多年里，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经过实践检验具有非常明显的长处和优势。然而，时代在前进，其他竞争对手正在不断地改进其外交决策方法，提高国家竞争力。如果中国对外交决策国际环境和技术环境的变化缺乏应有的敏感度，依然沉湎于自身的优势，未能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改造现有的外交决策模式，那么就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落入后手，重新拉大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为此，本文围绕着大数据时代下中国外交决策技术变革这个主题，从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模式面临的挑战、当前外交决策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机遇以及如何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外交决策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从而对大数据时代中国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方向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一、大数据时代下外交决策面临的冲击

　　 大数据时代是当下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学者高度评价大数据技术的划时代影响，认为它给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但也有学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所谓的大数据不过是统计学的另类表达，其影响力不宜夸大。其实，从社会发展进程看，当前仍然处于信息社会，而大数据时代标志着信息社会发展到了一个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计算机技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当这个令人惊叹的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运用时，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场大变革③。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上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从事农林牧副业和矿业，他们的生活主要是同自然界竞争。在工业社会，机器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经过技术改造、组织严密的世界里，从事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因而创造了超过以往历史总和的巨大财富④。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并向信息社会过渡。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知识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与物质、能源一起构成社会赖以生存的三大资源。在以往时代，力量主要由暴力和财富构成，武器和金钱是统治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但在信息社会，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本身不仅已经成为质量最高的力量的来源，而且成为武力和财富的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知识已经从金钱力量和肌肉力量的附属物发展成为这些力量的精髓。”⑤

　　 然而即使进入了信息社会，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依然日新月异，不停地给人类带来惊喜，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技术主要从三个维度发展：一是硬件技术。根据摩尔定律，每块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18个月就会翻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现在笔记本电脑变得更为小巧玲珑，出现了携带方便、功能多样的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存储设备也变得更为廉价。1TB的移动硬盘已经降至千元人民币之下，它可以储存将近一百万张照片，将近一千部高清电影，两百万本数字化图书和三万多部扫描书籍。

　　 硬件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第二个维度。互联网络把现实世界的数字孤岛汇合成网络海洋，从简单的人类沟通变成与现实世界一样丰富精彩的虚拟世界。另外，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相关数据的无线射频技术(RFID)⑥与传感器、通讯技术、人体穿戴设备和云计算等一起实现了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换，形成了物联网。在互联网、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基础上，工程师们正在设法创立智慧城市，一种具有智慧功能的数字化城市形态⑦。

　　 信息技术的第三个维度是模拟数据向数字数据的发展。模拟数据与数字数据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以原子的形式存在，而后者是以比特的形式存在。“比特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好比人体体内的DNA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⑧由于信息社会里计算机是工作的主要工具，人们所有的活动数据包括旅游订票、住宿、驾车、求医、购物和教育等都会以数字化的形式记录在案。政府、企事业机构耗费巨资把传统的模拟数据数字化并储存下来，方便人们检索；图书馆也正在努力把书籍扫描或输入转化为电子版本。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这样描绘中国大数据的发展现状：“淘宝网站每天有超过数千万笔交易，单日数据产生量超过50TB(1TB等于1000GB)，存储量40PB(1PB等于1000TB)。百度公司目前数据总量接近1000PB，存储网页数量接近1万亿页，每天大约要处理60亿次搜索请求，几十PB数据。”⑨200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每年大约有5EB信息被存储⑩。2011年，全球信息总量相当于1.8ZB，即1800EB(11)。要知道，迄今为止，人类生产的所有印刷材料的数据量是200PB(约等于0.2EB)，历史上全人类说过的所有的话的数据量也不过是5EB(12)。

　　 信息社会三大维度的发展成就预示着一个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大数据时代给我们社会的工作、生活甚至思维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主要取决于当事者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危机应变能力。大数据时代的洪流汇合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猛烈冲击着中国外交决策的现行体制。中国外交决策主要面临着三大挑战：

　　 第一，外交事务总量的爆炸式增长。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不仅没有被开除“球籍”，反而与国际社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截至2011年7月31日，中国已经与172个国家建交(13)。从1966年到2000年，中国加入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了50个。中国加入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也从58个迅速增加到1275个(14)。从1875年至2003年，中国签署的国际条约达到273个(15)。21世纪前13年中，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的中国化进程几乎同步进行。产生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这些重要事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举办奥运会与世博会；中国与美欧日的经济联系日益深化；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合作密切；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逐渐深入；中国“走出去”战略形成的巨大海外利益；中国开放政策促使中国公民与世界的交流迅速扩大；中央高层出访与外国政要来访，等等。

　　 中国这两届领导人几乎每年要出访许多国家，不仅包括主要大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更包括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出访了俄罗斯、美国、欧洲国家，也访问了非洲国家、中亚国家与东盟国家，同时也参加上合组织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第2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出访的国家与地区有俄罗斯、欧盟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和非洲。他出席了在文莱举行的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和第八届东亚峰会，并对文莱、泰国、越南进行正式访问。除了领导高层出访，国内举办的高规格会议也很多，如APEC、上合组织与亚信峰会。除了中央高层外，各部委举办的外事活动尤其是外交部的活动不计其数。具有国际影响的会议有博鳌论坛、欧亚论坛、世界和平论坛、中非论坛以及中阿论坛等。此外，地方政府也使出浑身解数提高本地的对外吸引力，包括官员出访、接待各国达官贵人与富商名流和举办国际会展等。一些边疆地区的政府转变观念，积极与邻国开展经贸合作，设法吸引中央政府重视，获取更多的财政帮助。

　　 如此繁忙的对外交流活动，必然导致外交事务总量的爆炸式增长，造成现有外交决策机构的超负荷运转。由于中国长期执行“外交无小事”的原则，外交部不仅要负责中央层面的外事活动，也要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组织的外事活动，导致外交部业务量急剧增长，甚至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除了官方活动之外，中国公民在海外的活动也大量增加，作为中国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中国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中国公民到境外的活动人数可能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人口总量。然而，当前国际局势非常复杂，在“中国威胁论”的阴影下，某些国家可能会出现反华排华的现象。在有些地区，中国公民甚至遭受海盗及恐怖主义袭击。一旦发生这类危情，必然牵涉外交部的大量精力，削弱其对其他问题的关注。为了应付日益繁多的外交事务，外交部本身的职能部门也在不断地扩大，不包括驻外机构，司局级部门已经达到29个，目前还有增加的趋势。

　　 第二，战略竞争新对手逐步增加。二战之前，由于大国争夺世界或地区霸权，时常发生大国吞并弱小国家的现象；二战以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国际社会的文明化程度较之战前有很大的提高。战后独立的100多个新兴国家基本上都能拥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尽管一些列强偶尔也会使用武力侵犯弱小国家，但其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在道义上也会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16)。作为弱小国家，只要善于运用外交决策艺术，巧与大国、强国周旋，不仅能够保护国家的生存，还可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取利益。新加坡和中亚国家是成功的例子。新加坡夹杂在中美大国博弈和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间，但它的外交政策左右逢源，与中美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并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从而获得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中亚国家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所有的大国都可以在中亚地区谋取自己的利益。作为交换，中亚国家也从各大国那里获得了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但这毕竟是一种比较被动的格局，大数据技术的涌现为弱小国家改变这样的格局提供了利器。大国虽然在人口、面积、军事和经济方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但小国只要设法避免公开顶撞大国，避免与大国全面对抗，而是选取它所擅长的在特定领域与大国开展隐形博弈。在这类特定领域博弈中，场地、人员和资源都有限制，大国的综合性优势无法发挥。比方说，新加坡倘若要与中国进行体育竞技，它不会选择奥运会而会选择足球比赛。足球游戏规则规定，比赛双方只能上场11人，在受到游戏规则限定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大国压倒性的优势体现不出来，而小国新加坡却因其球员技艺精湛、教练足智多谋在博弈中占据上风。

　　 在大数据和全球化同步的时代，像新加坡这样的发达小国，资金雄厚，人才济济。它可借用大数据技术对竞争大国进行通彻的研究，然后在某些自己擅长的特定领域与大国进行悄悄的博弈。在博弈中它还可以从其他结盟大国获得信息技术的支援。假设其他弱小国家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的便利，在局部领域与中国开展博弈；而中国长期养成的大国观和大国心态，使其可能会对其他大国的竞争手段比较警惕，但对这些看似弱小的国家不那么防范。渐渐的，中国在这群弱小国家的算计中，优势被侵削，力量被抵消。简言之，在大数据时代，中国将会面临更多新竞争对手的挑战。

　　 第三，战略竞争老对手决策能力提升。在战略竞争老对手中，美日两国的大数据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尤其是美国政府对大数据高度重视，将其视为一种新的战略资源。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同时组建“数据高级指导小组”，以协调政府在大数据领域的2亿多美元投资。《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提出，“应当通过对海量和复杂的数字资料进行收集、整理，从中获得真知灼见，以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17)。美国学者正在尝试通过电脑对互联网上的博客文章、议会演讲、新闻报道加以统计分析，从而展开趋势判断(18)。美国中情局已经使用大数据技术寻找恐怖分子的踪迹和监控社会情绪，因为在网络时代，任何团体或个人想策划涉及国家安全的活动，无论再隐秘总会在网上留下行为痕迹，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政府从浩如烟海的网络数据中迅速推算出哪些群体可能会对国家采取激进行动，从而及时采取预防措施。

　　 在大数据时代，征服对手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和隐蔽。作为信息技术大国，美国可以在大数据技术的协助下大幅度地改进它的战略决策能力，把软实力变成与硬实力一样能够致竞争对手于死地的“致命武器”。它可在外交决策中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和对战略对手的了解更为精准、更为详尽，真正做到对决策判断失误的“零容忍”。决策机构好比是不会犯人类错误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它对决策的每一步都精心推敲，使得自身无懈可击。

　　 二、外交决策模式转型及其技术变革

　　 中国外交决策的模式是历史形成的，它产生于战争年代，经历了中共从一个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当时整个世界陷入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之中，中共执政后追随苏联外交政策，作为东方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低下。当时中国的国际联系主要在苏联及其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展开。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形成了中国外交决策的机构设置和决策程序，它们带有政治领袖浓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工业社会早期的一些特点。毛泽东和周恩来直接参与了中国外交决策大战略的设计和政策推进过程。毛泽东具有宏大的战略思维，他对大国关系高度重视；周恩来做事缜密，考虑问题周到，他的名言“外交无小事”，被外事战线上的干部奉为圭臬。建国初期，中国的外事管理基本采用了准军事化方式。中国的第一批外交官很多是从部队抽调来的，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外交部还有一批是地下党出身或在军队中从事情报工作的，如王炳南、熊向晖等，而叶剑英更是他们中的领军人物。叶剑英曾在北京军调处工作，他带领熊向晖等人在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做了大量幕后协调工作(19)。外交部的几任部长基本上都有军队或地下党的背景，如陈毅、姬鹏飞、吴学谦和钱其琛。因此，那时外事纪律几乎与军事纪律是同一个概念。在外交决策依据方面，中共遵守毛泽东关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教诲，非常重视对国际环境的调研，以免因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出现决策错误。因此中国即使在财力、人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在驻外使馆设立了以调研为重任的相关机构，其任务就是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状况做深入调研和全面分析。他们的调研报告成为外交决策的一手依据(20)。从那时起，外交调研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传统。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外交开始了转型，抛弃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站队的外交路线。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按照是非曲直本身来处理对美、对苏关系。中国外交的转型为中国开拓了国际空间，结交了大量的国际朋友，其外交事务开始增加。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外交机构也开始扩张，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此时的中国外交带有明显的工业社会印记：专业分工细致，生产规模庞大。这个时候，中国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大幅度上升，国际影响力也急剧上涨。进入信息社会，那种带有工业社会化印记的外交决策模式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官僚机构膨胀，部门本位主义突出，机构之间缺乏协调；其次，决策数据仍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缺乏现代技术手段；第三，信息处理的水平不够突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情况掌握不够全面；第四，对外部环境感觉迟缓，危机反应缺乏敏锐度。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决策顶层缺乏协调机构；二是决策数据处理能力有限。尽管有很多机构参与外交决策数据的获取，但机构之间出于部门竞争利益考虑，往往缺乏沟通与协调。目前涉及外交事务和境外事务的机构日益增多，除了外交部、中联部和政法部门以外，还有商务部、国务院侨办、台办以及港澳办等。近来国家重视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多的机构涉及外交事务，如央行、发改委、外宣和文教等部门，甚至地方政府也卷入外交事务。这些部门之间缺乏通气，各自的信息数据不能共享，因而造成中国外交机制整体上的不协调。

　　 在决策数据处理方面，驻外使馆的政研室人员是获取外交决策第一手数据的主力。在过去信息量有限的年代，它们的工作尚能游刃有余，但在今天知识大爆炸时代他们却有点力不从心，因为存在很多限制。一是人力资源的限制。政研室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承担着繁重的任务，尤其是很多刚性的、应急的任务。例如，为了确保中国领导人对东道国访问的成功，整个使馆的职能部门包括政研室都要投入接待。政研室的任务就是为访问随时提供参考资料，从访问前的材料准备到访问后的文字总结。例如，1979年2月，邓小平访问美国8天，总共安排了76场各种活动(21)。使馆的外交官不仅要陪同，还有很多幕后工作要做，以保证每场活动不出任何差错。政研室人员难以有充裕的时间对东道国做全面深入的调研。二是外交官会受到东道国的一些政治限制。尽管外交官会享有一些外交豁免权，但由于其身份标识明显，东道国特别是关系比较疏远国家的政府会采取防范措施。三是受到国内政治情况变化的影响，政研室不得不经常调整调研重点，以满足国内的政治需要。例如，国内召开重要会议、举办重要国际活动和接待重要外国政要时，国内都会要求驻外使馆提供相关的参考资料。四是使馆有时会承担一些谈判任务或者应付突发危机，这些工作都需要政研室人员的积极配合，因而牵制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五是大国博弈局势复杂多变，较量的双方斗智斗勇，在某些关键时刻，东道国的强力部门极有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对外交官造成伤害。因此为了安全，驻外使馆本身对外交官的活动也有限制。六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东道国政情的信息来源变得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有时候比纸质媒体来得更快、更详细，而外交官出于信息安全的原因，对于外部网络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们主要依赖传统媒体获取有关东道国政情的主要信息。这种工作模式导致外交决策底层结构的数据流非常孱弱，外交决策高层根本无法全面实时地获取有关其他国家尤其是关键国家政情的精确信息，而外交官们调研报告的质量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从而造成外交决策高层对一些国家政治局势的误判(22)。

　　 为了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形势，提高外交决策效率，中国的外交决策模式需要机制转型和技术变革。成立国安委跨出了外交决策机制转型的关键一步，接下来与之相配套的是需要进行外交决策的技术变革。这种技术变革是科学发展观精神在外交决策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它将充分吸取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成果，将之应用于外交决策的实践，以此化解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冲击。一旦在外交决策领域引入大数据技术，人们会发现在大数据时代外交决策可以获得更多的机遇。

　　 机遇之一：大数据技术辅助决策高层在纯理性的环境下获得外交决策情势的完整图画，避免官僚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辅助决策者作出正确的形势评估和决策判断。在小数据时代，由于受到技术的限制，人们只能通过驻外使馆政研室及专家学者的个性化研究，只能通过样本抽样的方式选取整个决策环境画面中的个别细节。决策高层获得的只是随意性较大的、无法立即验证的碎片化数据。这样他们无法洞悉这些由各部门呈送的碎片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困境。决策高层只能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凭着个人的经验和智慧进行决策，许多决策的质量难以获得保证。在大数据时代，决策高层借助于大数据系统可以获得外交决策情势的完整图画。尽管画中的某些细节仍然模糊有待日后修补，但已经不妨碍决策的正确方向，因为决策者已经洞悉那些碎片化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些碎片化数据也可以迅速获得验证。

　　 机遇之二：大数据技术可以为外交决策部门和各个领域的专家团队打造一个共同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外交决策部门与高校科研机构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双方人员在大数据平台上充分交换信息、交流观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消除分歧、达成共识，以此提高外交决策相关机构的协同创新能力。例如，前些年中国为了扩大国际影响，实行“走出去”战略，其中“孔子学院”比较引人瞩目。截至2012年1月，全球已有358所孔子学院，另有500个孔子课堂，分布在105个国家和地区，其在国外引起了一些争议(23)。从教育部的角度看，“孔子学院”战略无疑是成功的，但从外交决策的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战略和做法需要客观评估。这种评估除了教育部门自身外，还应该由来自其他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官员借助大数据的平台共同参与，共同寻找争议的原因，探索改进的方法。

　　 机遇之三：大数据技术可以改善外交管理系统，提高预防危机的水平。如上所述，外交决策部门将很多时间花在日常外事管理上面，如政治高层互访、新闻发布会以及举办国际会议。这些领域最适合使用大数据技术，因为这些活动重复性多、可控性强、数据记录保留完整。例如高层访问，专家团队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对领导出访的整个路线和日程进行细化，事先模拟，设计各种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应变措施，并将这个过程通过三维动画在电脑上演示。预防危机的要点在于善于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精确判断博弈对手的下一步棋的落子点。在小数据时代，预测对手动向主要依靠个人情报和个人判断。在大数据时代，预测在大数据技术的配备下将大显身手。为此国际象棋大师与超级电脑的对弈提供了现成的案例。早在1997年，IBM公司制作了“深蓝”超级电脑与当时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进行六局对抗赛。前五局平手，“深蓝”在第六局只走19步就完胜卡斯帕罗夫(24)。原因在于“深蓝”每秒运算达到2亿步棋，穷尽人工能想到的所有概率。当然，国际形势远比国际象棋复杂，但在考虑对策时，使用大数据技术的一方会比对手视野更为开阔，细节更为深入，速度更为快捷。他很容易做出精确的形势判断，知道对方的下一步棋会落在哪里。

　　 三、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的运用

　　 表面上看，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的推广与运用属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却与体制有关。若要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中获得合理的运用，其前提就是要有一个制度的设计，可提供制度层面的保障。制度设计的目的和手段在于：充分认识到大数据时代的变化，尤其是在思维方面带来的全新变革，努力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贯穿于外交决策过程中。外交决策领域的相关部门，无论是直接部门还是相关部门都应设法向大数据系统靠拢，使其业务建立在大数据系统基础上。外交决策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地为大数据系统增添数据、更新数据、维护数据，指出数据系统的漏洞，修正库内数据的错误，指出容易忽视的数据盲区。在外交决策系统中，大数据是其赖以存在的技术基础，海量数据是外交决策所依赖的可再生资源，数据处理能力是外交决策机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此，决策部门应该全力支持和精心维护，其关键就是要提供制度保障。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把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上升为国家大战略的基础，这样才能把制度性障碍因素排除，保证大数据系统的全面性、稳定性、准确性以及纯洁度。

　　 在具体实施中，外交决策领域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协调各个部门的数据库，使之成为一个统一完备的大数据洪流中的支流。大数据系统的形成过程是与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社会的发展同步的。在信息社会初期，计算机技术尚处于D0S操作系统阶段，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已经启动，尤其是那些统计部门，如人口普查、人事档案、会计审计、户政管理、建筑设计、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学籍管理、气象预报、地震水文监测、环境监测以及医疗登记等。随着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和储存规模的扩大，计算机不仅能够处理数字，而且也能处理文字、图像、声音和视频资料，可以进行统计的数据类型也急剧增加。以提高管理质量、提高竞争力为目的而建立本部门数据库的机构成几何级数增长，其中有政府管理部门，更多的是企业单位。

　　 企业在互联网时代运用网络技术建立大数据系统方面遥遥领先，如谷歌、淘宝、沃尔玛和亚马逊等。当然，这些年政府部门在建立数据库方面也有巨大的进步，尤其是医院、交通和出入境等部门，它们的数据库不仅包括文字、图像，也包括视频资料。但在外交决策部门，数据库的建立与使用较为滞后，这个领域不可控因素太多，投入的成本太大。外交决策领域是面向整个世界，其需要处理的数据宛如浩瀚星空、无边大海，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是很难做到的。况且，外交决策部门基本上穷于应付日常工作和危机处理，它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去建立那些基础性的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和人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外交决策部门只能建立一些简单的数据库，如本系统内的人事档案、自动化办公以及外事日程管理等。

　　 实际上，从大外交的角度看，那些看来非外交部门建立的基础性数据库，却也是外交决策大数据库系统所需要的重要来源。中国的全球化和全球的中国化的趋势已经模糊了国家的边界，国内的很多数据是能够在外交决策中发挥作用的。从节省成本和追求数据的专业性看，国内不同部门的数据库资源非常宝贵，它们应该整合到一个大数据系统中去，以便为外交决策服务。出于官僚主义和部门主义的利益考虑，那些非外事管理的部门不一定愿意让其他部门分享它们的数据。这意味着外交决策部门若要建立大数据系统必须白手起家、另起炉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这不仅徒然增加决策成本，而且如果不把这些部门的数据库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大数据系统中去，整个国家可能会存在两套甚至多套数据，而外交决策层没有时间、精力或专门知识去辨别这些数据，从而造成外交决策数据基础的不稳定。因此，若要使大数据技术在外交决策领域得到运用，必须有制度层面的周到设计和可靠保证。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成立并开始运作，这就为外交决策领域建立大数据系统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安委有迫切的需要建构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并有足够的权威在大数据系统建构过程中对各部门进行协调。具体而言，国安委本身不会直接处理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的具体事务，但它掌控着大数据系统管理的最高权限。它在大数据系统的建设、调用、维护和安全方面承担着责任。大数据系统的日常管理则交给专业部门负责，这个专业部门应该是一个国安委授权的并对国安委负责的技术型机构。所有的数据只能经它审核之后才可以进入大数据系统，它也随时为国安委提供必需的数据支持。国安委的设立，使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拥有顶层的统筹协调机构成为可能。

　　 下一个问题是，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建设的切入点在哪里？具体的路径又是怎样？本文的构想是，从整合现有数据资源、建立特定的专业性数据库入手，通过非线性、分布式的方法打造一个统一的基础性数据库，从而形成一个大数据系统。

　　 整合现有数据资源的目的是节省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任何专业性数据库的建立需要大量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并在较长的运用过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修正数据、更新数据和添加数据。因此，在初始阶段外交决策大数据建设可以借用现存的数据库甚至包括商业性的数据库。外交决策面临的主要对象是由个体组成的人群，他们会经常流动，会留下行为轨迹。现有的政府管理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库中很可能保留了他们的统计资料。举例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很多个人信息保留在公安部门的数据库里，包括户籍、交通、治安、网络以及出入境等部门；教育部门的学籍管理及工作单位人事档案的数据库里也会有他们的个人资料。在大数据时代，无论在家上网、网上购物、网络社交、网络搜索，还是出门旅行、驾驶车辆，参加会议和接受采访，个人会处处留有“余香”。

　　 这些文字、图像和视频资料都会以数据的形式存储在各相关部门的数据库里。像公安部门、税务部门、电信公司、选举机构、信用卡机构、教育医疗机构、工商登记机构、会计审计机构以及股票、房地产交易机构都会完整地保存着个人的活动资料。当所有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一个人的总体风貌与运行轨迹。从其家庭背景和社交圈，可以判断某人的价值取向及知识结构；从其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可以分析某人的思想成熟度和处世风格。这些关于个人的基本数据正是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所需要的。一旦某个关键人物进入外交决策层的视野，他的相关资料能立刻从大数据库中调阅。从这个角度看，以前认为与外交决策领域不相干的那些部门的数据库，却是建构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所需要的宝贵资源。

　　 当然，这些散落在社会各地的数据不可能直接为外交决策服务，它们只是为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提供原料。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的建设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它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整合国内其他部门数据库，建立基础性的数据库；另一方面组织专业团队分别建立专业性的数据库，与基础性数据库共同形成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根据目前的形势，建立反恐数据库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对于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恐怖主义，它正在以“独狼”的方式开展活动，造成平民百姓的巨大伤亡。虽然反恐部门也有反恐数据库，但其数量规模以及分析手段却是有限和滞后的。没有整个国家全体相关部门的配合，反恐的有效性就会打折扣。而全体相关部门配合的共同平台就是决策数据系统。该系统不仅资料来源丰富多样，更新速度快，而且通过这个平台其他机构的人员尤其是高校科研系统研究人员也可以参与协同合作，从而大幅度提高反恐数据分析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除了反恐数据库外，其他领域也可建立若干个决策数据库。

　　 例如，外事管理也是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中国的崛起，外交事务的激增，如何高效地处理日趋增多的繁杂外事，使得外交决策层有更多的精力和思考空间关注于国家的长远战略，是外交决策亟待解决的课题。借鉴于成功企业的管理经验，在外事管理方面适当运用大数据技术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外事管理属于可控性较强的领域。虽说日常的外交事务非常繁忙，变数也多，但相对而言，外事管理系统的边界和规范还是比较清楚的，在此处大数据技术的优势可以得到发挥。外事管理工作的范围包括：中外公民的出入境访问；中外商务往来；中外高层互访；参加国际会议；举办国际会议；处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事务；参与外交谈判；拟定公报声明和文书；开展使领馆业务；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还有外交礼仪、外交调研、外交游说和地方外事等。这些外事工作如果没有大数据系统的统筹，可能会耗费外交决策部门的大部分精力，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官僚部门与利益集团博弈的领地。随着外交事务总量的暴增，外交决策部门容易陷入事务主义。但是，如果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外事管理，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它不仅使外事管理井井有条，决策部门还可运用数据分析发现更多的战略机遇。

　　 尼克松访华时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当时美国代表团住在上海锦江饭店，尼克松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而国务卿罗杰斯及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罗杰斯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不仅基辛格更靠近总统，而且13在西方是忌讳的数字。国务院的官员们正在埋怨时，周恩来总理登门造访，给足了面子，于是罗杰斯等也消了气。这当然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对外交细节的把握，目前很少有周恩来那样素质超群的政治家了，因此只能依靠大数据系统来发现外交事务中的漏洞并予以弥补。目前，决策高层外访、参加国际会议、接待外国政要和举办重要国际会议已经成为外交的主要内容，也是外事管理的主要任务。如果平时做好功课，通过公开渠道收集外围代表团成员的所有数据包括外国政要个人的所有数据，将它们输入大数据系统，那么外事管理将会变得轻松自如。这里有一个问题：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纳入关注范围的外国政要成千上万，如果要采集和储存其所有的数据，信息量必然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这个工作在信息社会初级阶段是难以完成的，但在今天超算和云计算的时代，这样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其他应用性较强的专门数据库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机添加，如边境管理数据库、高层访问数据库、外交谈判数据库、使馆领馆业务数据库、新闻发布会数据库和外交礼仪数据库等。与此同时，另一项工作也是大数据系统必不可少的，那就是建立基础性的、战略性的数据库。虽然整合国内其他部门现有的基础数据库是一个切入点，但它毕竟不是根据外交决策的特点而建立的，所以也需要新建一批特定的基础性数据库。此类数据库主要储备那些并非当前急用但长远来看是非常重要的数据信息。例如：周边地区数据库；大国资源数据库；海洋资源数据库；国外精英数据库；国外选民资料数据库；华人华侨数据库；全球气候数据库；全球智库数据库；国际组织数据库；国际会议数据库；海外利益数据库；对外援助数据库；能源安全数据库；核安全数据库；国际会议数据库；公共卫生数据库；银行信用卡数据库；贸易金融数据库；武器交易数据库，等等。这些数据库有些可以根据公开资料进行建设，有些可以直接通过商业渠道从国外购买。

　　 建设一个完备的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是一项工作量浩繁的巨大工程。如果按照传统的线性思维，按照小数据的建设方法，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采取分布式的计算方法，按照分工承包的原则，让更多的人力资源参与到建设过程中去，这样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才有可能建成。以建设周边地区数据库为例，外交部门人员虽然对周边地区的外交事务非常熟知，但超越了这一范围，他们就会遇到知识的瓶颈。他们可能对哈萨克斯坦的外交部门情况很了解，但他们对东哈萨克斯坦州长的情况就不会很清楚，而这个州长今后可能会被派驻中国大使馆担任公参。他们可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高层很熟悉，但他们对支配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的七大家族的财务状况茫然无知，更不知道这些家族的富二代正在欧洲学习，是未来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领袖的人选。这些情况边疆地区可能会知道，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因此在建设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时让地方参与进来，让这些被“闲置”的人力资源发挥作用，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此，在建设周边地区数据库时可考虑地方参与。比如，中亚地区由新疆负责；朝鲜半岛由吉林和山东负责；南亚地区由四川和西藏负责；远东地区由黑龙江负责；蒙古由内蒙负责；日本由上海负责；东盟由广西和云南负责；福建和广东负责台港澳地区；北京负责总体协调(27)。为了强调这项工作的战略意义，周边地区数据库建设采用一把手负责制，其负责协调本地区的智力资源参与数据库的建设与更新。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充分利用边疆地区与周边邻国官民、政商、族群和亲戚等多层次的密切关系，将地方层面的数据纳入大数据系统，进而弥补外交部门的数据盲区。

　　 大数据库建成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没有数据分析，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就没有方向，里面的数据只是一堆有待提炼的原料。数据分析的目的就是提炼数据的价值，找出事物的内在联系，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帮助管理者进行判断和决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数据分析法。在小数据时代，对数据的精确性有严格的要求，因此限于能力，一般只能采用随机样本分析。常用的方法有对比分析法、因子分析、综合运用频率和百分数统计、矩阵分析和回归分析等。但在大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的分析方法已经失去意义。面对海量的数据，人们对数据的精确性要求大为降低，数据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建立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它关注“是什么”而不是“为什么”。

　　 谷歌公司有过成功的案例。谷歌曾经通过观察人们在网上的搜索记录预测到美国冬季流感的爆发，还可以具体到特定的地区和州。谷歌服务器里储存着天文数字般的搜索指令，它抽出5000万条美国人最频繁检索的词条和美国疾控中心在2003年至2008年间季节性流感传播时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并建立了数学模型。然后谷歌将其中的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放进特定的数学模型，结果做出了比疾控中心还及时准确的流感预测(26)。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美国交通事故的降低。美国在1966年有9400万辆汽车，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达5万人。2009年，美国汽车数量高达2.4亿辆，但交通死亡人数却降至3万人。原因是，美国交通部门经过数据分析，找出了事故高发的日期段、时间段和年龄段，并发现有些州没有查安全带也是重要原因，因此采取了针对性的整改措施，大幅度降低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概率(27)。沃尔玛的经典案例经常被人引用。沃尔玛决策部门通过销售数据分析发现，每个周末啤酒和尿布的销售成正比例增长，原因在于，每到周末女人会在家做家务，男人则出门购物，会买尿布，这时候男人趁机买点啤酒犒劳自己，于是啤酒和尿布就同步增长。这就是数据分析的魅力所在。

　　 当然，由于外交决策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它所面对的并非普通大众，而是社会精英，因此它的数据库与那些面向消费大众的商业性数据库还是有差别的。外交决策的数据库不会收集所有民众的信息，而是收集那些与外交决策相关的社会精英的数据。与小数据时代不同的是，在大数据时代，关于社会精英的数据不再是随机样本，而是以分布式的方法同步建立相关社会精英的个人数据库，这些个人数据库里将储存着社会精英的所有信息资料。当这些个人数据库汇集成一个巨大的数据网络时就变成了大数据系统。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又根据数据分析的方法切割成各具特色的子系统，如以收集特定对象所有数据为主的静态系统，或以跟踪事物发展动向为主的动态系统。尽管中国是大国，财力物力和智力资源的基础十分雄厚，但在选取特定对象时不能面面俱到，而应选取最重要、最相关的对象建立数据分析系统。

　　 对中国来说，美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可先考虑建立面向美国决策个体的外交决策静态数据系统，以此为样板，推广到其他国家。美国外交决策高层一般也就在1000人左右，包括536名国会议员。与对华决策相关的人员主要由国安会、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官员构成，这个名单不会超过100人。对外交决策层来说，了解这些对华决策官员的信息尤为重要。因此，大数据系统可从建立这些决策个体的数据库入手，层层切入、逐步完善。在这个决策个体数据库里面，储存着他们个人所有的数据，包括家庭、家族和家乡的背景资料、教育、社交、工作和从政生涯的背景资料，包括价值与利益取向、心理性格特征、健康状况、思维习惯、行为特点以及纳税申报状况的信息数据。在信息社会获取这些数据并非难事，基本上可以从公开渠道获得，如大众媒体、社交网络、学校医院、警察局和法院、图书档案馆、股票及房地产交易所、工商注册和选民登记机构、通讯公司、商业网站和公关公司等。另外可以考虑建立美国对华决策文本数据库，包括历届美国总统对华政策及其相关外交政策的文本；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历届美国国安会与国务院对华政策文本(为了避免与总统政策文本重叠，主要收集层级较低的数据)；历届美国两党对华政策的公开辩论与党内文件；美国其他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文本。两大静态数据系统建立后，在此基础上建立动态数据库，追踪采集决策个体每日的行动踪影和行为轨迹，包括他会客的对象、接受采访的谈话、参加的重要会议、访问的地方、撰写的文章电邮以及批阅的文件等。这些数据可以通过机器人从网上抓取，然后经过编程自动进入大数据系统。各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根据大数据系统的数据，对这些决策个体进行会诊，探究其对华决策的境遇，了解其在对华决策中的作用与立场。

　　 总之，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建设应该立足于当下，着眼于未来。无论未来信息技术发展趋势如何，数据仍然是最重要的基础。大数据技术如果与其他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数学建模、模拟技术、全球定位、地理信息技术、遥感技术和传感技术等技术相结合，定能让外交决策在新形势下如虎添翼，效率倍增。大数据系统建成之后，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各种新型决策技术就有可能实现。如外交决策数据的“私人定制”。现在决策高层定期更换，新上任的领导在长年累月的磨砺中形成了自己的决策风格和知识结构，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外交领域并非是行家。即使是外交部门出身的决策高层，也不可能样样精通，总有自己的知识短板。为了让他们尽快熟知外交决策环境，以便节省时间、提高决策效率，可适当运用大数据技术为其量体裁衣，定制外交数据。这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在信息行业，许多软件记录了用户的个性使用习惯，便于软件智能识别，提高运行速度。例如，搜狗输入可以让用户建立个人的打字词库，扩大词汇联想；金山快盘可以让用户拥有私有云，保存私密性的档案资料。这些公司的方法很简单，只要通过电邮注册个人账号，计算机软件就能记录和辨别用户的行为习惯，甚至还会提供智能性的建议。因此，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外交决策智能软件，犹如为决策高层配备了一个“外事秘书”，它记录了领导的行为方式，能够及时弥补领导的专业知识缺陷，能够准确无误地提供外交决策的数据尤其是那些常识性的数据。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这个“外事秘书”越来越熟悉领导的行为方式或思维习惯，因而有可能提出一些具有高级智能的建议。此外，这个“外事秘书”自身也在不断学习，不停地知识更新。它还会与其他机器人“专家学者”交换信息，补充自己的专业知识。

　　 又如，外交官的经验知识是在长期的外交生涯中积累而成的，有些经验知识是不可重复的。他们还在复杂多变的外交环境中形成了一张宝贵的人际关系网。这些经验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随着外交官的退休或离任而可能会消失。为了留住这些重要的、个性化十足的外交决策数据，可及时地将这些外交官的个性数据变成数据库，并入外交决策的大数据系统，让整个外交决策部门的人员共享。外交数据的“私人定制”也可以运用于竞争国家的决策关键人物。当面向决策个体的外交决策大数据系统建成之后，接着可依托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和病理学等众多学科对相关人物的“私人数据”进行数学建模，解读这些决策关键人物的行为方式和思维习惯，真正做到千里之外，知彼知己，进而提高外交决策的质量，促使粗放型外交向精致型外交转换，提高国家决策能力。

　　 结论

　　 我们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文明日新月异，给整个社会的工作、生活和思维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能够迅速适应信息社会的形势变化，主动实行外交决策模式转型的国家必定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大数据时代是信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大数据技术集成了其他信息技术的最新成果，是当下信息社会的基础与根本。只有在大数据技术的协助下，数据才能成为国家宝贵的战略资源。在外交决策领域里运用大数据技术，其目的就是将无处不在的数据经过挖掘分析变成一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使其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注释：

　　 ①早期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主要在战争领域引入统计学的方法，比较有影响的学者是莱维斯•理查森。他通过统计方法研究战争爆发与军备竞赛和政府决策过程等一列因素之间的关联，试图找出战争爆发的原因。奥利•霍尔斯蒂等人也曾运用数据统计分析方法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层之间的信息交流。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310、359、624—625页。

　　 ②20年前，笔者使用的一台486电脑，其时钟频率为50MHz，内存8M，硬盘420M，软驱1.44M，显示屏黑白14寸，网速14.4K，价格12000元。当时花了一个多小时才上了白宫的主页。今天笔者从网上购买了一台24寸电脑一体机，其时钟频率为3GHz，内存4G，硬盘500G，价格2500元。另有移动硬盘1TB，优盘32G。目前上海很多小区使用光纤上网，其网速为每秒21M。这在20年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③牛津大学教授维克托•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提出，大数据时代给公共卫生、商业和管理等领域带来了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思维变革。在大数据时代，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知名IT评论人谢文指出：“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许多科学门类都会发生巨大甚至是本质上的变化和发展，将影响人类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参见［英］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扬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参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⑤［美］阿尔文•托夫勒：《力量的转移》，刘炳章等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⑥无线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简称RFID)是一种通信技术，主要由电子标签(tag)、阅读器和数据交换与管理系统三大部分组成，其应用范围很广，如：图书馆，门禁系统，食品安全溯源等。意大利最著名的奢侈品品牌店普拉达在纽约的旗舰店中每件衣服上都有RFID码。每当一个顾客拿起一件普拉达进试衣间，RFID会被自动识别。同时，数据会传至普拉达总部。每一件衣服在哪个城市、哪个旗舰店以及什么时间被拿进试衣间、停留多长时间，数据都被存储起来加以分析。参见孕峰《看奢侈品Prada如何利用物联网》，http://www.domarketing.org/html/2013/luxury0714/9817.html。

　　 ⑦为规范和推动智慧城市的健康发展，构筑创新2.0时代的城市新形态，引领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之路，住房城乡建设部启动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目前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已达193个。2013年1月23日笔者曾经执笔完成农工党普陀区委的课题《关于加快推进普陀区智慧城市建设的调研报告》。参见上海市普陀区政协网站，http://www.ptzx.gov.cn。

　　 ⑧［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

　　 ⑨邬贺铨：《大数据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求是》2013年第4期。

　　 ⑩［英］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72页。

　　 (11)［美］阿比•塔尔沃卡尔：《应对数据激增的三大挑战》，《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2年第10期。

　　 (12)数据一般用计算机存储单位表示。比特(byte即字节)是最小的存储单位，大数据的入门级为拍字节，所以也有人称大数据时代为拍字节时代。数据存储单位依次表示为：字节(B)、千字节(KB)、兆字节(MB)、吉字节(GB)、太字节(TB)、拍字节(PB)、艾字节(EB)、泽它字节(zB)、尧它字节(YB)，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KB＝1024B，1MB＝1024KB，1GB＝1024MB，1024GB＝1TB；1024TB＝1PB；1024PB＝1EB；1024EB＝1ZB；1024ZB＝YB。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2193_611376/。

　　 (14)焦世新：《中国融入国际机制的历史进程与内外动力》，《现代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1期。

　　 (15)参见http://wenku.baidu.com/view/c613fb4bcf84b9d528eg7a0e.html。

　　 (16)战后确实发生过大国侵略弱小国家、推翻其政府的案例，例如美国入侵越南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美苏两国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谴责，成为它们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17)(18)陈一鸣：《美国政府以国家战略应对大数据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2月28日。

　　 (19)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2页。

　　 (20)驻外使馆承担调研任务的相关机构有的国家一般归在政治处，如像美俄这样的大国，则单独设立研究室。关于驻外使馆调研机构的任务，中国驻哥德堡总领馆的网站是这样描述的：“首先重要的便是关于驻在国的基本情况，该国的地理、人口、民族、历史、政治体制、政治形势、外交、军事、经济、资源、文化、科技、人民生活等方面；其次是两国关系，其发展过程、历史演变、当前状况、政军经文各领域来往详情，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其他材料，诸如领导人即将访问的地点的介绍，即将参观的机构的情况说明，即将会见的人物的背景材料；以及可能会有被使用机会的、适应于各个场合的发言稿”。参见http://gothenburg.china-consulate. org/chn/ztlm/gtbfyth/dsghwjg/zgzwcjcs/t217890.htm。

　　 (21)参见中国驻哥德堡总领馆网站，http://gothenburg.china-consulate.org。

　　 (22)过去我们有这方面的教训，如在对伊朗革命、越柬战争、李登辉访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下台、萨达姆和卡扎菲被推翻等事件上，都有过判断失误。

　　 (23)于东兴：《“特罗伊木马”还是“有朋自远方来”——试论孔子学院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融合的意义与挑战》，《教育教学论坛》2012年第27期。

　　 (24)参见新浪新闻报道，http://tech.sina.com.cn/d/2011-01-12/15295087003.shtml。另据《科技日报》报道，IBM研制的超级电脑“沃森”，不仅可以帮助医生提高诊疗的准确性，甚至能够使用自然语言来回答问题，具备了既能以正方也能以反方参加辩论的能力。“沃森”仅用45秒，浏览了400万篇维基百科文章、选取十大最相关主题文章并扫描其中3000个句子，继而检测辩护所需要的声明，评估正方与反方的对立性，构建成演讲，在辩论赛中完胜人类选手，参见http://www.qstheory.cn/kj/ywcz/201405/t20140507_346726.htm。

　　 (25)这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而作的一个简单假设，具体操作应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26)［英］维克多•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7)参见汪洋《汪洋谈大数据》，《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4年第3期。